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夫看世界-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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蛟际牛亢烈膊桓倚傅 �
如今高等院校大规模地扩招了，百分之六十的升学率，连我的母校——引镇中学，每年都要给高等院校输送一二百名人才。再看看扩招后的大学，只要父母不至于穷得揭不开锅，大部分学生都可以到高等院校转悠一圈，取得一张花花绿绿的纸，好看而不实用。尤其一些民办院校，生源已非常艰难，更不会由于分数的原因而将怀揣大把人民币的莘莘学子拒之门外，几年下来，倒是成就了不少鸳鸯，满目的江郎。
当然，我说这些，并没有诋毁民办院校的意思，应该说它们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国民素质的提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想说的是，那时，大学竞争之激烈，百分之三的升学率，大部分学生在学校食堂—教室—宿舍三点一线式地忙碌着，生活圈子狭窄，学习、学习、再学习，枯燥而乏味，远没有如今的学生网吧、游戏、谈恋爱，活得洒脱自在，丰富多彩。
宿舍是我们的乐园。我们每个人都有绰号，我来自陕西，他们叫我“老陕”，也是“臭大”，广东的哑巴是“傻二”，北京的京片子叫“瘪三”，尖嘴猴腮的湖南人是“猴四”，大连的老白鸡是“麻五”，江西井冈山的白面书生叫“狗六”。每个人各有特点，傻二傻头傻脑，却傻人有傻福，而今已有两个儿子，是广东某县的实力派官员了。他最早背叛了南方，不吃米饭，喜食馒头、面条，满口潮州普通话，说话像吵架，打太极拳老师评价“有力”，吃饭便要死皇帝（吃饭叫“驾崩”），每日必品功夫茶，而且嘴皮子工夫日益见长，大家很惧怕噪音污染，希望他早日不会说话，所以叫他“哑巴”。他则偷偷地去掉了“口”字旁，据说在闽南话中“亚”“阿”同音，无形之中让这傻小子占了便宜；北京半壁店的小瘪三，说话总把舌尖翘起，故意混淆普通话与北京话的界限，然后嘲笑我们的普通话少盐寡醋；每天都要照无数遍镜子，拨弄几下吉他，唱一些忧郁的歌的猴四，对于别人都长胡子，甚至连女同学都有“络腮胡子”的绰号，而自己颌下却童山濯濯非常恼火；脸上时隐时现几粒麻点的麻五老白鸡酷似警匪片中的老大，当听心仪的女孩说他声音很有磁性的时候，经常在楼道里一展歌喉，唱一些跑了调、走了味的歌；以清词丽句著称的狗六，自喻为情种，到处拈花惹草，刚送走桂林大学的痴心女，却又迷住了北京四中一个很清纯的小姑娘，害得人家三天两头找上门来，自己却东躲西藏，免得落下拐带幼女之嫌。一代神人，“佛学大师”王伟正，大学四年，五载参禅，终未看破红尘，大彻大悟，不得不从最北端的哈尔滨，跑到最南端的广州，做起了城市的美容师；书贩子胡足青，我们班五大三粗的那个，在学校举办的拳击擂台赛上，一记勾拳，将对手打翻在地，老哑巴一伙唯恐天下不乱，台下拼命鼓噪“打死他，打死他！”他终于心慈手软，动了恻隐之心，如农夫与蛇，反被对手赶下了擂台。想不到他却早已把书香换作了铜臭，几个春秋下来，置了房，购了车，成为暴发户，大款一族。
倒霉的当属老白鸡，他刀子嘴豆腐心，嘴硬屁股松。他住下床靠门，晚上熄了灯，大家讲故事解闷，老白鸡捣乱，偏要唱一些乌七八糟的歌，扰乱我们的思绪，老哑巴一声呐喊，哥儿几个一拥而上，抓胳膊撴腿撕耳朵，把老白鸡抬将起来，一收一放，狠蹾屁股，直整得老白鸡哭爹喊娘，打躬告饶。
2003年11月，我受中央电视台之邀，做客新闻会客厅，其间假公济私，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母校。学校青石构筑的南大墙已然推倒，代之以充满孔方兄气息的商铺、门店，高大雄伟的理科教学楼群拔地而起，可昔日的老师，大部分已退休，尚有少数或定居海外，或远走他乡，早已是物是人非。短短十余年的光阴，变化尚且如此，那么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呢？世事变幻，果真难以预料。
在京同学，相约于北大勺园，《人民日报》的老崔，常年在北京，可工作繁忙，已经好几年没回过学校了，开着一百多万的宝马，却找不着进校的路径，七绕八拐的，保安看汽车高档，才没有拒之门外。中国国际旅行社的老王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老陕，你真行，我也要向你看齐，准备下海了。”我说我差点儿被海水呛死，准备抓根救命稻草上岸了，如今“道不同，不与为谋”。据悉，他供职旅行社多年，客户、业务都很熟悉，这时下海，正是时机。留校任教的龙清涛、刘颂浩历经家庭变故，仍能处之若泰，一丝不苟地教书育人。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谢留文，温文尔雅，学者风范呈现无遗。
相比之下，自由撰稿人老白鸡已不敢相认，一顶帽子遮掩着已然脱光的头颅，昔日的风采未留下任何痕迹，坎坷的生活阅历已使至今仍孑然一身的他愈加世故、老到，也更显现出世态的炎凉。真不敢相信，这就是当年匪气加才气，桀骜不驯的老白鸡！他曾给我写过一篇文章，发在互联网上，摘抄如下：兄弟，我在这里提交者：白色的鸟于北京时间2003—07—2723：43：57我从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一张照片上重新见到你，也从没有想到十四年后你是这样的处境。昨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在北京的一家户外大排档上吃饭，大家兴高采烈地议论着即将开始的足球比赛，我的手机响了，电话里，一个朋友有些猎奇一样地提到了你的名字，然后说在网上看到了你在西安街头小店肉案上操刀卖肉的照片。我不相信地让他再核对一遍你的名字，每一个字的写法，以及新闻里有关你的一切。最后，我不得不承认，那就是你，我同宿舍的兄弟。
那天晚上我家乡的球队来北京比赛，我和家乡的朋友们一起参加了赛后的球员球迷联欢会，那些拥有一张灿烂的脸的孩子们忘情地追逐着他们心目中的球员，表情嚣张而肆无忌惮，我在他们身上隐约看到了当年的自己。整个热闹的晚上我都心不在焉地想着当年的我们，想着当年的你。我知道你从来没有过这样放纵的表情。回到在北京的临时寓所，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拨号上网。我在电脑屏幕上又看到了你的照片，别人对我描述的那张。我的心脏在收缩，你的样子除了比在学校时更加苍老以外，其余的都没有改变，不同的只是你的手里拿着一把砍肉的刀。你的旁边，有一个女人在忙碌着，旁边的文字介绍说那是你的妻子。你和她一起租下了一间只有二十平方米的小屋，前店后家，日复一日地将一块块猪肉卖给附近的家庭主妇。文字还特别介绍说：因为你的信誉好，你的顾客很多是回头客。
看到这里，我的眼睛湿润了，我觉得照片里的你突然变得陌生起来，我终于知道了你现在的具体地址：西安市长安区韦区镇汽车站以南：“眼镜肉店”。我恨不得马上跨过我们之间相距的十四年的时间鸿沟，在你身边大声地喊一句：兄弟，我在这里。
算来离开学校已经十四年了，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十七岁的我兴冲冲地拎着行李，只身一人从家乡来到北京时的样子。我办好了入学手续，推开北大三十二楼四零八宿舍，屋子里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你孤独地在那里抽着烟，相貌与表情与我想像中的同学大相径庭，我险些将你当成是送同学上学的农村亲戚。我们两个人都是下铺，你靠窗边我靠门，有的时候是四足相对，有的时候是两头相抵。我从兜里掏出烟，扔给你一根，你像我在电影中见过的那些陕北农民一样，盘起腿坐到床上，将我扔给你的烟夹到耳朵上，冲我憨厚地笑了笑，面孔黝黑而牙齿焦黄。从此，我们和另外的四个兄弟一起，在这座当时号称是“才子楼”的灰色建筑物里住了三年，你还记得那时的时光吗？
所有关于西安的印象都是从你开始的，你告诉我你来自西安附近的长安县，一个闪动着历史青铜味道的地方。你叫陆步轩，相对我们这些被自然命名为什么“学军”、“爱国”之类的人，透露出一番不同，希求登堂入室的愿望一目了然。而你身上浓厚的旱烟味道和熏得焦黄的牙齿，是你那时的标记，像那时宿舍另一个同学铿锵短促的潮州味道的普通话，像我在走廊里经常响起的走调的歌声。
你是我们宿舍里岁数最大的一个，但是宿舍的事情你很少参与，你在自己身上包裹着一层厚厚的壳。宿舍里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抽烟，你抽的是那种用白纸卷起来的烟丝。我试着抽过，很呛，相处的时间长了，我们慢慢了解了你的一些过去：你在第一年已经考上了西安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可是当时你将通知书撕了，回炉苦读了一年，终于圆了自己未名湖的梦。你的家庭情况永远是心中的一个坚硬的核，谁也无法敲开它，同学了四年，我甚至不知道你有没有兄弟姐妹。刚入学那年冬天的一个傍晚，你和我两个人在未名湖边上散步，湖面已经冻得严严实实了，零星的几个人偶尔会从我们身边掠过，我在和你谈我写的诗歌，你耐心地听着，像一个宽厚的兄长，并不时纠正我的偏激。你顺带告诉我自己对于训诂学和音韵学的热爱，表情宛若一个恋爱中的少女，我很少见过你脸上有过这样的表情，那些奇异的光芒，让我从此对你刮目相看。
日子就是这样朝前走着的，还记得吗？当我们怀抱作家诗人的梦想踏入北大中文系，系主任给了我们当头的一声断喝：北大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和诗人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群情激愤地回到宿舍谩骂理想的流失。然后按照自己的兴趣迅速组建了诗歌、小说、评论等的小团体，我们给那些教授古代汉语和音韵学的老先生们起了各种绰号，并且理所当然地每天都睡到日上三竿，自然地逃掉上午的课。可是你从没有，你的笔记总会是我们几个人和教授期末考试短兵相接克敌制胜的利器。你在旁观中目睹了我们很多人首先是装扮上变得像一个北京人，然后舌头不自然地卷起来像一个北京人，然后是举止开始轻浮地像一个北京人，最后是将自己真正地当作了一个北京人。那时我们中间很多人仿佛一只中了魔法的兔子，不断地有人在旁边告诉它：说它原本是一只山羊，于是它就真的认为自己是一只山羊了。
我是一个惧怕回忆和怀念的人，我知道有的时候会像海边无声无息的潮汐，在不知不觉中将一个人吞噬到黑暗的海底。可是我现在必须这样做，我要让你再重新审视一下当年的自己。老陕，这是我们在宿舍里用来称呼你的，从只言片语的新闻中，我看到了你离开校门后那些艰难的沉浮。浮生沉重，对于我们这些1989年离开北大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一百张不带一丝皱纹的青春的脸聚集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当年的北大中文系八五级。一个中学时就写过长篇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女孩率先放弃了学位，大学三年级就移民到了加拿大。一个恋爱中受挫的女孩申请休学了一年。剩下的像命运不经心撒播的一把种子，散落到了人间的各个角落。在我们毕业后的第二年，游进，那个开朗热情的四川男孩，在成都与歹徒搏斗中不幸殉职，当时的《中国青年报》为他发了一个整版的通讯：人民的好记者。在1991年，我们共同的朋友，诗人戈麦选择了主动离开人世。其后，每个人的生活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像风吹起的那些树上的叶子。
几年前，我和“烧饼”在广州相遇。那天“烧饼”（他已经举家移民法国了），还有建云（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著名娱乐节目的后台老板，应验了他所说的要干一番事业的夙愿），“咪咪”（古文献的老操，在大名鼎鼎的《南方周末》里，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还有“烧饼”的媳妇（还是在学校时北外的那一个，那时孩子都已经三岁了，她那时刚从广州雪铁龙公司辞职，自己创办了一家投资咨询公司），我们几个人一起坐在广州一家绍兴风格的酒吧，拿着茴香豆下黄酒，谈起当年的同学，其实大家当时特别看好你，觉得你做事稳重，不骄不躁，肯定能把日子过得美满而圆润。你离开校园以后，谁也没有你的消息，无声无息得像一阵风，“相忘于江湖”吧，大家有些感伤。那天“哑巴儿子”（这家伙如今成了一个潮汕地区的实力派官员，想不到吧？）因为有事，实在没办法从潮州赶过来，电话里一个劲地道歉。结果第二天我就去了深圳，以后一直没有机会见到，实在遗憾。你记得那首诗吗？“我所不认识的女人如今做了我的老婆/ 她一声不响地跟我穿过城市/ 给我生了个哑巴儿子。”当时我们戏弄“哑巴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