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漫长的抵抗-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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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却是事实，这位老人，不但是苏联红军的机枪手，甚至还有一个苏联名字——萝莎。

1941年德国纳粹对莫斯科发起了疯狂的进攻。为了保卫苏联的首都，斯大林在红场阅兵，参加阅兵式的苏联红军战士高呼“乌拉”，直接开赴前线，壮烈的莫斯科保卫战就此拉开序幕。当时在第一国际儿童院学习的萝莎参加了红军后备军，通过了机枪手的训练，年仅17岁。在“一切为了前线”的旗帜下，她投入到长达四年之久的反法西斯战斗行列。她，大名李特特，是李富春和蔡畅的独生爱女。

这段身世，让我忍不住重新打量这位老人。

李富春和蔡畅这对红色夫妻，是在法国结婚的（邓小平证婚），关于他们有这样一段回忆，因为他们在国外生活的时间较长，受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久别重逢总要拥抱亲吻。很多留法的老同事都知道他们的这个习惯。一次，李富春出访归来，蔡畅去机场迎接。李富春刚走出机舱，陈毅就打趣道：“大姐，快！行个洋礼节！”蔡畅满面春风地迎上去，与李富春热烈拥抱亲吻。令在场不明所以的众人惊叹不已。

这应该不是传说，在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中描述周恩来对邓颖超始终称呼“小超”，这与李富春恰好形成一个对照。李富春始终称呼妻子蔡畅为“姐姐”，即便在隆重的公开场合也不例外。而且≮我们备用网址：≯每次别后重见，一定要拥抱亲吻，并不介意旁边人怎么看。如果说周恩来在邓颖超面前像个大哥哥，那么李富春在蔡畅面前就确实像个小弟弟，我曾亲眼见蔡畅像大姐姐一样捧住小弟弟李富春的脸亲吻，这大概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受到巴黎那种西方文明影响的原因。

原来，这位穿红色裙子的老人，卫国战争中的苏联红军女机枪手，就是这对红色浪漫的结晶啊。

不过，老人自己回忆的父母，并不是这样西方。她回忆道“文革”中李富春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干将”的罪名，横加陷害。但他始终拒绝检查。蔡畅在妇联也被夺了权，并逼她表态和李富春“划清界限”。在斗争最严峻的时刻，“每当父亲出去接受批判，母亲总是守候在客厅里等待他归来，送上一杯浓茶，默默地陪伴着他，为他分担心灵的伤痛”。

看着老人的笑颜，忽然想起，老人的前半生，忙于工作的父母难以给自己的子女如普通家庭的爱；后半生，因为政治的翻覆也有很多艰难时刻。

但是，她却依然那样爱笑。

一时，老人的影子，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那些女兵们的身影忽然混为一体。

这时，我才想起，这支一直回荡在会场中的苏联红军军歌的名字。

那是《神圣的战争》中的一曲。

向那场神圣的战争中牺牲和幸存下来的中国老战士们，致敬。

五、满铁调查部负责人是个共产党——《智者无敌》在真实抗战中的影子

满铁，是日本侵略东北的急先锋，它的调查部正是其对华的主要特务机关，其负责人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您听我慢慢道来。

由陈宝国主演的中村功，随着电视连续剧《智者无敌》的热播，成为无数观众议论的焦点。在影评中，有人评价，“他是日本间谍？他是中共特工？在重重身份的隐藏之下，真的会让人忘了他究竟是谁，只有他自己才真正清楚自己是谁……这个身在敌营、孤军奋战、身陷险境、敌暗我明的中共特工，也许是史上最令人纠结的角色。”

的确，身为日本特务机关的重要干部，却为了世界反法西斯事业出生入死，无怨无悔。人们从电视剧惊险的情节中清醒过来，恐怕忍不住要问——这样的人物，是否有真实的历史原型呢？

实际上，电视剧里中村功确有原型，那就是曾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夕，准确提供了日军南进情报的红色传奇特工——满铁调查部负责人中西功。剧中的西里龙夫也是现实存在的人物，也是日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西功在秘密战线上的亲密战友。

对比电视剧中提到的中村功简历和真实的中西功生活经历，可以找到导演留给我们的一处处线索。

他们都是1931年加入中国共青团，命运轨迹都是从东北到日本再到上海。

他们都曾经为了探听日本南进计划，冒险潜回东京。

他们都和佐尔格小组有密切的关系，都是在上海被捕，都被日本军部判为死刑，却幸免于难。都曾经在战后为中日的关系改善，做了很多工作。

最后，他们都因为癌症死于1973年。

不过，这并不是中西功第一次被搬上银屏，在电影《东风雨》中，已经对这位红色特工进行了贴近真实的描述。

尽管电视剧中的中村功已经令人惊叹，但真实的中西功，其活动比电视剧中更加神奇。

真实的中西功是日本三重县人，1910年出生于该县多气郡一家贫苦人家。幼年的中西功学习勤奋，1929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官费留学资格，前往中国上海，进入东亚同文书院读书。

东亚同文书院，是近卫家族在中国开办的文化交流机构，同时，也是日本针对中国的老牌间谍培训基地。中西功就读之时，校长就是后来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东亚同文书院在日本特工组织中，酷似黄埔军校在民国时代军界的地位。其毕业生，凭借严格的训练和已经在日本各特工机构中占有优越地位的同窗学长协助提拔，往往可以找到飞黄腾达的道路。中西功和西里龙夫都是东亚同文书院的高材生，这给了他们在日本特工机关如鱼得水般发展的有利条件。

但是，这里也是他们最初接触反法西斯阵营的地方。在这里，他接触到了以记者身份为掩护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成员尾崎秀实，并通过在学院教书的中共秘密党员、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与西里龙夫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西功还担任了同文书院团支部的组织委员。

在学期间，中西功曾参加向到沪日本海军学员散发反战传单，以及抵制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的行动。由于当时斗争经验不够丰富，他们的行动被同文书院中秘密活动的特高课特务福田信一（1937年晋升大尉，被军统暗藏在同文书院的女间谍安占江、吴仪梅引诱到南市活捉）侦破，他和西里龙夫并曾因此被捕，后因无实据而释放，随全体学生返回日本。这次被捕大大增加了中西功的对敌经验，同时也种下了他十年后不幸暴露的隐患。

1934年，西里龙夫返回上海，任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上海总局记者，不久加入中共。同年，中西功经尾崎秀实介绍进入东北满铁调查部工作。满铁，即南满洲铁道公司，是日本殖民东北的急先锋，相当于日本的“东印度公司”，满铁调查部是日本在中国最重要的间谍机关之一。因为中西功工作能力强，提供了被认为极有价值的一系列描述中国内部情况的分析文件，1938年被提升为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主任，并兼任日本支那派遣军特别嘱托（顾问），日本“中国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上海负责人。同年，中西功在王学文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已经担任日本同盟社首席记者、日本中支派遣军司令部奏任级嘱托（顾问）的西里龙夫，在北平的日军北支派遣军司令部情报科长尾崎庄太郎（同文书院毕业生，战后曾将《毛泽东选集》翻译成日文版），太原的“商人”白井行幸共同构成了一个红色间谍网。中西功在上海借“满铁”名义建立的“特别调查班”，包含了大量中共情报人员，是这个网络的核心机关。

由此可见，以中西功—西里龙夫为核心的红色特工小组，一开始就有清晰的中共烙印。他们都属于中国共产党日籍党员，向“红色小开”潘汉年负责，在中共上海情报科吴纪光领导下负责对日战略情报侦察。以中西功为首的这一小组和以佐尔格—尾崎秀雄为首的共产国际对日战略情报组织是战斗在日军内部的两颗不定时炸弹，随时向延安和莫斯科传递着日本方面的核心情报。

值得一提的是，王学文不仅发展了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两个对日情报战的王牌间谍，还发展了另一个潜伏在国民党政权心脏内的重要红色特工，这就是曾打入蒋介石身边担任速记员的沈安娜。从这个角度说，这位中西功的导师也可称是“谍中教父”了。

以中西功为首的小组在敌人心脏里活动了三年半之久，向延安提供了大量侵华日军、汪伪、日蒋之间活动的战略情报。据八路军总部作战参谋杨迪回忆，当时日军的重要军事、政治行动，未经发起，我方均能提前得到可靠情报。八路军总部被袭击和左权将军牺牲等重大损失，正是发生在中西功小组被日军破获之后。

在中西功的红色特工生涯中，的确经常扮演“智者”的形象。老萨和老拙合作的《东方特工在行动》一书中，记录了中西功一次冒险获得情报的经历。

1941年10月，佐尔格小组在东京被破获的严酷情况下，为了完成确认日军战略进攻方向的重大任务，已经得到报警的中西功毅然从上海乘船返回日本。由于尾崎秀实被捕的消息还被封锁，他首先向尾崎家打了一个电话，希望证明他的安危并希望担任原首相近卫秘书的尾崎给他提供需要的情报。

奇怪的是，与每次尾崎会亲自接电话不同，电话接通后，是个女人接听，问道：“你是谁？”感到情况有些不妙的中西功保持镇静，没有说出尾崎秀实的名字，而是道：“请找水野成（尾崎秀实的助手，同文书院肄业生，因佐尔格案被捕，1945年3月死于狱中）。”过了一会儿，有个男人问道：“你是哪位？”中西功道：“你听不出我的声音吗？”对方答道：“因为我有点儿感冒（所以分辨不清），请问您是哪位？”中西功立即明白了对方不是水野成——他是在试探。水野成和中西功是老朋友，每次通电话中西总是说：“难道听不出我的声音吗？”然后水野会诙谐地学他的语调重复一遍：“难道听不出我的声音吗？”两人这样说话如同暗号。但中西功并没有急于放下听筒，而是回答道：“我是你的叔叔彦三郎啊，我应征入伍了，马上要上船，来不及去看你了。”“是吗？哦，多多保重……唉，你是哪个彦三郎？”不等对方继续追问，中西已经装糊涂地答道：“好的，再见。”

再通过试探另一名地下工作者浜津良胜时，也同样碰壁，并证实了他已被送往警视厅的消息。

在这种情况下，中西功依然没有放弃，他来到了军部报道部，本来想找与他熟悉的报道部记者武藤癸二了解情况，却没有找到。迫不得已，中西功使用了最初级的间谍手法，坐在记者中听他们高谈阔论，相互交流采访成果，结果收获颇丰，得知日军参加“关特演”演习的部队，已经南下到小笠原群岛，武藤就是到台湾去采访前线部队的。这显然说明日军即将南进进攻南洋，而不是北上进攻苏联。

“关特演”是日本陆军1941年7月在大连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普遍被认为是针对苏联开展的前奏。然而，受尾崎秀实委托到大连观看演习的中西功，却凭借同文书院的间谍训练看出了一些异样的端倪——“关特演”的核心，是在大连进行的滩头登陆演习。

进攻苏联，需要演习滩头登陆吗？这个疑问让中西功做出了日军这次大演习可能只是幌子，其战略意图并不明朗的判断。

然而，仅仅判断出日军即将南下仍不够，中西功在东京极力奔走，试图找到更加可靠的证据，甚至确定日军开战的时间。

不过，由于日本全国当时一片狂热的军国主义气氛，民间所谓“防谍”意识十分强烈，以至于中西功在各方面的信息搜集工作还远不如从那些记者的大嘴巴里掏出来的多。

正在焦急时刻，幸运的事情发生了——中西功在回旅馆的路上意外遇到了那个去了台湾的记者武藤癸二，才知道他已经回到东京。中西功见到武藤，立即开门见山地问：“台湾怎么样，要进攻了吗？”武藤开始感到意外，随后想起对方原是“满铁”的大特务头子，于是放下戒心，说了自己在前方采访的情况，包括海军舰艇已经在濑户内海集结，日军内部对日美谈判没有信心，谈判的截止日期是11月30日等。

得到这些情报的中西功如获至宝，迅速返回上海，核对满铁内部机要文献《编内参考》《帝国作战纲要》等，并综合西里龙夫的情报后得出结论，向延安通报——日军即将南进，日美谈判将于11月30日截止，不再拖延，而结合日本海军舰艇航行时间，日军发起南进作战的时间将为12月8日（即美国时间12月7日，珍珠港事变的日子）。

这一情报被延安迅速转往莫斯科，并在潘汉年的授意下通过军统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