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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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究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计划制定者有意造成的，还是由于他们的工作停
滞而导致的结果？思索一下这个问题还是饶有趣味的。有些外界的观察家走得过
远，认为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几乎没有什么计划存在；但是，表11的数
据却表明，计划还是有的，而且除了遭到严重破坏的那几年外，这些计划与经济
成就还是有一定联系的。鉴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府，尤其是计划制定者们软弱
无力，下面的解释是合乎情理的：虽有计划，但因为计划制定者瘫痪了，所以不
可能认真考虑发展重点的变化。如果大多数新观念会受到攻击，那么，最稳妥的
办法就是，以前怎么做，现在仍如法炮制。
计划指标的实现情况
　　表11　　　　　　　　　　（作为计划指标百分比的实际产量）
　　　
　　由于在60年代后期，许多高层的经济领导人要么受到清洗，要么至少从人
们的视野中消失，而他们的再度出山则往往是多年之后的事了，这个事实使人们
愈加注意平时的谨小慎微。据估计，在316名最高层经济官员中，可以肯定的是
约有1/3受到清洗，而仅有1/4的人仍在公共场合露面，或以其他方式表明他们
仍在其位。况且，官职越高，受到清洗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主管经济的各部委的运行情况，我们仍有必要写一部有
深度的历史，但本章没有余地做此努力。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政府经济机构失
去了经验丰富的领导。如果还有一些富有经验的人可以取代那些领导的话，这些
人也差不多不属于在政治上支持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的行列。在主管经济的各部
委中，有1/10仍被保留下来，他们力所能及地继续开展工作。如果面临重大变
化但缺乏强有力的领导的话，最稳妥、也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在决定生产什么、
在什么地方投资等事情上，继续按先前的路子走。
　　我们说下级经济管理官员维持了经济体制的运转，如果我们的看法是正确
的，那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1971年林彪死亡对经济工作影响甚微。在1972和
1973年中，绝大多数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所增长，基本建设的投资也保持在高
于1966—1969年的平均水平之上。即使在1972年严重的旱灾造成粮食减产的情
况下，农业收成也稍有增长。在1974和1976年，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有所下降，
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钢和机床；但是能源及其他多种产品的产量，即使在政治动乱
的年月中，仍有所增长。因此，即使像1976年——那年，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
去世，还发生了唐山大地震——那样一整年处于混乱状况，也不会对经济工作产
生持续的影响，其影响的程度与1967—1968年的情况相当，比大跃进的影响程
度还要低。
　　中国的计划制定者始终如一遵循的是怎样的一种工业战略呢？它的核心思
想很简单，可以在不破坏其真实性的情况下，用规范的数学模式描绘出来。这一
模式是由苏联和印度的经济学家各自独立发展来的，因此，这个模式通常因其名
而被称为费尔德曼—马哈拉诺比斯模式。这个模式提出了几个重要的假设。①在
这里，我们将不完全展开这个模式，但必须得描述一下，因为，无论如何，中国
的计划制定者与他们的苏联同行一样，都毫无保留地在同样的原则下实行管理。
　　这个模式的关键在于这样一种信念：计划制定者面临的最重要的抉择是，对
生产资料进行投资，还是对消费品进行投资？也就是说，对那些诸如机械和电力
之类能用来制造出其他产品的项目进行投资，还是对那些诸如服装和食品之类能
用于消费的项目进行投资？如果要揭示出这个抉择的深刻意义的话，下列两个假
设都是不可或缺的：
　　1。资本—产量的比率是一定的：就是说，一定的投资量每年都造成产量同样
的增长。
　　2。对外贸易与经济规模和总投资的规模关系甚小：如果对外贸易与投资关系
甚大，计划制定者就会对消费工业进行投资，然后再出口这些产品，换取生产资
料。如果对外贸易与投资关系甚小，这些生产资料就必须在国内制造，否则这个
国家将短缺造新厂和新设备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经济增长将停顿下来。
　　如果这些假设成立的话，那么，顺理成章的是，对生产资料的投资额越大，
经济增长就越快。对生产资料的投资额要是提高了，消费便会在短期内遭受损失；
但长远来看，消费也将增长得更快，并且最终会超过首先向消费投入更多资本所
能达到的水平。计划制定者不会把最多的投资投向生产资料的唯一的理由是，短
期内消费太低将导致人民挨饿（甚至造反）。
　　对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而言，这个模式中的关键假设是否正确呢？例如，
低下的对外贸易比率或封闭的经济的假设，还是十分接近实际情况的。中国对外
贸易和国民收入的数据见表12。70年代后期以前，进口额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
比，通常在5％和7％之间上下波动。如果进口的都是需要投资的产品，那么，
鉴于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的投资达到国民收入的30％，中国将近20％的投资
产品仍需向外国购买。①而全部需要投资的产品的4/5仅须中国自产。其实，进
口的1/3以上的东西，既是消费品，也是介于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之间的中性产品，
仅有相当于国民收入3％的需要投资产品要进口。②
　　对外贸易所占比率很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幅员辽阔，而在某种程
度上说，这是由审慎的政策选择造成的。出于人们一知半解的原因，人口众多的
国家的贸易量要比小国低一些（占国民生产量比例而言）。例如，60年代中期，
印度的进口总额相当于其国民生产量的6％，日本是9％。与之相反，较小的国
家，如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进口率则分别为41％和20％。③
　　但是，如果人们对1977和1979年政策的变化及其后果进行讨论的话，就会
清楚地看到，如果中国的计划制定者愿意的话，中国的贸易率将会更多。然而，
中国的计划制定者却同他们的苏联同行一样，制定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对外贸
的依赖的政策，这一政策不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存在，在50年代就已开始实行。
如表12中的数据所示，外贸比率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起伏不定，找不出一
个清晰可辨的趋向。由于严重的混乱造成的直接恶果以及1959—1961年的收成
不佳，60年代初和1967—1970年这两个时期的进口率处于最低水平。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反对盲目依赖国外产品和技术的言论，在当时有什
么样的影响呢？在60年代后期，钢、铜、化肥及其他许多东西的进口达历史最
高水平。粮食和其他消费品进口下降，但这主要是国内收成较好使然。机械和设
备的进口在1968和
　　表12　　　　　　　　　　　　　　　　　　　　　　　外　贸　比　率
　　　
　　1969年中骤然下降，可能部分是由于“左”派敌视国外技术的缘故，而1967
和1968年工业遭到的全面破坏可能也是一个因素。①总的来说，1966—1970年
总进口额的票面价值，与1953—1957年大体相当；从票面价值来看，1971—1975
年的进口额几乎超过1953—1957年水平一倍以上。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和国民
收入的实际增长，1966—1970年的外贸率就大大低于1953—1957年的水平了，
而直到1975年才恢复到先前的水平。简言之，即使在外贸方面，文化大革命时
期依然保持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制定的封闭的经济战略，而没有偏离丝毫。
　　表13　　　　　　　　　　　　　　　　　　　　　　部门基本建设投资（以％计）
　　　
　　在封闭经济的条件下，中国与早先的苏联一样；遵循着费尔德曼—马哈拉诺
比斯模式中阐述的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则。最大的投资被引到生产资料部门，而没
引向能生产出更多消费品的工厂。在表13中，项目的分类不甚精确，但基本信
息还是清楚的。全部投资的3/4用来制造机器，目的是要制造更多的机器，或用
来进行该部门的基础建设。1963—1965年的生产资料投资额下降，但这更多地
是由于1959—1961年的危机后恢复工作的需要造成的，而不是因为长期战略发
生了什么变化。在现有的工厂尚未得到充分利用而人民仅能勉强满足他们最低生
存需求的情况下，把大宗资金投入新型的重工业工厂是没什么意义的。恢复时期
结束后，投向生产资料的资金就一下子回到了大跃进时期的水平。
　　根据费尔德曼—马哈拉诺比斯模式，这条战略（它就是根据费—马模式制订
的）不仅在国民收入和生产资料工业方面，而且在消费品和人民生活水准方面，
都造成一个高速发展。实际上，这个模式提出的唯一正确的预测是，投资率将随
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提高。国民收入增长率不提高，投资率便会下降，消费增长
率也将随之下降。有关消费情况的数据将在以后提到，而当务之急是解释为什么
没有出现中国的计划制定者所期望的、上述模式所预测的那些结果。
　　情况往往就是这样，模式本身是不错的，但这个模式发生作用的那些假设在
中国是没有根据的。最大的错误在于资本—产量比率固定不变的假设——一定的
投资水平每年将造成相同的生产水平。而事实上，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
中国的资本—产量比率开始逐渐上升，而既定的投资水平造成的产量增长却越来
越小。
　　提出这种观点所依据的材料是不够充分的，但表14和表15中却列举了一些
相关的数据。表14的统计数据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产出比率，但在这些
工业中，这些比率所发生作用的情况应与实际资本—产出的比率大体相当。表
14中所列各部分，占全部基础建设投资和绝大多数与生产资料部门相关的投资
的60％。
　　表14　　　　　　　　　　　　　　　　　　重点工业的投资—产量比率
　　　
　　　
　　表15　　　　　　　　　　　　　　　　　　　　　边际资本—产出比率
　　　
　　这些比率说明了什么呢？在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期间，生产
一千瓦小时的电所需投资，是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期间所需投资
的三倍；生产一吨钢所需投资近乎于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所需投资的两倍；每吨
运输公里所需投资超过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所需投资的40％。从资本投下到开
始生产需要一段时间。对此间隔时间长短有不同假设。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外，不
同的假设将改变这些结果，但并不改变全部结论。①就付出的资本而言，中国所
得到的收益越来越少。表15反映了全国范围内所受到的影响。
　　我们在本章后面将对资本—产出比率高速增长的原因进行探讨。工人物质刺
激的减少和计划不当，只是一部分原因。可以在条件更差的地方开发新油田，也
可以在地形条件极差的地方修建新铁路。但无论如何，国民收入增长率明显地下
降了，而由于投资率提高，消费资金几乎没有什么可增长的了。
实际和名义工资与农村集体收入
　　表16　　　　　　　　　　　　　　　　　　（每年以元为单位）
　　　
　　国防开支迅速增加，也使60年代后期的消费额进一步压缩；据西方的估计，
国防开支在1965年为240亿元，1971年增至400多亿元。如果这些开支大部分
投入到军备生产的话，它的增长也将促进资本—产出比率的提高。不管是什么情
况，林彪的倒台使国防开支增长到了头。1972年军费预算减少了几十亿元；到
1979年中国打入越南，军费预算一直稳定在400亿元左右。
　　从表16的工资和农业收入的数据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消费方面的一些情况。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实际工资几乎没有增长。农村集体的
收入每年都在增长，但增长率仅为平均2％以下。由于就业工人在家庭成员中的
比率增大，城市的收入实际上也有所增长。总而言之，在1957至1978年间，国
民消费量在人口增长率为2％的情况下，以每年年均4。5％和人均2。5％的比率
增长着。①年均2。5％的增长率，将使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每28年翻上一番；
与美英19世纪的水准相比，这个成就不可谓不很重大。但年均增长2。5％距年
均增长5％的承诺相差甚远，后者似乎是中国参考50年代苏联的增长模式提出
的。5％的增长率，将使人均消费量在1952至1980年之间提高4倍，实际工资
也将走出停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