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犯焉识 [实体书精校版]-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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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祖母写给我祖父的信非常优美。可惜我们再也不会有那样优美的情愫和表达方式了。灭绝了。但是我祖母婉喻在这封信里的回忆很多都是错的，据我祖父说，事情不是那样的，没有那样美好，他不像她写得那么美好。婉喻颠三倒四的走样的记忆一方面由于她的记忆是主观的，因为她一厢情愿地去那样记忆事物，另一方面，因为就在她给我祖父写那封信的时候，她的失忆症已经开始。我不愿意叫它“老年痴呆症”，我觉得她的病和老年没有必然关系，似乎她宁可篡改记忆，最终把记忆变成了童话。谁也不能说满脑袋童话的人是老年痴呆。

婉喻在那封长达六页纸的精美书信上告诉我祖父，她一定会以一个新家来迎接他回来。从此以后，焉识的回信她都藏起来，不再让丹珏和子烨看。焉识在信里让婉喻别急，他会等待的，这么多年都等待了，不急这一会儿。

我小嬢孃冯丹珏在那天痛哭控诉之后，不久就恢复了一个科学家的冷静。她知道自己和哥哥的话伤了母亲的心。那之后一个阶段，她对母亲非常温柔体贴。她的小心翼翼让她和母亲陌生起来，因此她便更加小心翼翼。几个月后，她在里弄的墙上发现了一张油印的调房启示：某人愿意以一套两卧室的房子调换两间分开的房间，有没有客厅都无所谓，亭子间也行。下面留的电话是一个陌生号码，这个想调房子的人显然是甘愿吃亏的。启示是印在那种桃红色、菲薄的劣等纸张上，似乎“针灸治疗痔疮”，“最新脚气灵批发”，或者“大米换山芋干”的启示都是印在这种纸张上。丹珏去上班，看见公共汽车站也贴了好几张同样的桃红调房启示。汽车站人山人海，丹珏决定走一站路到终点站去乘车。一路步行过去，每一根电线杆上都贴了一张桃红调房启示。此人一定是急疯了要结婚，把自己跟家人分开，宁可去住亭子间。

丹珏在实验室突然想到母亲那天说的话：“我会想办法租房子的。”不得了，无数桃红调房启示后面，那个急疯了要调房结婚的人可能就是冯婉喻！

她给哥哥子烨打了电话，把调房启示的事情告诉了他。子烨看得比妹妹严重：一旦母亲独立门户，给她和陆焉识做主的就是婚姻法，恋爱不分早晚，婚姻自主不分老少，晚辈们就再也干涉不了他们。政治运动一来，说不定人民和政府发现放错了人，再来一场大逮捕把他捉回去，一切都会从头走一遍，陆焉识就成了个法律上的父亲来毁坏他儿女们、孙儿女们的生活。冯子烨自己可是个好父亲，他大半辈子保持平庸，争取不拔尖不卓越，同时掌握防人和攻击人的能力；他从不愿给孩子们做个才智学识过人的父亲，而是给他们做一个世俗的大众化的父亲，因为这样的父亲安全，容易让大众认同，他给予儿女们的父爱也才安全，源源不断，不会被某个政治运动截断或剥夺。

丹珏说，母亲想跟父亲结婚，谁也不该拦，谁也拦不住。母亲有为人妻的愿望，她也有这份权利。子烨让妹妹别急，容他想想，多难的事情他这辈子都碰到过，没有他想不出对策的。

在家里，婉喻一如既往地去居委会开会，到各个里弄宣传文件，动员学习。她唯一的变化是比过去更加安静。她的安静中添出一种满足，就是那种“增一分则多减一分则少”的满足。桃红色的启示被雨水冲掉了艳丽，但马上就有新的贴上来。连丹珏大学门口，也出现了同样的桃红纸张。一个急于给自己搭窝，筑洞房的人才会这样干啊。丹珏多次想问婉喻，调房子的启示是你贴出去的吗？但是话到嘴边她又觉得不可能。婉喻像干那种事的人吗？差点把全上海都贴成桃红的了！

有一次丹珏乘着学校的车（她现在已有偶然坐坐学校的旧伏尔加的特权了）去另一所大学讲课，突然看见婉喻急匆匆地走在人行道上，脚上穿的是一双粉红色的绒布拖鞋。这双拖鞋是她专门为孙女准备的，虽然孙女长大后很少来看她，一个学期不过来一两次，做祖母的却一厢情愿地为孙女准备了高档拖鞋和睡衣，还有一套新被褥和洗漱用具。丹珏赶紧让司机靠路边停车。她追上婉喻时，婉喻正站在红绿灯路口东张西望，似乎四个方向都是错的。

丹珏叫了一声便上去一把拉住母亲。婉喻回过头，虽然只是半秒钟的惶惑，丹珏还是看出来了。

“姆妈，你一个人跑到这里来做什么？”女儿问道。她把不经意相遇的表情做得很真。

“是你啊……？”婉喻说。

所以最开始那半秒钟的惶惑不是丹珏的错觉，确实是母亲在辨认女儿。

“你去哪里，我让车子送送。”丹珏看见那辆伏尔加已经开过来了，走走停停，等待丹珏的指示。

婉喻脑子里起风了似的，所有念头想法都被刮得一片弥漫。她要去一个非去不可的地方，这一点是没错的。所以她胸有成竹、目标坚定地对女儿笑了笑：忙你的去吧。

丹珏不想指出她脚上的粉红绒布拖鞋。这双嗲溜溜的小妹妹拖鞋在那双干缩了的解放脚上嫌大，婉喻穿着卡布龙袜子的脚趾从拖鞋前面露出来，大脚趾触到了1978年春天的上海的地面――那时还没有禁止随地吐痰的上海地面。丹珏不容分说地架着母亲的胳膊，把她拉到伏尔加旁边。司机已经跳下车，拉开了后座的门。丹珏也不管她的演讲是否会迟到，一切都不要紧了。她的手一直留在母亲的胳膊上，让司机把车往自己家开。母亲一直在和她客气：“用不着送我的，我慢慢走好了。”她灰白的鬓角对着丹珏，像孩子一样新奇的眼睛看着车窗外：上海从这个窗口里看出去是个陌生城市，一个美丽的陌生世界。

就在这时，她看见婉喻皮包的拉链是打开的，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封信。信是寄往青海的。原来婉喻是要去邮局寄这封信。

“姆妈你的皮夹子呢？”

婉喻回过头，看着丹珏两手撑开的空皮包。

“你没有带皮夹子出门？”

婉喻的目光慢慢在空空的皮包里移动。看到那封信，一个猛醒来了，睫毛和单薄的肩膀都抖了一下。

于是我的小嬢孃断定，她的母亲心里熬着巨大的痛苦。熬成什么样子了？心智都要丧失了。那天晚上，丹珏演讲结束后，她把婉喻带到了外面。市面上已经恢复了不少老馆子，凯斯林、红房子、梅陇镇……小嬢孃冯丹珏把她母亲带到了红房子，要母亲点两样她年轻时候喜欢的菜。

婉喻看了看菜单，羞怯地说：“那个时候都是你爸爸点菜的。”

丹珏只好当家，为母亲点了一菜一汤一道甜食。她在主菜上来的时候问母亲：“姆妈，你想调房子是吗？”

婉喻看着她，摇摇头，嘴角一道番茄汁。母亲的目光是清澈的，那样清澈，什么谜底你看不出？丹珏为自己和子烨对母亲的怀疑愧怍不安，笑了笑说：“这就好。我们就放心了。”

而那些桃红启示并没有消失，它们在不断更新，变本加厉，贴到了小菜场，南货店，煤气站，银行。丹珏问子烨什么时候拿出他几个月前说的“对策”，子烨在电话里拖长声调“哎呀”一声，听都听得出他在抓他类似工农子弟兵的发式。丹珏忍不住了，约子烨到一个电话亭去给贴启示的人打电话。他们按照启示上的电话号拨通了电话，那头接电话的人竟然是里弄居委会，两句话一谈，子烨发现接电话的人就是婉喻的入党介绍人阿敏。阿敏没有听出子烨的声音，伶牙俐齿地介绍起情况来。她说要调房的是一位老太太，读书人，教养好，派头也好，就是跟孩子们相处不来，想有个自己的房子，再小的亭子间都没有关系，离开孩子们远一点就行。子烨问老太太姓什么。阿敏立刻警惕地反问：“请问你姓什么？”居委会老太太们跟儿子儿媳们斗争起来总是团结一致。

挂了电话，子烨和丹珏在电话亭里相顾无言。

“大概是姆妈。大概不是。”妹妹说。

“就是她！”哥哥说。他一脸羞恼，似乎自己的女儿在外面惹风流官司，被他捉住。

“姆妈不承认。”

“承认不承认都是她。不承认是她知道难为情！这么老的人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都不想那些事了！”

兄妹俩结伴往回走的路上，子烨拿出了对策。

“要不这样，老头子回来，住在我家里。我家比你家大一点。不行的话，我再去跟学校吵吵看，看能不能多吵来一间房间。半间也好的。”他顺着自己的思路走了一会儿，然后就想到那封劳改农场来的公函。又说：“我要把公函给领导看！我就这么跟他们吵：哦，我父亲吃饱饭没事做跑到青海去的？！是你们莫名其妙把他送去劳改，二十年放出来，你们不给我房子，叫我怎么办？！政府做的莫名其妙的事情，屁股要我们小老百姓来揩啊？！”他似乎正在跟某个不可视的人吵。

冯子烨现在很会吵，吵得非常雄辩，能吵出逻辑和公正。两年前吵到一套六十多平米的住房，算全校教师中最宽敞的居室。在1978年的上海，宽敞和豪华是同义词。他到丹珏家拿着公函走了，斗志昂扬。一个家必须有那么个会吵的，陆家兴盛了五代，衰败就衰败在不吵；太看不起吵。他现在要好好吵，重振陆家。他走的时候回过头对妹妹说：“等我的消息！”

两个礼拜后来了消息。冯子烨把劳改农场领导去年来的公函给他学校领导看了，并对他们说，这是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部分。领导答应等新的家属楼落成后，考虑给冯子烨换一套大些的单元房。冯子烨仍然是吵，新楼落成？太遥远，太飘渺了！老人家不能在地老天荒的流放地等着遥遥无期的新楼。最后他吵赢了，领导答应在学校的单身宿舍里暂时给他半间小屋，过渡过渡。但那间小屋要到暑假才能腾出来，他只能先吵到这里。

我祖母婉喻听到我父亲冯子烨带来的好消息微微一笑，接下去就神不守舍了。她两只手在八仙桌的小抽屉里摸摸索索的，不知道要找什么；她前一秒钟想到要找的东西，下一秒钟已经忘了那东西是什么。

“姆妈，你找什么？”

“哦，不找什么。”

一年多以来，这是这个家里最经常发生的对话。我的小嬢孃丹珏在这种时候总是特别疼爱母亲的，不是搂住她削薄的肩膀，就是挽住她无力的胳膊，撒娇地笑道：“姆妈又糊涂了！”与其说是对母亲撒娇，不如说是娇宠母亲。《｜wＲsＨu。ＣoＭ》

房子的事苗头有了，桃红色的启示便开始褪色，被雨水冲走，最后消失。

暑假开始，子烨和丹珏赶紧去看那吵来的半间房子。房子在一幢学生宿舍的顶楼，屋顶斜斜的，进门的地方容得人站立，往里走就只能坐下，走到头就必须平躺。原先堆放的是美术系老师的画具颜料和已经半途而废的画作，所以房子的最大好处是那股不难闻的调色油气味。

婉喻给焉识写了一封短信，告诉他，他可以回上海了。

第三十一节　回上海

我祖父回上海前夕，我祖母的失忆症已经恶化。一次居委会的阿敏堵住下班的丹珏，向她报告，婉喻又交给她一份入党申请书。她对阿敏羞怯地说，过去一直觉得自己条件不够，政治上不过硬，现在老伴要回来了，政治上的包袱也就没有了，所以斗胆向组织申请入党。阿敏缩头缩脑地指着楼上冯家的窗口，愁苦地小声笑道：“你看看，她怎么连入党这种天大的事都忘了呢？”

从此后，婉喻再到居委会去，阿敏就把她送回来，要她好好休息。

到了我祖父陆焉识从青海回到上海那天，我祖母连居委会是怎么回事都忘得干干净净。阿敏偶然看见她在阳台上晾晒衣服，便向楼上招手，问她早饭吃了没有，她会客气地回答：“侬好。”婉喻头一次见某个人，就这样跟人家正规地打招呼：“侬好”。所以阿敏以后也不再跟她招手了。

我祖父是1979年冬天回到上海的。他先来了一封电报，报告火车班次。那几天小嬢孃的演讲太忙，实在没时间接站，我父亲只好带着我一道去火车站。故事就从这里把我裹进去的。

因此，接下去出场的这个穿着小喇叭裤、正准备考大学的女孩就是我了。像所有十八岁的女孩一样，她要忙的事情太多，光是秘密恋爱和剪裁缝纫时装就快要累死她了。所以她告诉父亲冯子烨，她要温课，没时间跟他去火车站。父亲一脸凶蛮，说他没跟她商量，去车站是“必须”。

火车是从西安开往上海的，从车上下来的人身上和脚上都有一层黄色尘土。站台空旷了，流放归来的老祖父却迟迟不出现。父亲烦躁地说：“回了他电报，叫他别动，别动，还是乱跑。好了，大家肯定错过了！”父亲不愿承认，他已经不记得老头的模样了。他开始以为老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