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宁娜-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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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周围空旷的原野、前面的村落和他孤单单一个人在荒凉的大路上踽踽独行。
他仰望了一下天空，期望看到他所叹赏的、他看成那夜的思想感情的象征的那贝壳形的云朵。天上可一点也没有像贝壳形的东西。在那里，在深不可测的高空，起了神秘的变化。没有丝毫贝壳的踪影，在大半边天上铺展着一层越来越小的羊毛般的云朵。天空渐渐变得蔚蓝和明亮了；带着同样的柔和，但也带着同样的疏远，它回答了他的询问眼光。
“不，”他对自己说，“不管这单纯和劳动生活有多么好，我也不能回到这里来了。我爱她。”
十三
除了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最亲近的人以外，谁也不知道这个表面上虽然最冷静、最有理智的人，却有一种和他的性格总的倾向正相反的弱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听到或看见小孩或是女人哭就不能无动于衷。看到眼泪，他就会激动起来，完全丧失了思考力。他部里的秘书长和他的私人秘书都懂得这一点，总是预先关照来请愿的女人们千万不要流泪，如果她们不想错过良机的话。“他会冒起火来，不听你的话了，”他们这样说。而实际上，在这种场合，眼泪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心中所激起的混乱情绪的确是表现在急躁的愤怒上面。“我无能为力。请你走吧！”他在这种场合总是这样喊叫。
在从赛马场回家的路上，安娜把她和弗龙斯基的关系告诉了他，随着就蓦地哭起来，两手掩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虽然心中对她产生了愤恨之情，但同时也感到了眼泪所照常引起的那种情绪的激动。意识到这一点，意识到在当时流露任何感情都是不适宜的，他竭力把生命的一切表现压抑在自己心中，因此没有动一动，也没有望她一眼。这就是他脸上呈现出那种死人般的僵冷的奇怪表情的原因，那表情给了安娜那么深刻的印象。
当他们到家的时候，他扶她下了马车，极力控制住自己，带着他惯常的有礼貌的态度向她道了别，说了句含含糊糊的话；他说他明天把会他的决定告知她。
他妻子的话，证实了他最坏的猜疑，给予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心以剧烈的创痛。由于她的眼泪所引起的那种对她的生理上的怜悯使创痛加剧了。但是当只有他一个人在马车里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感到完全摆脱了那种怜悯，并且也摆脱了最近苦恼着他的那种猜疑和嫉妒的痛苦，这就使得他又惊异又欢喜了。
他体验到就像一个人拔了一颗痛了好久的龋齿那样的感觉。经过了可怕的痛楚和好像把什么巨大的、比头还大的东西从牙床拔下来那样一种感觉之后，患者，几乎还不相信他自己的幸运，忽然感到败坏了他的生活那么久，占据了他的全部注意力的东西已不复存在，而他又能够生活和思想，以及对牙齿以外的事情发生兴味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体验到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感觉。那痛楚是奇怪而又可怕的，但是现在已经过去；他感到他又能够生活，又能够思索他妻子以外的事情了。
“没有廉耻，没有感情，没有宗教心，一个堕落的女人罢了！我一向就知道这一点，一向就看到这一点，虽然我为了顾全她，极力欺骗自己，”他暗自说。而他真的觉得好像他一向就看到了似的；他回想起他们过去生活的详细情景，他以前从来不曾觉得有什么不好，——现在这些情景却明白地表明了她原来就是一个堕落的女人。“我把我自己的生活和她的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错误；但是这个错误不能怪我，所以我不应当不幸。过错不在我，”他对自己说，“而在她。但是我和她没有关系了。在我心目中她已不存在了……”
她和她儿子将遭遇到的一切——他对儿子的感情也像对她的感情一样地变了——已不再使他关心。现在他唯一关心的事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才能抖落掉由于她的堕落而溅在他身上的污泥，继续沿着他的活跃的、光明正大的、有益的生活道路前进，要达到这个目的，如何做才是最好、最得体、最于自己有利、因而也是最正当的。
“我不能因为一个下贱女人犯了罪的缘故而使自己不幸；我只需要找到一个最好的方法摆脱她使我陷入的这种困境。我一定要找到这样的方法，”他对自己说，愈益愁眉紧锁了。
“我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历史上的例证且撇开不讲，从最近大家从新回忆起来的《美丽的爱莲娜》中密尼拉依①起，现代上流社会中妻子对丈夫不贞的实例一一浮上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想像中。“达里亚洛夫、波尔塔夫斯基、卡里巴诺夫公爵、帕斯库丁伯爵、德拉姆……是的，就连德拉姆，这么个正直有为的人物……谢苗诺夫、恰金、西戈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回想着。“纵然有一种不合理的ridicule②落在这些人头上，但是我从来只把这个看做一种不幸，而且总是对这种事抱着同情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自己说，虽然这并非事实，他对这种不幸从来不曾同情过，而他听到背弃丈夫的不贞的妻子的事例越多，他就越重视他自己。“这是可能降临到任何人头上的不幸。而这种不幸已经降临到我头上了。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如何用最好的方法逃脱这种处境。”于是他开始一一思考着和他同样处境的人们所采用过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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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丽的爱莲娜》是德国作曲家奥芬巴哈（1819—1880）所作滑稽歌剧，当时在莫斯科和彼得堡极为流行。密尼拉依是该剧中被欺骗的丈夫的可笑的角色。
②法语：嘲笑。
“达里亚洛夫决斗了……”
决斗这件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年轻时候是特别醉心的，正因为他生来就是一个胆怯的人，而他自己也十分明白这一点的缘故。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想起手枪对准自己的情景就毛骨悚然，所以他生平从来不曾使用过任何武器。这种恐怖心理在他年轻时候常常使他想起决斗，设想他将不能不把生命置于危险境地的那种情景。功成名就，获得了巩固的社会地位以后，他早已忘却这种心情了；但是这种心情的惯性又抬头了，害怕自己胆怯的心情现在变得这样强烈，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各方面把决斗的问题考虑了好久，用决斗的念头来聊以自慰，虽然事先他十分清楚无论在什么情形下他都不会和人决斗的。
“无疑地，我们的社会还是这样野蛮（英国又当别论），有许许多多的人（在这些人里面，有的人的意见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特别尊重的），把决斗看做很对的事；但是这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呢？假定我找他决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对自己说，于是在这里历历在目地想像着他在挑战之后将要度过的一夜和那瞄准他的手枪，他战栗了，了解他是决不会这样做的，“假定我找他决斗。假定他们教我怎样射击，”他尽自想下去，“并且把我安排在适当的位置上；我扳了枪机，”他自言自语说，闭上眼睛，“结果我打死了他，”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自言自语说，一面摇着头，好像要驱除这些无谓的念头似的。“为了要确定自己与有罪的妻子和儿子的关系而谋杀一个人，有什么意思呢？这样我还得决定怎样处置她。但是更可能的而且一定要发生的事是——我将会被打死或是打伤。我，一个无辜的人，会成为牺牲者——被打死或打伤。这就更没有意思了。但是撇开这个不说，挑战出于我这一方面也不算是正直的行为。我的朋友们不会让我决斗——不会让一个俄国所不可缺少的政治家的生命遭到危险，这一点我事先不是就知道的吗？结果会怎样呢？事先明明知道决不会有真正的危险，结果就成了好像我只是以这样的挑战来沽名钓誉似的。这是不正直的，这是虚伪的，这是自欺欺人。决斗是毫无道理的，谁都不会期望我这样。我的目的只是保护我的名誉，为了毫无阻碍地继续进行公务上的活动，名誉是不可缺少的。”一向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眼中看来关系非常重大的公务上的活动，这时在他看来就格外重要了。
经过考虑，抛弃了决斗的念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转到离婚的念头上——他所记得的好些被侮辱的丈夫所选取的另一个解决方法。他一一思量了他所知道的所有离婚的例子（这种例子在他非常熟悉的上流社会里是很多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竟找不出一个实例的离婚的目的和他现在所抱着的目的一样。在所有这些例子里，丈夫实际上是把不贞的妻子出让或是出卖了，而因为犯了罪、没有权利再结婚的一方，就和一个自命为丈夫的人结上了不正当的、非法的婚姻关系。在他现在的情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出了，要获得合法的离婚，就是说，把犯罪的妻子休弃了事的那种离婚是不可能的。他看出来，以他所处的复杂的生活环境不可能找到法律所要求的揭发妻子罪行的丑恶证据；他看出来即使有可能，他们生活的一定的体面也不容许把那样的证据提供出来，提供出来徒然使他在舆论中受到比她更大的贬责而已。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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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照俄国法律，离婚中犯罪的一方不能再结婚，同时必须有通奸的见证方准离婚。
离婚的企图只会弄到涉讼公庭，丑声四播，给他的敌人们以绝好的机会来诽谤和攻击他，贬低他在社会上的崇高地位。他的主要目的是在息事宁人，这也不是离婚所能达到的。而且，假若离婚，或甚至企图离婚的话，那么，妻子会和丈夫断绝关系，而和情人结合，这是很显然的。虽然他现在觉得他对妻子完全抱着轻蔑和冷淡的态度，然而在他的心底，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于她还剩下这样一种感情——就是，不愿意看见她毫无阻碍地和弗龙斯基结合，使得她犯了罪反而有利。单只这个念头就使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这样激怒，他一想起这个，就痛心得呻吟起来，他抬起身子，在马车里变换了一下位置，然后很长时间内他皱着眉坐在那里，把他的容易受寒的、瘦骨嶙嶙的两腿包在毛茸茸的绒毯里。
“除了正式离婚之外，还可以照卡里巴诺夫、帕斯库丁和那位好人德拉姆那样做——就是和妻子分居，”他镇静下来时继续想。但是这个办法也和离婚的办法一样会损害名誉，而尤其要紧的是，分居也恰如正式离婚一样，会使他的妻子投到弗龙斯基的怀抱中去。“不，这是不成的，不成的！”他大声说，又把绒毯拉了一拉。“我不应当不幸，但是她和他却不应当是幸福的。”
在真相不明期间曾苦恼过他的那种嫉妒心情，一到那病牙被他妻子的话猛力拔去的时候就消失了。但是那种心情却被另一种心情，一种愿望所代替：那就是，不单希望她不能称心如意，而且唯愿她为她犯的罪而受到应有的惩罚。他自己没有承认这种感情，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却渴望她因为破坏了他的内心平静和名誉而受苦。又细想了一遍决斗、离婚、分居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又一次抛弃了这些念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确信只有一个解决的途径了：就是继续和她在一起，把发生的事隐瞒住世人，用一切手段去断绝他们的私情，而更重要的，——虽然他自己没有承认这点——去惩罚她。“我得把我的决定告诉她，就是说，仔细考虑了她使一家人所陷入的那种痛苦处境之后，我认为一切别的解决办法对于双方都比表面上的statusquo①更坏！在她遵守我的意愿，即是断绝和她情人的一切关系的严格的条件之下，我答应维持现状。”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终于采取了这个决定的时候，在他的脑海里就浮上了另一个重要理由来支持他的这个决定，“只有这么办，我才是依照宗教行事，”他对自己说。“这么办，我就没有抛弃我的犯罪的妻子，却给予她悔悟的机会；而且，纵然这使我很难受，我还是要为使她悔悟和拯救她而尽我的一份力量。”虽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明白他对他的妻子决不会有什么道德感化力，而使她悔悟的企图除了虚伪以外也不会有别的结果，虽然在度过这些痛苦时刻的时候，他一次也没有想到过寻求宗教的指引，但是现在当他的决定在他看来正和宗教的要求相吻合的时候，宗教认可他的决定使得他完全心满意足，并且多少恢复了内心的平静。他一想到在他一生中这样的紧急关头，谁也不能够说他没有依照宗教教义行事——他总是在普遍的冷淡和漠不关心之中高举起宗教的旗帜的——他就觉得非常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