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他的顾问-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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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编为红12军，并从3纵队抽出1个支队编成红12军第1纵队，后称第34师；由3纵队抽出1个支队，加上江西地方武装1个支队，编成红12军的第2纵队，后称第35师；红12军的第3纵队，即第36师是在后来打开吉安后才以教导队为基础扩编成立的。红4军原第4纵队和闽西几个县的地方部队抽出人员、武器补充主力后，在闽西另行编组闽红12军。江西的地方武装以2、4团为基础扩编为红6军，不久又改称红3军，黄公略任军长。从3纵队、支队政委中选拔罗荣桓任红4军政委，蔡会文任红3军政委；伍中豪任红12军军长，谭震林任12军政委。

原红4军司令部和政治部改为红军第一路军指挥部和政治部，统率红4军、红3军、红12军3个军。毛泽东任政委，朱德任总指挥，参谋长是朱云卿，郭化若任参谋处长。各军司令部、政治部都是新建的。根据中央指示，还由毛泽东、朱德、曾山、李文林、黄公略、彭德怀、林彪、邵式平等17人组成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红一路军不久改称红一军团。

整编以后，部队向何处去呢？　一天，朱云卿和郭化若去找毛泽东。毛泽东和朱德正在商量部队行动问题，见他们来了便问：“你们想打大城市吗？”

“当然想呀。“郭化若说，“不过——”

“只能是一种想法而巳。“朱云卿接过话说。

“我们能打下大城市吗？”毛泽东又问。

“我们部队现在这种军事素质和技术装备，打大城市是有困难的。”郭化若回答。

“可是，中央又命令我们去打。”朱德说。

“对。”毛泽东用手把桌上的茶杯推了一下，“打不了，人家又在背后推着我们去打。怎么办呢？你们是起草作战命令的，我看可以做‘推’字的文章，这次行动叫推进，向南昌推进。先下命令集中，造出向南昌推进的声势，然后再搞个推进的计划；边推边看。朱总，你看呢？”

“要得。”朱德说，“这样，中央的命令传达了，而且，部队在‘推’进，也有行动。人家推我们，也算是一推就动。”说完大家都会意地笑了。

离开了毛泽东的住处，朱云卿说：“‘推’字的含义，就是只传达李立三的命令，不作具体部署。”

“是一种应付上面的行动。”郭化若说，“作战命令的措词就要精心推敲了。”

按分工，作战命令是由朱云卿主持，郭化若负责起草的，这次要做“推”字文章，朱云卿叫郭化若考虑文字命令，他搞个推进计划表。两种作战文书拟出后，送毛泽东、朱德审查，毛泽东很满意。于是1930年6月22日红一军团总指挥部向红4军、红12军发出向广昌集中的命令，命令称：“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立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7月5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这里只把党中央的夺取九江、南昌这一任务传达了，但并未做进一步的部署和说明。红一军团由福建开到江西广昌集中后，再到兴国地区集结，红3军亦归建。7月11日，由兴国集结地发出向樟树推进的命令，只说“进略樟树，窥袭南昌”，并颁发了一个推进计划表，后面附有一张行军路线图（用油印套色绘印〕。在向北推进中，一军团于7月20日进入永丰城。20日午后7时30分发出第二期推进计划表。占领永丰后向七琴前进。七琴守敌较多，约七八百人，有电话等通讯设备，被我军顺利地击溃，大部就歼。接着，我军继续向樟树前进。7月24日顺利地占领了樟树镇，击破敌两个营，缴枪约200枝，俘虏敌兵100余。

在打七琴时，从缴获敌军的作战文件（包括电稿）中，对江西省内的敌军的配置情况，大体都了解了。当时附近敌军的布置是：抚州地区1个旅（旅长朱耀华），吉安北阜田地区1个旅（旅长戴岳），南昌地区1个旅（两个团，分散的）。以上3个旅都属张辉瓒的18师，这是能机动的。此外，在吉安的邓英师3个团和赣州的守敌，是不能机动的。

我军一到樟树，毛泽东立即召集各军首长开会，讨论行动问题。会议开得比较顺利，很快就决定了全军团西渡赣江，向湘赣边转移。也就是说并不乘胜北上打南昌，也不在樟树附近等待由抚州、阜田两处可能来增援南昌之敌，而是佯攻南昌，再向敌薄弱处发展。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它既不去白色区域攻打大城市，也不去打容易逃跑的抚州之敌。决定渡江后，司令部参谋人员还未进房子，就马上着手收集船只，动员船工，准备渡江。为了进行群众工作和筹款，指挥机关和部队才在樟树驻了两三天。第三天司令部于黄昏时分批随前委渡过了赣江，经过高安，于7月30日到达万寿宫、石子凌、生米街，离南昌约30里一带地区，派出一部兵力进迫南昌对岸之牛行车站。8月1日派少数兵力向牛行车站打枪示威，以纪念“八一”南昌起义。敌人未还一枪，更不敢出击。我军完成“八一”示威任务后，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进行宣传，发动群众并筹款。

南昌没有打，只以少部兵力逼近示威，这样，既避免因强攻大城市所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又在南昌城下壮了军威，扩大了我军影响。这就是毛泽东高明之处。

○六、二打长沙时毛泽东两次让步

8月中旬，红一军团主力由奉新、安义西移，进至接近湖南边界处。红一军团指挥机关进驻万载时，搜集到7月30日和8月1日的上海报纸，知道我红三军团曾一度打进长沙，后被敌军反攻，又退了出来。又有消息说，敌何键部正向红三军团前进，为了和红三军团会合并配合红三军团在运动战中歼灭敌军，红一军团决定向湖南西进。

在西进路上，18日到达黄茅。侦知湘赣边之文家市有敌一个旅，而且不知我军的到来，于是军团决定消灭它，再向西进。19日毛泽东写信给赣西南特委并转中央。信的大致内容是：红一军团在攻击牛行车站，举行“八一”示威后，散开工作，筹款和宣传群众。因恐久待敌人而敌不来，待敌人兵力集中后向我进攻，陷于不利地位，而此时报载何键向5军前进。我军为达到消灭敌人，援助5军，开展湘鄂赣之交的大局计，乃决定去浏阳击敌，直取长沙，由株洲回师袭击赣敌，夺取吉安，再回南浔，进攻武汉。目前何键有10团以上兵力，集中浏阳，向我第三军团前进，右路兵力分布文家市、孙家煅两点，约10团左右，左路在许东门一带。我们昨日到此，决定明日解决文家市、孙家煅之敌，再击敌人左，要求第三军团在平江一面打来，以消灭敌人主力，直下长沙。此次敌深入赤色地区，我们赶至他们面前，他们还不知道，而敌又在屡次失败之后，消灭此敌是可操胜算的。

8月20日拂晓，红一军团突然强袭包围文家市，果不出毛泽东所料，打了个大胜仗，全歼了文家市之敌。这次战斗本来可以缴获敌一部无线电台的，敌人跑了，电台还在工作，但红军战士好奇，把好好的电台给砸烂了。当时我军的通讯器材很缺乏，毛泽东非常惋惜，并说这就是游击主义的破坏性，要制止战争中的破坏行为非经过长期深入的教育不可。

打下文家市，毛泽东不顾连日行军作战的疲劳，当天就率领前委机关赶到永和市去，三军团亦由长寿街赶来集中。一、三军团领导机关在永和市会师后，成立了红一方面军及其领导机关——总前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朱德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郭化若任参谋处长。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由原红一军团司令部、政治部组成，并仍兼红一军团司令部、政治部（当时干部少，由红4军司政机关升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并未增加一个干部）。此外，还组织了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委员35人，毛泽东为主席。

永和会师后，一、三军团统一指挥的问题解决了。战略上集中兵力，这是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中的一大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对后来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的一、二、三、四次“围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在新的情况下，新的矛盾又发生了。由于一部分领导干部，主要是三军团的少数领导干部，坚持进攻中心城市的主张，因而就在打不打长沙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号称三军团的“理论家”的一个领导干部，在总前委会上说什么：“三军团一个军团也能打下长沙，现在两个军团会合了，还怕什么？你们一军团不敢打，就站在一边看，我们三军团单独打。”　“你们既不打南昌，又不打长沙，　还执不执行中央命令？”

其实，三军团第一次进攻长沙，虽然侥幸攻进去了，但敌人一集中兵力反攻，就把我军包围在长沙城内。后虽突围出来，据当时参加第一次打长沙的同志回忆：被他们带去的地方武装约一万多人（没有准确的统计）都来不及撤退，有一批被围在城内，惨遭杀害。敌人挨家挨户搜查，致使长沙城内以至城郊我地下党也同时遭到破坏，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英勇牺牲了。

打长沙，打构筑了防御工事的大城市，在由游击战转到正规战时立即要求进行阵地攻坚战，显然是错误的。虽然当时全国政治形势很好，敌人内部矛盾重重，我军士气十分旺盛，有利革命向前发展，但是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还没有根本改变，仍然是敌大我小，敌强我弱，进攻大城市的条件还不具备。当时长沙城内有敌军31个团，我们的兵力共13个师，实际上相当于13个团。敌人兵力超过我一倍多，而且筑有较坚固的防御工事。我们一、三军团刚刚会合，才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还缺乏攻坚的装备、技术和经验，中央命令要打长沙，三军团中的少数领导干部也坚持要打，理由是“中央命令”，而实际情况却不应该打。怎么把部队从“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下引上正确的轨道呢？这是第一个战略转变中最先遇到的一个“很大的困难”。

部队该如何行动呢？郭化若去找毛泽东，毛泽东默默地吸着烟，脸上表情很严肃，他来回踱步，突然停下来说：“让步。”为了团结红三军团，毛泽东以最大的忍耐进行说服和等待，先决定方面军向长沙前进。红一方面军总部于1930年8月24日在永和市发出命令：“本方面军以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之目的，决定三路向长沙推进”。8月28日方面军总部又发出“向长沙攻击前进”，占领长沙东南郊距城约20里左右的枫树河、新桥、落霞坪、黄中铺、龙头一带的命令。29日，方面军到达上述地点，先头部队一部分展开成战斗队形，并分别派出少数兵力向长沙进行火力侦察。后来有人借口第二次打长沙时成立了总前委，毛泽东是总前委书记、总政治委员，就说第二次打长沙的错误是他执行了立三路线；也有人说第二次打长沙是毛泽东统一领导的，因而是正确的。这两种说法都不符合事实，都是错误的。

在围长沙的过程中，9月1日截到一个敌军的传令兵，缴到一件作战命令。从这份命令中清楚地知道敌军拟集结10个团的兵力从长沙南铁路线上的猴子石出击。当夜我军即调整部署，以三军团监视正面之敌，一军团3个军布置在敌出击线侧面，准备迎击。

第二天等了一天，敌人没有出来。

当晚，又开会（几乎每晚都开会，都争论）。少数拥护立三冒险主义的领导干部又提出来，说敌人遗失了作战命令，一定会改变行动，我军不能再等，吵着要去打长沙。争执不下，郭化若等人都把眼光移向毛泽东，毛泽东在默默吸烟，脸上表情很严肃，突然站起来说：“我看留下红3军作为方面军的总预备队，仍控制在猴子石侧面，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的红4军、红12军展开向长沙进攻，看朱总意见怎么样。”朱德马上表态同意。留一个军作预备队，这是总司令、总政委有权决定的，总前委也无法反对。于是大家无话。

第三天下午3时许，敌陶广师之1、2旅及补充第6团、特务营、工兵营等沿猴子石出动了。至5时许，敌人出来约2个多团，后续部队尚未出城。我红3军因时近黄昏不便再等，即大举出击。红4军、红12军各有一部参加战斗，一直压制歼灭敌军于湘江边上，敌军官兵被击落水死者约七八百人，俘虏千余人，出动的敌军全部被歼。这一仗给长沙守敌以重创，我军部队得到补充和锻炼。战后査明，敌军虽遗失了作战文件却并未发现，只是因为腐败透顶的反动军队传达命令迟缓，才推迟了一天出发，后来郭化若对毛泽东说：“如果我们在战役指导上不受干扰，继续将主力部署在猴子石一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