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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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有600万吨钢用于农机设备的生产，机械化很快就可以实现。②
到7月，他终于认识到土高炉是一种鲁莽的冒险行为，他应该对此
负责。③不过，经济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间表虽然很快朝着更加现
实的方向作了修改，但是，经济高速发展这一决定性的根本目标仍
然没有改变。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全国上下进行有效的通力合作。因
此，在1959年7月对在大跃进高潮时期摧毁了计划体制一事也负有
责任④的毛，赞同了1959年初采用的“全国一盘棋”的口号。
在认为有必要对工业领域实行更加有效的集中控制的同时，毛
又带头在公社实行了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1959年3月，在调整
有关核算与分配的基本单位是否应下推一级或两级的激烈争论中，
毛选择了后者这个比较大胆的解决办法。⑤（这里讨论的单位是“生
产队”，通常译为“Production team”，这意味着在1959年，现
在所说的队就大致相当于过去的高级社）。中间方案坚持要把后来
取消了的相当于行政管理区域的实体作为基本的核算单位，毛反对
这一方案。有关这方面的详情以及对后来发展的说明，参见《剑桥
中国史》第14卷第8章。
人们使毛相信，人民公社制度基本上是正确的，通过1959年春
和初夏的调整，很容易得到巩固。①或许他认为，由他亲自动手修正
他以前设计、或者说至少由他推广的制度中的缺陷就可以消除党内
可能对他的批评。如果他真是这样想的，那么他也实在是太失望了。
在1959年7、8月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和其他人公开
抨击了大跃进的一整套政策。②
这一冲突对于庐山会议，不仅在毛对待他的同事们的态度上，
而且在他的思想实质上所产生的影响，我们难以作出过高的估计。
正如1957年一样，他犯了判断错误，但这番经历不仅没有使他吸取
教训，相反却使他对自己的尊严变得更加敏感起来。结果，从心理
角度看，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不仅力图打击每一个同他意见不一
致的人，而且愈发认为他提出的任何一个想法都是正统的标准。换
句话说，任何与毛所规定的正统标准相左的意见，即便不是彻头彻
尾的反革命，也是“修正主义”。③
综合或折衷主义：毛思想中的中国
成分与马克思主义成分
毛作为统治者的自我形象的产生，势必产生另一个二元性的问
题，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关系问题。自50年代后期起，这一
问题在他的思想中日益突出。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
毛宣称，大跃进的新政策带有与中国革命的“先生”——苏联比一
比的意图。他还说，“我们有两个生身父母，一个是国民党的社会，
二是十月革命。”④他明确表示把这一说法用于政治学和经济学。
在毛承认的两个“生身父母”中，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不用作
什么评论或解释。他一直说，中国从列宁、斯大林以及从1917年以
来的苏联经验中学到了进行革命、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
与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与“国民党社会”的关系，其所指远比当
初提出时深刻得多。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1949年的中国人民
创造的，因此，它不仅反映了在国民党统治的20年，也反映了他们
在整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态度和风俗习惯。
固然，中国需要一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革命改造，但
这并不意味着要把这个国家变成苏联的复制品。1959年3月，毛说：
“有些东西不要什么民族风格，如火车、飞机、大炮，政治、艺术
可以有民族风格。”①在这一论断背后，我们可以再次感到毛在1938
年所表达的信念，即对过去的总结不仅为今天制定正确路线提供了
素材，而且也提供了“方法”。
到大跃进时，毛就这样一方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传统以
及中国历史的经验教训相提并论，另一方面甚至认为国民党社会是
现阶段革命中处于首位的“生身父母”。六、七年后，他强调的重
点进一步发生了转变，他多次对党内的同志说：“我是土哲学家，
你们是洋哲学家。”②
在1964年和1965年，毛声称自己是一个“本国的”或“土生
土长”的思想家，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马克思而选择了孔子。但无
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直到晚年，他的思想中的传统根源仍是十分
重要的。不过，确切地说，在50年代晚期到60年代初期毛的思想
中的中国成分与西方成分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他们是融合在一起
了或是合并成了一个新的综合物？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两个组成部
分中的哪一部分规定了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结构？“毛泽东思想”
在本质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变种，因而归根结底仍然是一种西方
化的载体？或者毋宁说，他的思想的逻辑和模式日益中国化？或者
根本就没有体系，没有明确的结构，只是在由毫无关联的成分组成
的一个笨拙的东西里的两个理论框架在运作，有时相互巩固，有时
相互矛盾？
毫无疑问，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毛的思想的性质和他本人对
它的感知，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在人民共和国的头几年里，
他仍然把源于西方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视为他一
心要编织的新的社会和政治组织结构的经线和纬线。但是到50年代
后期，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开始沿着某些方向发展。这些方
向既反映了“大跃进”政治气候的影响，又反映在对源出于中国传
统的思想方式的越来越多的强调。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毫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和黑格尔辩
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质量互变，否定
之否定），但在同时，由于把“对立统一的法则”描述为：具有“思
维的根本法则”的特征，从而暗示有一种新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
就这样，他似乎把它放在其他两个范畴之上。①诚然，毛在1957年1
月的讲话中引了一段列宁曾经说过的话，“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
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但毛马上接着说：“这样就会抓住辩
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②另一方面，毛归根到底倾
向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对立统一规律本身概括了辩证法的全部精髓。
1938年斯大林在为《联共（布）党史》所写的《论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节中，列举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四个“基
本特征”：一切现象都是互相联系的；自然界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变
化之中；发展的方式是从渐渐的量变导致质变或“飞跃”；矛盾是
一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就是发展过程的内在
内容”。①
1957年1月在同党委书记们的谈话中，毛明确地就这一问题对
斯大林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他既批评了斯大林四个方面的分类在
哲学上是不恰当的，也批评其在政治上的含义：
斯大林……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
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
盾，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
显然，这里指的是1938年以后斯大林对阶级斗争的强调，而在
这个阶段，毛并不愿把阶级斗争激化到同样的程度。但是随后他继
续论述了在辩证法思想方面他与斯大林的区别：
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
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
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在他们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只是互相排斥，毫无联系……
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
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
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与死也在不断地
互相斗争、互相转化。②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
为被统治者？……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
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
犯错误。我们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①
在第二个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文
中，用极为类似的措辞，重复了许多对斯大林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批
评。他说，斯大林虽然不是完全没有辩证法，但是是相当缺乏辩证
法的。他的辩证法是“吞吞吐吐的辩证法”。毛的总结是，斯大林
70％是个马克思主义者，30％是个非马克思主义者。②
虽然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政治上的经验教训是显而易见的，
但毛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在6个月后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不管怎样
说，哲学的含义多少是更加晦涩难懂，或至少是更模棱两可。关于
生与死之间相互关系的讨论，无疑使人想起了论述自然界盛衰枯荣
的古老的道教辩证法。但是，毛在1957年4月说，“辩证法不是循
环论”。③
上文所引的1957年的那段话，以及毛的其他许多论述，反映了
毛对辩证过程的本质的基本看法，问题是，怎么可能在保持这种看
法的同时，又依然归属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体系？毛对这一两难问
题的解决简单得惊人——简单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于在面对它时，
我（据我所知，还有所有研究这些问题的外国学者）百思不解其意。
1958年1月，毛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一文上署了名。当这份
指示以草稿形式转发时，毛有这样的一句话，十年前我是这样翻译
的：“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肯定和否定规律是永远存在
普遍存在的。”①这里所说的“肯定和否定规律”，我认为是一种中
国政治和哲学语言中屡见不鲜的省略语句。“肯定和否定”意在引
出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基于这样
的设想，对照其60年代中期所提出的观点，我随后写道，毛在1958
年“重申了”恩格斯关于三大规律的经典公式。②
事实表明，刚才所引证的中文表述，实际上应翻译为“否定之
肯定规律”，人们正是这样来理解，而且在当时的中国被当作毛主
席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创造。③
这似乎是一个非常深奥的论点，除了那些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
细致辨析的注释者外，似乎对任何别人都不会产生兴趣。实际上，
它的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首先，在哲学领域有一
个毛的个人权威问题。最近，有一个学者写了一本书，他在延安时
期曾是毛的哲学研究小组的成员，他宣称：“毛泽东同志在《工作
方法六十条》中把惯称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改称否定之肯定规律。这
是他并未进行更多的论述而遗留下来需要哲学界进行探讨的一个重
要问题。”①
几乎不需要对前面一句话中加了着重号的字的意义作详尽阐
述。因为，由毛泽东引入指示、此后也从未详细阐述的短语，在长
达20年的时间里成了一条新的规律，被中国的哲学家们断然接受。
这完全可与斯大林在生物学、语言学和其他领域里的所谓“天才贡
献”相媲美。
不过，隐藏在这一理论创造之下的毛的思想倾向也是值得注意
的。1983年3月，周扬竟然这样明确地说，由于斯大林把“否定之
否定”当作黑格尔的遗迹加以摈斥，毛也没能纠正斯大林的这一“偏
颇”，结果最终毛开启了导致毁灭性暴行的文化大革命的大门。周
扬观点的核心是，毛对这个旧概念的担心表现出了这样一种倾向，
即夸大辩证过程中连续阶段的绝对对立与相互排斥的性质，而忽略
了“否定”意味着在抛弃被否定的事物的某些成分的同时，也保留
了其他成分，并将它们合成为一个新的综合物。②如果这就是毛的意
思之所在，那么这一新理论确实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一切
和否定一切的观念。
而杨超则断言，在毛看来，每一次否定都使前一阶段的大部分
被消除。他也提到毛怀疑这个旧公式，并用一个“丰富其内容”的
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