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8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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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调整体制，使之更好地适应中国的需要，这些需要是他们凭直觉
所认定的。1957年，他们做了一些减少过度集中的尝试，措施是放
松对某些私人市场的控制以及将一些决策权下放到省和省以下的机
构。1958和1959年，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样的激动人心的尝
试。1960年大跃进失败后，他们又回到集中计划上，同时加强市场
作用、提高个人积极性，这特别体现在农业上，在一定程度上也体
现在工业上。
在50年代后半期的大多数时间中，那些后来被冠以“左”和“右”
或“激进主义的”和“实用主义的”东西之间的界限，尚未清楚地
划分出来。一方面，有些领导人，如陈云，亲自过问经济事务；而
另一方面，毛泽东和多数党的高级领导人关心的则是在政治上巩固
革命成果。由于争论的主要问题，如合作化的速度问题，既涉及政
治，也涉及经济，因而，百姓们所关心的与高级官员们所关心的，
有时却也一致。但是，毛本人对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并不特别在意。
他在1956年的讲话《论十大关系》，或许与其说是试图深刻地阐明
他个人的主张，毋宁说是集体创作，只是署了他的大名，以使文章
更具权威。
后来，在1958年，毛亲自介入经济决策之中，对随后20年产
生了深远影响。用毛本人的话来说：
去年八月（1958）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对工业计划一点
不懂……但是，同志们，1958年，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责任在别
人，……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①
如前一段话所示，毛在1958和1959年不仅介入经济决策，还
将这种做法的基础建立在他对经济发展相当朴素的理解之上。事实
上，大跃进的尝试，更多地是政治理想，而不是某个人的经济概念
的产物。大跃进是一场很长的群众运动，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促
使中国迅速地跨入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关键的投入是人的努力——
在土高炉中生产钢材的努力，为灌溉华北干燥的土地而搬移了数百
万吨土石的努力。
对这场群众运动之后的灾难性后果的完善分析，将在本章其他
地方加以讨论。这里，相关的重要方面是，领导层诸位成员对这场
灾难的性质得出了迥然相异的结论。由于1959—1961年间气候的恶
化，更由于1960年苏联决定从中国撤走技术专家，对已发生的这些
事实进行分析，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了。因此，那些与毛看法相同的
人便会辩解说，大跃进的基本思想并非不正确，只是因为贯彻得不
力、时运不济以及苏联背信弃义，才导致了暂时的失败；而另外一
些领导人则持异议，他们认为，正是大跃进的观念才是这场灾难的
主要根源。
60年代初期，由于人们一致认为恢复工作是当务之急，因此，
这些观点上的分歧，对经济政策只产生了有限的影响。但到1962年，
由于毛反对农村责任制，认为它破坏了农业合作化经济，这时，意
见不同的争执的迹象才显露出来。责任制最极端的形式，实际已被
阻止并予以否定，直到80年代，它们才再度出现。然而，除了那些
遏制放弃合作化的做法的努力之外，毛还把注意力转投到他认为是
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即存在于绝大多数人民（包括许多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人）中的那些尚未更新的价值观和态度。其结果首先是改革
军队的尝试，接着，又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如果毛在60年代初期也花些时间反思或琢磨一下他的经济发展
思想，这种结果便几乎不会出现。在毛那个时期的讲话中，除了最
能导致这种结果的内容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方面的内容。与毛
观点相近的那些人也没能及时从大跃进中吸取精华，去除糟粕，进
而制定一个经济发展战略。
所以，当1965—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之时，对那些想要提出
一个更激进的新经济路线的人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指导方针可言。
60年代初所做的增进财政指标和财政管理的作用的尝试，被攻击为
“利润挂帅”，而作为财政管理首倡者的孙冶方，也遭到贬斥。但
除了大跃进的试验之外，人们几乎提不出任何经济战略，以取代在
刘少奇和邓小平领导下制定的政策。不过，也没有一个人希望重蹈
大跃进之覆辙。
因此，自1966年以来所贯彻的政策，就是自50年代以来提出
的并在60年代初期加以修改的并加进了1958—1959年间大跃进方
式的某些部分的那些政策。关于这个战略的性质，无需阅读那些左
倾或右倾的领导人的言论，只要仔细分析一下此后10年的经济工作
的实际情况，人们便可充分地了解。领导人中没人力图明确地表述
一种战略，这或许是由于日复一日地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行动在政治
上才会更稳妥的缘故。可是，尽管所制订的政策只不过是出于短期
考虑而产生的，但时间久了，它们便会汇成一种长期的战略。
①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23日，见S。施拉姆编：《毛泽东同人民
的谈 话》，第142—143页。
经济混乱（1966—1969年）
然而，在把目光转向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发展战略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论
及这个观点，即在这个时期，由于全国始终处于混乱状态，中国根本就没有一个
前后一致的战略。当然，政治往往是混乱的，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政治是否
经常波及到经济，导致工作的中止和更糟糕的情况。
文化大革命时期工业产量指数
表 8 （以1966年为100）
重要数据是本文分析的基础，列于表8、表9和表10之中。这些表格所提
供的信息既清楚，又连贯。首先，混乱的状况只限于1967、1968和1969年三年。
而工业和运输业也只是在1967和1968年才面临巨大的困难。到1969年，很多
工业已达到并超过1966年的最高水平。而且，即使在混乱的年度中，工业产量
与“正常的”1965年相比，水平往往也没有下降得很厉害，何况还远远超过1962
年萧条时期的数字。尽管各个省份的混乱程度不尽相同，但绝大多数在1967和
1968年两年中都经历了严重的混乱。在这个格局中，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上
海，这里的工业生产只在1967年一年中遭到较大程度的破坏。到1968年，上海
的工业恢复并超过了1966年前的最高水平。①由于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领袖们的
基地，他们如果搞了一套更具试验性和潜在破坏力很大的经济政策，便不会成为
意料之外的事情了。不过，我们对上海在1966—1976年间的经济情况一麟半爪
的了解告诉我们，上海情况与中国其他地区极其相似。在此期间，上海总的工业
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65和1978年间为8。3％对10。2％），而这样的结
果是从50年代开始的那个政策的体现，其目的是将工业从沿海地区迁移开。
表9 文化大革命时期农业产量和投入
全国的农业与工业相比，所受的影响要小一些。1968和1969年，粮食产量
下降；1969和1970年，棉花产量也下降。猪的头数（通常能从中反映出自留地
和自由市场情况）在1968和1969年也明显地下降了。农业产量下降，部分是由
气候恶化造成的，但1968年的主要问题是，化肥严重不足，其供应量下降了30
％多。1966至1968年，化肥的进口量增加了65％，弥补了国内化肥生产的急剧
下降，否则的话，化肥短缺的情况就会更加严重。这时，有人担负起责任，以确
保农民至少不会由于工业遭到破坏而损失惨重。
表10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运输业和商业
到1970年，工农业不仅恢复到而且超过了1966年或1967年所达到的最高
水平，长期以来一直贯彻的方针也恢复了。简言之，工人的罢工、工人与红卫兵
的冲突，用铁路运输将红卫兵带往全国各地串联的做法，只使中国产量下降了两
年，仅仅如此而已，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而在较长的时期里，出于害怕政治报
复，中国的计划制定者们遇到新问题和新机会时，应变能力受到严重的压抑，尽
管这些压制因素所造成的困难在70年代后期才充分显示出来。对此，我们将在
以下部分进行系统的论述。总的来说，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1966—1970年），
国民生产总产量的年均增长率为6％。①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与大跃进造成的破坏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大跃
进之后，粮食产量下降了26％，棉花产量也与1958年的最高产量相差38％。②
1961年，私人农业活动事实上被消灭之后，生猪的头数仅是1957年最高水平的
52％。
关于大跃进及以后的灾难期的工业数据，解释起来较为棘手。不管怎么说，
1961—1962年这段时间的工业总产量显然要比1958—1959年间的最高产量低。
由于物价上涨，也由于数据完全被歪曲，1958—1959年的最高产量被夸大了。
另外，尽管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总产量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业总产量处于同
一水平，然而，如果大跃进没发生的活，仅凭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便开始兴
建的工厂和设备，1958和1959年的工业产量也会迅速提高的。此外，苏联于1958
和1959年还出借和提供了许多成套的工厂，因此，60年代初期，工业产量本应
不断地迅速增长。但事实却是，工业产量在1961和1962年急剧下降，最早到
1965年才完全恢复。③当然，苏联在发出通知后仅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便撤走了技
术援助，这多多少少地减缓了恢复的速度。
从许多方面看，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的程度，最好通过下一节的
表14和表15对有关投资生产比（资本—产量的比率）的数据进行比较就可看出。
这些数据表明，巨额的投资仅带来了产量的有限增长，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增长。
整个1958—1965年的国民收入增长率还不到1966—1978年的一半，而在前一时
期的投资水平高出后一时期的一倍。简言之，大跃进是一场代价极高的灾难。而
文化大革命在其高峰期（1967—1968年）的干扰虽是严重的，但基本上是短暂
的，是大多数国家都不时经过的。
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并不是红卫兵年代的无秩序造成的，而是长
期追求一个独特的发展战略并由此战略而产生的计划和管理的质量所致。因此，
要解决这个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不能仅凭用军队平息红卫兵的办法，
而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战略，但中国的计划制定者在10年之后才充分认识到这一
点。
① 1966—1970年间的地区数据必须根据分散的材料重新整理。这里的说法是以R。迈克尔菲尔德、尼古
拉斯拉迪和约翰菲利普埃默森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诸省工业总产值的重新整理（1949—1973）》一
书中的数据为基础的。
① 例如，被视为农产品中最重要部分的粮食的产量，1966—1970年年均增长率为4％。而能直 接反映出
工业部门情况的发电量，在1971年超过1965年71％，这说明五年之中年均增长 率为11％。
② 有关农业的数据，全部来自《中国农业年鉴》（1980），第34—36、38页。
③ 作为这些论述的基础的工业方面的材料，出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 225 —231页。
工业发展战略（1966—1976年）
中国基本的工业发展战略，是在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提出的。
苏联的现代化工业部门是突击建成的，受此经验鼓舞，中国希望从更落后的工业
基础上取得同样的变化。这个进程的最初几个阶段在《剑桥中国史》第14卷中
有所论述。这里的问题在于，文化大革命是否改变了这个战略。文化大革命是否
导致了部门重点的转移——例如，从重工业转为其他部门？
对这些问题简明的回答是“否”；50年代制定的基本的工业战略，在整个
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始终没有废弃。事实上，1979年之前，方针并未发生
什么重大的变化，而其他方面的变化在1977年就已出现了。这种政策上的连续
性，究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计划制定者有意造成的，还是由于他们的工作停
滞而导致的结果？思索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