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他的顾问-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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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自己的意志，这样的时机就要到来。”（同上书第210页）帝国主义时代的战争更是这样，我们试看最近各帝国主义国家里政治之法西斯化，经济之战时化，巳成普遍的现象，所以这种时机更快要到来。我们进行革命战争，正是促使 敌寇及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起来实行“自己的意志”。
资产阶级的军事理论家及其将军们，不了解或不愿了解军事上 的一切进步最基本的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他们总是把兵器之发展 和战术之进步，归功于科学的进步。表面看起来，也有它浅近的道 理，但是他们的理论，为的是说明一切军事上的进步，都应归功于资 产阶级的科学家，其实连科学本身的进步，也还依靠于生产方法，首 先是生产力之进步。这种最基础的进步，是劳动阶级的血汗造成的。 唯心论的撒谎，绝不能掩盖铁的事实。
日人吉永说：“作为近代武力战的担当者的兵器，是存在于近代 科学的基础之上的事，是不待言的……兵器实在是代表当时科学发 展的最高峰。……不论是一枝步枪一把大刀都是随着科学的进步而 进步而改善的。”（吉永义尊：《近代战争与兵器》，原文见曰本《改造 杂志》1939年11月号，译文见《新军》第二卷第五期）虽然他也懂得 “……平时的化学工业就可变为战时的国防化学，……机械化部队 之所以能奋其淫威，也不外是汽车工业政策的成功”，但他不愿意把 生产力进步为军事以至其他科学进步的根本推动力的本质与事实， 指明出来。
白崇禧将军谈到抗战与军训时，也仅仅指出战术随科学的进步 而进步。他说：“作战之要求又随着科学而日益进步，无论古今中外 可说是一致的，至于战术方面，则随时代的进步而革新。科学既曰益 进步，而兵器的科学化影响于战术的改变甚巨。譬如：过去的横队战 术变成纵队战术，密集战术变成疏开战术，平面战术变成立体战术， 都因兵器革命装备改良的关系……”（《抗战三年来之军训》，见《中 苏文化》抗战三周年纪念特刊）
其实这仅能一般说明战术的时代性一点，至于民族性革命性阶 级性等则都不能说明。在科学水准差不多的诸国家间，其战术为什 么也有不同呢？科学的进步又从何而来呢？我国科学又为什么不进 步呢？为什么同一时代同一国家又有不同的战略战术呢？这种问题 之解答，需要看战争的性质，战争的政治目的，各该国家的经济状况、 政治状况与自然条件等等具体条件，即敌对双方有关战力诸因素之 对比。则敌方的战略战术而定。所以战略战术（作战方法）改变的基础，一般说来应向生产方法（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去找寻。 否则却不免同杜林等一样，陷入唯心论的错误中。
但是在同一时代，同一民族，同一国度内，还会因战争性质的差异，及进行战争的军队机构与领导阶级的不同，产生两种极不相同的作战方法，因而也产生出两种极不相同的战略战术的思想与理论。一种是旧的没落的反动的统治阶级的战法，另一种是新的新兴的革命阶级的战法。这种新的革命的战略战术，有两个阶段两种形式：初期阶段，是游击战；较高阶段，是正规战。列宁在论《莫斯科起义的教训》中提到这个名词。他说：“……因为莫斯科巳经着手提出‘新式的巷战战术’，这个战术就是游击战的战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在说到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时，也说到游击战争的概念，他说：“…… 我们能够运用过去……武装斗争的经验，能够运用武装斗争形式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斗争形式相互配合的经验。这种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就是游击战争。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
但是游击战争不是独立的战争形式，“它是战争中的一个形式 与一个阶段，而且从基本上说来是革命战争中的一个形式与一个阶段”（《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广当革命力量生长壮大到一定程度时，革命战争也随之发展到新的阶段。用新的形式即正规战（以运动战为主）的形式，配合以游击战，来同敌人作战。但在有些革命战争中，正规战与游击战同时存在，如现在的抗日战争。
这样革命阶级的作战方法，不但依据于原有的社会生产力，同时 更依据于新的革命的政治。唯心论者强调精神的作用，他们错误的 主要来源是忽视或害怕民众力量；所以他们不能真正了解革命战法 的基础。机械论者也不懂得这一点，“潜在武力”论者的错误，基本 的从这里发生，在思想方法上它是片面地了解经济与战争的关系，而 忘记与抹杀其他重要的因素，特别是政治的因素。
当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后，在讨论所谓“军缩”的强盗会议中，对于“军备”的定义，及随之而生的“潜在武力”（或译“战斗潜伏
力”）的定义与界说，引起了许多争论，以后于1931年由“国际议会联盟”发表了一本由资产阶级将军、经济学者、化学家、评论家们，集 体写作的《未来战争的性质》一书，里面有三篇专门关于“潜在武力”的论文，作者为法国经济学教授威廉瓦尔特（Willim Ovalld）、德国孟塞尔（Max de Montgelag）将军。此外还有其他同类的著作。在苏联 莎维兹基的《战争经济学》序文中，巳给予了基本上正确的批评。莎氏说：“对战争之社会的性质之完全无理解，对各战争之个别的政治 目的之无视，问题之具体的历史的剖解之缺乏，——这一切，实际上不单只鲁士比尔特个人的著作中的，而正是所有一切‘潜在武力’论者的著作中的共同的特征。”
这些潜在武力论者，各站在各该本国资产阶级统治的利益上，站在各该本国的帝国主义目的上，争论什么是战争现实的因素，什么是潜伏的因素，什么应该在裁减之列，什么不应列入裁缩之内。这种群盗之争，我们且不去管他。单从他们的立论上说，他们都是不愿在分 别不同本质的战争的观点上去看问题，他们不愿或不敢看到过去苏联在反武装干涉与国内战争中所表现的情况，他们根本不能分出那 些被看作“战斗的潜伏力”的诸因素，以至现实的战斗力之在正义战与不义战中，其作用之大小，将有怎样的不同。他们不了解每种因素的变动，都将或多或少地影响其他因素，特别是人的因素变动时（如反战）。瓦尔特不敢也不愿提到正义战中与不义战中，政治因素对于经济与军事将起怎样的影响。他把政治因素看成不可逆料的东西，他说：“我们愿意执著这一问题的技术与经济的方面，而不欲涉及不可逆料的政治与精神的背景……”（见《将来战争的性质》第142页）。他形而上学地制定时间空间的界限，把各个国家单独分开来：“计算”其潜在的力量，他以为在应用时，可以“把任何一方面策动的潜势力，相加起来，把它化成某一系数，并须计及不免有的缺陷，与使联合反抗一公敌的数国的势力相互调和的困难就得啦”。（同上书第143页，着重点是作者加上的）。这种企图以数学上的系数与方程式，来算战争的“八字”与命运，是瓦尔特教授论文的特点。在孟塞尔将军，则以为“国家的战斗实力，第一决定于实际的因素，这些因素，可用数字确切表明（？），而且不管敌人是哪一国，可以永无变动。”其实，资产阶级的军队，对于进行正义战的国家与对于同样进行不义战的国家作战，“这些因素”作用的大小必极不相同。特别是如果进行正义战的双方，能够坚持持久的抗战时，将更显明。至于鲁士比尔特则把过去与未来战争胜负的关键，求之于交战国双方原料之多少，他以为奥俄之战，俄国产铁较多，故胜奥。南北美之战，北美以富于石灰和金属，故战胜南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工业较强于俄，故胜俄，但“他较之英美仍有逊色，因之终致于败；最后在未来的战争中，将是拥有最好的、最丰富的原料资源，和拥有战争机械生产最良的方法与手段的国家，占得胜利。”（转录自《战争经济学》）这就更明白表示了鲁氏之无视战争性质不同之影响，即无视政治因素之作用，自然鲁氏不会也不愿预想到在新的帝国主义大战中，将有若干国的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会获得胜利与解放（对于“潜在武力论”因莎维兹基已给予批评；所以这里我不想多说）。
“潜在武力论”只是给帝国主义列强军缩无结果，造成掩盖的理论根据。
其实一切经济条件及所谓“潜在武力”都将受政治因素的极大影响。社会主义的国家苏联，将因其社会主义的政治因素，而把这些潜在武力以至现实武力，提高与发挥到最高度。反之，各帝国主义国家，则将因其资本主义内部的许多矛盾与困难，不可避免地要使这些潜在武力，以至现实武力消磨与损失。自然在各帝国主义国家间将因他们政治统治的能力与经济组织的能力之差别，也会影响到这种“潜在武力”的作用之大小的。
此外，经济条件与“潜在武力”，就在进行正义战的国家，如我们中国，虽然在某些因素上，是很优越的（地大、物博、人多……）但却因国内政治机构与设施的关系，纵使在抗战三年中有某些进步，然而发挥这些潜藏的人力物力，一般说来，在大后方显然是太不够了。如果政治上不改良不进步，这些所谓“潜在武力”，绝不会转变为现实的武力，因之战略反攻，也难以坐待其到来。
在我国军事界中，也有些人与“潜在武力论”者有差不多的观点。杨杰将军于抗战前，在大陆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战术方针的文章，认为决定战术方针的条件有四：（一）国力；（二）国民性（又分南人北人）；（三）地形；（四）假想的敌国。因此杨将军的战术方针是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支队战术”（即游击战）；第二阶段是“阻塞战术”（实则“阻塞”仅为现代防御警戒阵地前之一种设备，而算不得单独的战术作者〕；第三阶段是“后退防御”（这里不提及反攻，不知何意——作者）。我们在这里暂不批评这三阶段战术正 确与否（其实这种意见在抗战发生后未起影响），杨将军也同那些潜在武力论者一样无视政治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蒋百里先生则于抗 战后半年于柏林发表一文，题为《速决与持久》，认为“我们要以持久为目的，须以速决为手段”，又指出用“运动战以达持久目的”，“以攻为守”（均见《蒋百里先生抗战论文集》第18页）。这些命题都是正确的，都值得赞扬的。不过蒋先生之所以主张运动战，以速决手段达持久目的，是看到我国“经济力量”与“火力”之不足，（参看上述原文）而未看到政治的因素。因之这种观点，与上述诸人的观点基本上是一样的。
在这一问题上，上述诸人的观点，都不如我国最早的兵学家孙武。孙武早于2400年前，一面看到军事最基础的依从于经济，他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又说：“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又说：“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另一方面他又看到其他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他说：“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 士卒熟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又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见这里孙子之所谓道即是政治，孙子对于决定战争的胜负条件曾看到经济的、政治的、军队的以及自然地理等条件，这里是全面的观察法，所差的只有未分正义战与不义战的不同，未讲到各个条件之相互影响与可能的变化，及各国间的互相关系而巳。这也是当时历史条件限制的结果。
至于战争对于经济的反影响问题，我们马列主义者是给予辩证法的正确的回答，战争不只是只起破坏并且也会“把工业适合于军事条件而造成生产之非常有力的和迅速的集中，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列主义论《战争与军队》之导言），同时“战争是闻所未闻的加速社会发展之巨大的历史进程”（列宁），“他在促进并在尖锐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自导引到帝国主义环链上薄弱一环的破裂”（同上导言），战争除破坏一面外，还有另一面，战争引起“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是战争对于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