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笙箫-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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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声咯噔，这一声砰的闷响，是何其的偶然。我们甚至可以追究到邻居根叔家的保险丝，为什么刚好会在那天烧断呢？它为什么会烧断呢，我们又可以追究到生产它的那个厂子，也许是因为工人在它红彤彤地钻出来的时候突然打了个饱嗝延误了半秒时间给它浇水，那么他为什么要打饱嗝呢，我们可以追究到他中午下班偶遇了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友，然后他们一起喝了几盅，那么他又为什么会遇见那个老友呢，因为他没有走快一些也没有走慢一些，不早一秒也不晚一秒通过那个十字路口……我们也可以追究到为什么那只喜鹊会刚好在那一秒内叫那一声，原来是因为那一秒刚好风突然大了一下，把它们的窝吹动了一下，它们出于惊慌而叫了那么一声，那么我们接着可以追究风为什么会在那一秒大那么一下，原来是因为几天前在南美洲的某个沙滩上踢足球的一个名叫卡卡的孩子突然打了一个喷嚏，一只蝴蝶随着他的喷嚏飘向大海……更进一步，假如世界上并没有我这么一个人，或者没有娟，那么这一声闷响也就没有了，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我呢？我们可以追究到20年前某个夜晚父亲突然的一阵冲动，甚至可以往前进一步追究到父亲与母亲如何因为没有早一秒或者晚一秒地第一次地遇见，接着可以追究到爷爷和奶奶，外公和外婆，接着可以追究到……一直追究到第一只从树上下来的类人猿，追究到二生万物，追究到一生二，追究到道生一。
也就是说，在宇宙产生的时候，就注定了60亿年后的一个三十秒的一声闷响。
我后来总问，为什么，为什么要有这一声闷响？
不为什么，上帝说世上要有这一声闷响，就有了这一声闷响。
这就叫宿命，这就是托马斯耳边不断回响的“非如此不可”。书包 网 。 。。 想看书来
第八章 何处笙箫（3）
几年后我反复地读着两本书，史铁生《原罪&；#8226；宿命》，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如果说莫非（《原罪·宿命》主人公）因为那只完全可以和他无关的狗突然朝着标语放了一个屁而导致了身瘫痪，还有他朦朦胧胧的儿时回忆里的十叔作预兆的话，那么我毫无预兆地遭遇的这个三十秒其实不过是个小case；遭遇了三十秒的我照样活生生地在球场上跳跃——所以我还是幸运的。而当昆德拉告诉我：“事实上，难道不是一件必然的偶然所带来的事件，才更见得意义重大和值得记忆吗？”我就觉得正是我的三十秒所带来的痛苦，让我的生活更加眼花缭乱，更何况，它还曾给我那么多的欢乐。
只是，昆德拉一眼看透生活的本质，他说：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都在与机缘的碰撞中度过，更准确地说，是在与人和事的偶然相遇中度过。于是，我便会不断地想起，过去的二十年尤其是最近的几年，有哪些偶然，必然地决定了我的现在，甚至未来。
我想起了高一的那个夜晚，那个和阿熊躺在一张窄窄的床上，靠着一个小小的枕头，一起商量该选择文科还是理科的那个夜晚。假如第二天我被他推醒，他并没有说那句“想了一夜，我觉得自己还是去读理科”，而是像我睡着前我们说好的那样一醒来就一起找班主任报名读文科，那么我和他现在的生活都会不同。我想了班主任排座位的时候如果没有把娟安排在我看不见的地方，那么我现在的生活就会不同。我想起了2002年7月8日的上午，假如我没把理综试卷上的AB绳子看成AD绳子，那么我现在的生活就会不同。我想起了班主任说那句“大家现在就把最后的志愿表交给我”的时候，假如我没有拿起橡皮和铅笔把“广播电视工程”改成“汉语言”，那么我现在的生活就会不同。我想起了非典时的那个上午，假如我没有走进那个基地，没有进入那个聊天室，没有点击“冰儿”，没有说那句拙劣的比喻，那么我和楠的生活，就都会不同……
对过去的心有余悸，导致了我对未知的未来的犹豫。这种犹豫并不是我看了那两本书之后才产生的，它甚至是与生俱来的——很小的时候我甩鞭子赶着牛上山之前都要经历一段艰苦挣扎：去哪座山呢？去这座会发生什么？那座呢？打小我就这么优柔寡断，否则我不会产生懒于改变现状的惰性，不会为了一次文理分科而整整瘦了十斤。进了大学后，女生们告诉我，这样的我正是典型的天平座——我终于对星座这一直嗤之以鼻的东西有了敬畏。哈姆雷特说：生存，还是死亡，是个问题。我说：向左，还是向右，是个问题。我甚至会为了骑车从梆子井去学校还是走路去学校犹豫半天，我觉得我的不同的选择可能会导致自己或者别人生活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改变，甚至打喷嚏时我也会考虑该早一秒还是该晚一秒，我怕自己会让远方的某只喜鹊不合时宜地叫一声而改变某个无辜的孩子的一生。
你在一瞬间不经意的举动，可能改变另一个人的一切，你也可能耗尽心机地想去产生对某个人的影响但无论你怎么努力她都不为你所动。每天我面对着茫茫的人群，与我擦肩而过的他、她、他们、她们，我觉得自己好渺小我永远无法知道谁会因我而改变，谁又会永远地和我绝缘。有时真想有一架《疾走罗拉》里的照相机，先躲在身后啪啪啪啪地看看他、她、他们、她们未来的生活，然后跑上去拍拍他、她、他们、她们的肩膀，再啪啪啪啪地看看他、她、他们、她们未来的生活，会因为我在其肩膀上这一拍而产生怎样的不同。
我当然知道我把两位作家深邃的思考放在自己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会显得很可笑，很荒谬，有时我也会笑自己庸人自扰，或者故作深沉。但我的确总是那么想的，我就是这么一个优柔寡断的人，所以我才会有不愿改变现状的惰性才会逆来顺受而后又顺来顺受。我的确觉得我的面前随时摆着两条或者更多的岔道，我时刻需要选择其中的一条，而且我一旦走上其中一条就永远不可能回头去走另外一条，可是在我选择该走哪条的时候，上帝不会给我任何的暗示我只能闭上眼睛随便从两条看起来完全相同事实上完全不同的岔道之间选择一条。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蚂蚁，在上帝身上的长达几万米的密密麻麻的网状毛细血管上爬行，永远不知道哪条血管能将自己带往上帝的心脏。
郑智化说：过去我选择别人，现在别人选择我。其实人一直是在被别人选择着的，这个别人，就是上帝。
“生活永远不能像科学实验那样，可以在多种方案的实践中观察其优劣，生活是单向度的、一去不返的，一旦作出选择，就绝然地排除别种可能性，别种可能性和你的选择失去充分比较的条件，你也就永远无法证明你的选择是否最佳或最劣。”《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译序里说。所以罗拉的红头发每次在奔跑中的飞舞，都能让人们坐立不安、心跳加速，都能让每个人感觉自己的耳边呼呼生风——他们都在想象中回到了过去自己经历的某个岔道，他们选择了那条当初自己并未选择的路，在罗拉的指引下，疯狂地奔跑……
后来我就特别想违抗上帝的旨意，假如我猜测上帝的旨意是这样的，那么我就拼命地那样做（这就是我为什么能违背自己的本性站在讲台慷慨激昂地讲演的原因）。事实上我能在核桃林把晨拦下来，很大程度是因为我觉得上帝要让晨永远不会因为我而有哪怕一丁点儿的改变，所以我就是要让上帝失望，就是要违背上帝的旨意。当我做到后，我很高兴。可是我很快就明白，其实在晨的生命长河中，我实在只是个小小插曲，我把她拦在核桃林我给她写了封情书事实上根本改变不了晨什么，我甚至连个插曲都不能算。上帝总是微笑地看着他的掌心，那里有很多和我一样的人在不断地翻着筋斗，他们都以为上帝被自己甩在了十万八千里的身后。
决定文理分科的那个晚上，曾经和阿熊讨论过人的命运到底是不是掌握在人自己的手中，我们从同样的论据——偶然与必然得到了两个完全相反但又相通的结论。他说，人们永远不知道他选择的两条岔道中的一条会带来什么后果，所以人的命运完全不在自己的掌握中，上帝决定了一切。而我说，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因为当他面对岔道的时候，无论他选择哪一条都是他在选择，他做的每个行为产生的每个念头遇见的每个人碰到的每件事都有可能决定他的命运，这些行为这些念头这些人这些事都是他做的产生的遇见的碰到的——他的命运是由他实现的；然而，人的意识只是上帝控制人的命运的实现手段，所以人们永远不知道他做的什么行为产生的什么念头遇见的哪个人碰到的哪件事会决定又是怎样决定他的命运，他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但他并不知道他将在何时何地如何地掌握，他只能后知后觉，甚至后知后觉都不可以。
何处笙箫。
我是在高二的语文课本，《桃花扇》节选《哀江南》里第一次看到这四个字的。“当年粉黛，何处笙箫？”看到这句话我就问自己，那个大声喊你的名字穿着火红的衣裳对你微笑为你编花篮为你唱歌的女孩，到底去哪儿了？
她到底去哪儿了？
我又要去哪儿呢？
我将面对无数的岔道，我要去哪儿？
时间的推土机不断地把我铲向前方，它要将我推向哪儿去？
我的理想又在哪儿呢？在哪儿我才能自由地飞翔？
我的最终的美丽的天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奏响那最美的音乐？我在哪儿才可以感受她的眼神？又在哪儿才能和她共度人生？
在哪儿，在哪儿我才能听见上帝扑通扑通的心跳？
哪儿？哪儿？
何处？何处？
我的未来，我的理想，我的爱情，我的笙箫？
我在寻找，不断地寻找，会痛苦，会失望，会背叛，会迷茫，……
但不会放弃。
第九章 离开（1）
故土的气息，是一种熟悉的亲切，闻着都能让我觉得踏实。可是我可能真的不大适合长时间地一个人呆在家中了，在家我总是喜欢回忆很多的事情，然后又想太多的抽象空幻的自寻烦恼的东西，可能是因为闲着的时间太多了。家是厚重的，轻飘飘地从远方回到家乡后，马上能让自己沉静下来，就好像断线的风筝又给接上了线。可是厚重到了一定程度，又会给我一种压力，压得我有些透不过气来，压得我很想离开，尤其是我坐在窗前看着那些从来不变的山头的曲线时。想起看到的一句词：门外重重叠叠山，遮不断愁来路。对我而言，门外重重叠叠山，偏是那愁来路。我知道，我又开始想念繁华的都市里的无所牵挂了，也在想念自己已经学会的洒脱和满不在乎了。我想三剑客了，想我的广院了。
车子经过娟家的楼房时，我还是没有看。我看了六年，不，七年了，不能再看下去了。
车子经过那棵蘑菇云般的大树时，我依然从车窗里伸出头，看着苍劲有力的它，在心里默默地说：我会回来的。
经过一整天的各种汽车和火车，我又跨越了大半个中国，从绿色的南方回到了灰色的北方。不过，和我一起的见证两种美丽对比的，还有我的爸爸妈妈。
哥和他们单位的车子在西客站接我们。爸和哥的体形很像，两个啤酒肚站一块儿总让我想起高中物理的动量守恒——A球以某某速度撞了B球。他们俩在三十岁前都和我现在一样很瘦弱，肚子上连瘦肉都没有更别提肥肉了，因此从基因学的角度来看，我的未来也将在和别人比肚子的生活中度过。那次和哥的领导聊天，他问我觉得我哥来北京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回答说：十分完美地完成了由我的体形向我爸的体形的转化。曾经跟老Q开玩笑说，如果我们家大人的外形缺陷和健康问题都能遗传到我身上——我爸的啤酒肚和秃顶，我妈的腰间椎盘突出，我舅的驼背，我外婆的左眼失明——那雨果看见我会以为我是卡西莫少（卡西莫多的弟弟）的。老Q笑着说他也好不到哪去，卡东莫多罢了。
老哥已有两年没回家了，以致妈妈一见到他都忍不住要流泪。本来老哥的意思是让他们过年前来北京和哥嫂一起过年，但是爸妈还是觉得年在家里过才是过年，所以过完元宵后才和我一路来北京，要不是我催着要早些离开，妈可能还要再跑几个亲戚家宣传一下她即将去北京的消息才肯出发。
妈进屋第一句话就是：这么小啊！要几十万？在家里都可以起一个五层的房子了！父母就是这样，千方百计把子女送到外面的世界，但同时又多么希望他们能在自己的脚边。去年非典的时候，每次给家里打电话妈妈都会在电话那头哭出声，她太担心生活在病毒肆虐的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