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漫长的抵抗-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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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徐光海，而是刘昌有排长，他在去夺敌人机枪时被击中倒地。

李敏是那次战斗中的幸存者，她从重围中突出去，好像只有13岁（也有材料认为14岁）。

李敏回忆，这一战短兵相接，抗联突围很艰难，敌人用刺刀，我们用枪托，因为抗联的捷克和俄国造步枪上大多没有刺刀，有一种扁的，刺冬装的敌人也扎不进去（他们还用过德国造的步枪，四种枪四种子弹，都不通用，以至于有的时候一个抗联战士背几杆枪，为的是能把所有子弹用上）。直到后来缴获了一些日本步枪，才有些刺刀，这个东西我们自己打制不了。

突围后，她靠抓老鼠吃活了下来，找到部队。她回忆后来曾重新回到锅盔山战地，在雪地中发现了徐主任的遗体，只有身体，没有头。于是，他们火葬了战友，继续前进。有些说法认为他们没有回到原来的战斗地点，这是不确切的。事实上，包括八女投江的部分战士遗体，抗联部队后来都曾发现并收敛。

关于抗联的军装，她回忆抗联不但穿苏式军服，而且有晋衔条例，颇为正规。今天还有两名制作军服的抗联女兵在世。

上世纪30年代画报上的抗联画像，就是那样的服饰。

我们曾在一张日军照片上发现了一面抗联军旗，并认为是抗联第三军警卫团的团旗，李老看后辨认出来，这不是“警卫团”团旗，而是第三军“留守团”的团旗，1938年第三军第六军主力西征，留下一个“留守团”在姜立新指挥下在老根据地坚持抵抗斗争，就是这个部队。姜立新，赵尚志的警卫团长，老抗联叫他的外号“姜秃爪子”，表面上不雅，听的时候才明白何等亲切。估计留守人员都是警卫团这些人，只是旗子上的字是“留守团”，而不是“警卫团”。

李敏老人还回忆了当时子弹奇缺的情况下，抗日联军怎样侦察和袭击日军的汽车，夺取子弹的战斗。

时间不觉晚了，正要告辞的时候，进来一位老爷子，见了李敏就敬礼，是原来教导旅的，1941年（或1942年）伪满军反正后参加抗联，名叫路保国。现在住在湖北，已经不能说话和听了，但用笔还可以交谈。

老兵不死，抗联不死。

引子

在东北沦陷和抗战的14年里，有仁人志士慷慨赴义，也有权奸巨蠢巧取豪夺；有疾风劲草中流砥柱，也有随波逐流一失足成千古恨，抑或做了叛徒骂名千载。国难，在不同的人眼里，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除了战场上的决战，还有秘密战线的暗战，可能想象，满铁调查部负责人原来是日籍中共党员，我们甚至在日本本土曾建立卓有成效的地下情报网。

日军和伪满之间的矛盾，可以强烈到暗杀溥仪的地步。

东北的巨头们，到底当时抱着怎样的想法？

撤退到关内的东北军和流亡的人们，有没有为了收复故土而拼死奋战？

（图注：溥杰和嵯峨浩，曾被日本军方视为体现“日满亲善”的宣传标本，但嵯峨浩回忆私下里溥杰说话永远是“我们中国，你们日本”。）

还有，“九一八”，东北军在沈阳，都丢掉了什么？

这一章，虽然不能回答所有的疑问，但是，或许可以让我们能把那个时代看得更加立体和清晰。

一、围绕东北的博弈概况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各方围绕东北始终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和军事博弈。日军侵占东北本为关东军自行发动，但巨大的利益诱使日本政府对其命令给予追认。为了更好地统治东北，日本扶植清朝废帝溥仪组建伪满洲国，并试图将其纳入日本的殖民地体系。与此同时，中国方面试图依靠国际联盟主持公道，驱逐日本出东北。但是，国联派出的李顿代表团自有想法，试图将东北问题国际化，以使各方得以插手，这一点同时不为中方和日方接受。国联的干涉最终不了了之，中国又一度寄希望苏联对中国抵抗运动的支持。但由于苏联忙于“肃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无心插手，始终对中国抵抗力量表现冷淡，直到“诺门坎之战”后才开始有了积极的支持，但为时已晚。

这期间，南京国民政府表现出实力和决心方面的双重软弱，日军步步南侵，而中国方面始终没有反攻东北的计划和机会。入关的东北军官兵激愤之下促成了西安事变，为全面抗战吹响了号角。东北军各部大多在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军，有的部队甚至参加了南方的远征军。

在没有军事支持的条件下，各方在东北地区纷纷开展谍报工作，使东北的地下组织始终十分活跃，日军的反谍报行动也十分积极。于是，在整个战争期间，东北各界的博弈就呈现出一种万花筒般的魅力。

二、日方档案中的无名中国英雄——战斗在日本本土的中国特工

也许，我已经猜出了你是谁，但你却不曾给我们留下了哪怕一张小小的照片。那个被称作商林森的中国人，请你接受后来的我们一杯水酒的祭奠。只因为温泉关下三百勇士的墓地上有着这样的碑文——“旅人啊，去告诉我们的斯巴达人，我们矢忠死守，在这里粉身碎骨”。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日两国的谍报之争是一个神秘而充满悬疑的战场。双方的特工人员在从东北到南洋的广阔地域中斗智斗勇，演绎出今天无数谍战影片中那些扑朔迷离的情节。

中国方面，无论国共都十分重视对日谍报战和特工的运用。国民党特工系统除了多次暗杀敌伪要员，还曾对日发动积极的经济作战，以惟妙惟肖的伪钞造成日伪的经济混乱；共产党方面建立的中西功—西里龙夫小组则一直战斗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心脏之中，令日军防不胜防。

然而，有一个话题始终是一个谜团——在抗战时期，我国是否曾派出特工人员打入日本本土活动？

日本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于盟国方面的谍报渗透警戒森严。军统大特务沈醉回忆，“七七”事变后，戴笠曾部署沈醉带领一个潜伏组潜入日本人集中居住的虹口租界地区。潜伏组共14人，为了便于掩护，沈让家在上海的组员们全家一起搬进虹口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侦察、刺探日本人的军事情报，指示轰炸目标，并试图组织针对日军的暗杀和破坏活动。但是因为他们仓促上马，很难打入敌人内部，只能在咖啡馆、酒吧偷听一些日本浪人或汉奸的谈话，从中获得一点有用的情报。总的来说，除了引导炮兵摧毁日军一座弹药库外收效不大。很快在日军组织的大搜捕中，这个小组就无法立足，被迫全员撤出。

在中国的日本租界活动尚且如此艰难，何况打入日本本土呢？

尽管如此，说起来，国民党方面曾策反多名汪伪汉奸，包括脚踩两条船的周佛海等，利用其访日机会获取情报，而共产党方面的尾崎秀实担任着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秘书。应该说，中国在抗战时期确实把谍报活动扩展到了日本本土。但是，周佛海等对日本来说只能算是过客，而尾崎秀实虽然为中国提供情报，实际上却隶属于共产国际，不能算是中国间谍。

那么，中国在抗战期间，是否真的曾在日本派有自己的特工人员呢？似乎至今尚未见到有特别可靠的证据。

然而，近来萨在日本发现的一批档案材料却显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方面的确曾在日本本土发展出了自己的谍报组织，而且其覆盖范围极广，甚至连偏远的北海道都有人员分布，并给日方带来了相当大的打击和恐慌。

第一个让萨注意到中国间谍组织在日本本土活动这个课题的，是在日本政府的报告中。

在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定期向各级机关发行被称作《周报》的政府报告，并在其中向日本公务人员布置相关工作和解释近期工作要点。

日本政府1942年7月5日发行的《周报》第301期中，除了日常工作之外，特设了两个专题：其一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紧急建造战时标准运输船的相关事务；其二为防范盟军方面的谍报渗透。在第二项专题下，《スパイ事件の実例（间谍活动的实例）》中提到，在一起破获的案件中，中国间谍试图使用燃烧弹和高性能炸药对日本本土实施“恐怖袭击”，并将组织这一行动的中国特工人员称为“重庆谋略团”。

由于《周报》属于公报性质，对于“重庆谋略团”的情况语焉不详，只是表明这些中国特工人员就在日本本土，并要求日本公务人员遇到中国特工发起袭击这样的事件要“職場を厳守せよ（坚守岗位）”。

究竟这些日本政府公报中提到的中国特工是何许人也？007只存在于电影之中，大多数特工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一生都会隐藏在黑暗之中，只有偶然的机会，才会让你看到他们的影子。尽管详情还不得而知，但这些曾经活跃在敌后最深处，却无声消失的身影，的确引来了老萨特别的兴趣。

有没有可能找到更翔实的资料呢？

虽然日本战时的档案已经公开，但由于部分档案在美军轰炸东京、广岛等地时被毁，而日本方面在战争结束时也曾大量销毁档案材料，所以，寻找这样的信息机会似乎颇为渺茫。

不过，其中还是有机会的，如果肯下工夫，也许能有所收获。

老萨查找有关此事的史料，采用了简单的情报学逻辑——

第一，日本政府方面在《周报》第301期中提到这一事件，因此，破获中国特工组织这一案件，应该发生在1942年7月之前。

第二，《周报》中对这一事件语焉不详，最初我推测可能是保密。但是细想又觉得不大可能，因为举了这个例子又没有说清，怎能让看到《周报》的人理解这一案件呢？所以，有很大可能是这一案件已有公开报道，普通日本人知道此案的情况。

萨另外推测，关于此案的报道应该就在《周报》出版之前，因为《周报》中提到的其他几个案件，都是在这个时间前后公开的。

根据这一逻辑，萨开始了一次颇不容易的查找，这个神秘的中国特工案却始终一无所获。难道几十年前的中国谍报员，还想继续保持沉默？

等我真的找到了关于他们的资料，才恍然大悟——1942年7月之前的公开文档中看不到这起案件的消息，或许因为那之前只有日本的公务人员被传达了相关情况，而正是因为《周报》中提到了此案，日本的报刊才得到授权公开这起案件！

本来已经准备放弃，在一家旧书店翻看古旧书籍的时候，偶然看到一本1942年7月出版的旧杂志。抱着随意的态度打开，却忽然看到了这样一个题目——《重庆侧谋略团事件》。

这本杂志就是发行于1942年7月15日的日本《写真周刊》第二百二十九号，在该期杂志中“大日本防谍周”（1942年7月13日—7月19日）活动的专辑中，于第13页有一篇专文，谈日军破获的一起中国特工组织在日本本土的活动。

“写真”即日语照片之意。日本在战前既有大量图文杂志，但大多印刷精美，有大量彩图插页，属于贵族刊物，随着中国对日持久战的展开，日本的经济也受到沉重打击，民生资源日益匮乏。而军国主义政府又急需一种面向大众的刊物，来达到其宣传目的。《写真周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这本杂志是由日本情报局编辑，内阁印刷局监制的，创刊于1938年，具有强烈的官方色彩。内容主要是通过图文宣传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政策，炫耀其武功等。但是，正是由于其特殊身份，既有充足的情报源，审查部门又不敢对其过于放肆，不经意间，也会透露出一些本来被日军封锁的消息。

这篇文章本来应该早一些完成，但是通过在日本国家电视台NHK工作的朋友，萨试图获得一些更丰富的资料，对方也同意给我提供其珍藏的历史影片。但是，可能由于没有说清，对方提供的材料多少有些文不对题，但依然颇为吸引人——那是一部日本摄影师在上海拍摄的日伪军警与中国特工（也包括在沪的盟国谍报组织）交手的纪录片，虽然立场相反，但其镜头却记录了一些相当珍贵的历史瞬间。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每一个镜头的背后不是导演，而是——牺牲。

可惜的是，以老萨糟糕的历史功底，还无法查清这部纪录片中日方的几次行动中，和日伪军警斗智斗法的中方特工人员的身份，只能判断出几乎所有行动，都涉及“检举”——即叛徒的出卖。

让我们回到《写真周刊》的这篇文章。

根据《重庆侧谋略团事件》一文可以看出，这个最终被日本军警侦破的中国特工组织颇具规模，其公开身份主要是伪满洲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和在日的华侨。且把这篇文章翻译如下——

该间谍团的主要负责人，是潜伏在东京市内，以留日学生身份在某大学文科学院就读的商林森（化名）。在他的领导下，则为东京、京都、广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