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他的顾问-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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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基本上是做到了。郭化若详细地阐述了要认识新上海的情况，用新的方式方法进行新的斗争、新的工作，还详尽地说明了怎样改善并加强警备工作的一些具体问题。上海的社会情况十分复杂，官僚、买办、流氓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在上海都有根深蒂固的基础。如何尽快肃清残敌、匪特，让各界人民安居乐业，难度很大。淞沪警备部队按警卫目标，以连为单位，梅花形散开驻守，加强警戒，日夜巡逻，使人民逐渐增加了安全感，对敌对势力则起了巨大的震慑作用。对敌人设置和遗留的爆炸物进行全面清除，扫除地雷2万余枚。对市内四十余种非法武装，坚决予以取締，并收缴其武器，遣散其人员。警备部队配合公安、民政部门，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收容1。5万余名散兵游勇，对他们进行了集中看管和妥善处理。同时，捕获了一批土匪、特务，分别情况予以制裁和处置。全市社会秩序迅速走向稳定，受到了广大人民的一致赞扬。

8月初，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率第20、第26、第27军到上海市郊进行整训，准备执行新的任务，不再担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员的职务。上海警备任务也改由第33、第30军和第34军第100师等部担任。9月10日，中央军委任命郭化若为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维先为副司令员，韩念龙为副政治委员，张克侠为参谋长，孟绍濂为副参谋长，欧阳平为政治部主任。郭化若依靠淞沪警备部队领导机关和新成立的党委的集体力量，兢棘业业做好工作，使部队在由农村进人大城市，由战争环境转变为相对和平环境，由公开斗争转入隐蔽斗争的过程中，迅速适应了新的环境，新的生活，新的工作。

9月中旬，郭化若收到了去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通知，这使他高兴得一个晚上没有睡好觉。他又能见到毛主席了，他离开延安3年了，有多少心里话想对毛主席讲。他想起了在延河桥上向宝塔鞠的一躬，他笑了。在繁华热闹的大上海，他笑着进入了梦乡，他梦见了延安的窑洞，梦见了延安的宝塔。

三二、郭化若说，毛泽东还是在表扬我

1949年10月，郭化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结束和开国大典后，回到了上海，他耳边仍不时萦绕着毛泽东那熟悉的、亲切的、浓重湘音的话语：“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在北京期间就下了决心：这一辈子跟着毛主席革命，是跟对了，跟定了。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一定要想方设法，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将万死不辞。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和其他刚解放的大城市一样，百业待兴，万废待举。身为淞沪警备区党委书记、司令兼政委的郭化若，深感肩上担子重，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保卫城市经济建设和民主改革，他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来。但他在工作中有一个信条，就是一定要把学习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放在首位，对每一份文件，每一份电报，总是认真学习，细心领会，一件一件地抓落实。

上海解放初期，隐藏的反革命特务活动非常猖獗。在上海通往崇明岛的航班“鸿生轮”抢劫案中，20多名混在乘客中的匪特，竟开枪打死4名解放军士兵，抛尸江中，洗劫全船乘客的钱粮衣物，造成群众恐慌。为了贯彻毛主席关于“为争取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而斗争”，保障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良好生产秩序，郭化若不得不用很大精力抓了肃清敌特的工作。他认真执行军事上搜捕清剿与政治上瓦解争取相结合，政治与技术相结合，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依靠地方党政机关，充分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性的反特斗争。他直接掌握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反　特力量，并要求各级　第一把手也要直接　掌握反特力量。一些重大案件，他都亲自过问，亲自组织侦破力量，主持拟订周　密的侦破方案。捕　获特务后，他要求立即审讯，立即追捕敌人招供的其他特务，不失时机地迅速扩　大战果，务求全部破案，一网打尽。从　1949年5月至1950　年6月的13个月中，破获敌特案件及其他案件1456件，逮捕敌特分子及其他犯罪分子6480人，破获“京沪杭警备总部”、“淞沪突击队”等50余个特务组织，惩办了一批首恶分子，缴获了能装备一个师的武器弹药。受到中央公　安部部长、军委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瑞卿的表　扬和称赞。

郭化若还狠抓了保卫大上海的战备工作。在上海解放不到一个月，国民党飞机就开始进行轰炸袭扰。1950年2月6日进行的一次大轰炸，造成成千市民伤亡，大量房屋毁坏，许多工厂无法正常生产。郭化若无比气愤，3月1日他担任上海防空司令部司令员、政治委员的兼职　后，先是指挥高炮部队对空作战，后又组织警备部队突击整修和扩建江湾、大场、龙华、虹桥机场，迎接苏联空军　巴基斯基中将率领的混合航　空集团秘密抵沪协同作战，很快使上海地区形成了一个由飞机、高炮、雷达、探照灯配合的比较严密的防空作战体系。在上海初解放时，还　有一个问题，就是国民党一部分军队仍盘踞在长江口外的滩浒岛和嵊泗列岛等岛屿上，封锁海上航道，欺压渔民，抢劫商船，并向上海派遣特务从事破坏活动。郭化若于1950年6、7月间先后两次组织部队进攻滩浒岛和嵊泗列岛，守敌400余人全部被歼，摧毁了敌人向上海派遣特务、进行窜犯活动的跳板，打通了长江口外的海上航道。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针对国民党军对沿海地区窜犯骚扰活动的加剧，郭化若进一步加强了沿海城市的警备和沿海岛屿的守备工作。他以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1952年5月后华东军区公安　部队辖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山东五省和上海、南京两市）身份专程到福建　视察和慰问边防部队，走遍了北起福鼎县南至东山岛的所　有部队驻地。发现东山岛防务特别重要，立即加强该岛守备力量，守军由1个　营增至1个团，并同基层干部一道，制定了大、中、小三种作　战方案。要求守岛部队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固阵地，做好各种准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果不出所料，1953年7月16日，国民党军突然进犯该岛，守岛部队由于准备充分，一举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歼敌1000余人，受到了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嘉奖。

上海曾是冒险家的乐园。国民党败退时曾扬言，上海是个大染缸，共产党及其军队迸上海不要3个月就会红的进来，黑的出去。怎样使部队身居　闹市而一尘不染，这是郭化若　当时考虑最多的问题。他反复学习毛泽东关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指示，组织党委成员一次次座谈讨论，探讨保持艰苦奋斗、防骄防腐的措施。强调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提到工作首位，加强共产主义教育，提高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能力。提倡勤俭节约，开展生产竞赛运动。当时上海水电紧张，部队处处注意节约，规定连队只用5瓦灯泡，机关用15瓦，最大不超过25瓦。许多连队打井来解决吃水问题，不用自来水。部队人均使用水电只是市民的四十分之一。为了搞好生产，郭化若带师长们到市郊勘察地形，寻找空地，组织力量开垦了7900多亩荒地，办起了35个农场，还办起毛巾、肥皂、卷烟等工厂，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这些　措施不仅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改善了部队的生活，而且也培养了指战员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得到了上海人民的信任和赞许。1955年，军队实行军衔制，有的人为评衔到处奔走，可郭化若却在评议过程中自己往低的报，他自报评为中将，最后批准也是中将。有人对他说，你偏低了点，应该去活动一下，可他说，革命胜利了，成功了，就是最大的心愿，评个什么衔不要紧，还是主席说得对，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我们的事业，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想起来心里就很难过，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舍不得抛弃的呢。

1955年底，郭化若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分管部队军事训练和司令部机关建设及后勤工作，他经常下部队检查军事训练情况，及时解决训练中的各种问题，狠抓军委有关军事训练方针、原则的落实。他亲自组织过镇海地区针对国民党军的抗登陆演习，无锡地区师规模的合成军队作战演习以及其他一些军事演习，努力帮助各级干部提高在实战条件下的组织指挥能力。他经常在军区主办的干部集训班授课，讲毛泽东军事思想，讲战略战术，讲典型战例，深受集训干部的欢迎。在向苏联军队学习的问题上，他始终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强调在学习苏军先进经验时，一定要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结合起来，一定要从我军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能割断历史，不能照抄照搬。在同苏军顾问共事中，既注意尊重他们的意见，吸取他们一切有益的建议，同时对他们一些不恰当的意见，也敢于进行友好的争论，不搞迁就照顾，以免给军队建设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反冒进”，提出“大跃进”。工业、农业都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跃进目标，农业上批判“增长有限论”，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工业上搞“以钢为纲”的一系列大办，提出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要翻一番。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迅速兴起。强调“一大、二公”，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已不是遥远的事。大办公共食堂，到处刮起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郭化若感到在梦境一般，他兴奋了一阵子，共产党人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共产主义这么快来了，哪有不高兴之理。不过，他去看了看土高炉炼铁，看了看农村食堂，感到有的是在蛮干，而且造成很大浪费，如果这样长期下去，国家建设不是跃进，而会是倒退。因此，他有些怀疑。　然而不久，在1958年底的郑州会议上提出了纠偏。

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总结了　“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大会上作自我批评，认为“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郭化若听了传达后感到高兴，中国共产党伟大，毛主席伟大，世界上只有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自己起来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

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关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作为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的观点，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观点，推荐了湖南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河北省保定地区“小四清”的经验。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五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5月，毛主席又在杭州召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即“前十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四清”和“五反”运动“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1964年5、6月间，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追査“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9月，中共中央发布了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由毛泽东批改的“后十条”草案，进一步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有些地区还要“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1964年底至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　二十三条”。这个文件，虽然对1964年下半年运动中一些“左”的偏向做了纠正，但又规定“四清”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并提出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场运动在全国相继展开，一直到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才终止，到1966年春，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