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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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先会议都在星期六举行。但随着犹太基督徒与非犹太基督徒之间的感情日趋恶化，非犹太基督徒便废弃了星期六安息日，把聚会改在死者复活的星期日。

这些庄严的仪式完全体现了公众的特点和感情特点。没有固定的讲演和说教，没有教士，所有男女只要感到内心被圣火激励，都可以站起来剖白内心的信仰。按照保罗的描述，这些虔诚的弟兄们“以雄辩的口才”，使这位伟大的圣徒心里充满了对前途的展望。他们当中大多人是平民百姓，没受过什么教育。他们即席良言的真诚当然是无可怀疑的，但他们常常过于激动，象疯子一样大喊大叫。教会虽然顶得住迫害，却受不了人们的冷嘲热讽。于是，保罗、彼得以及他们的继承人不得不花费力气维持秩序，平息人们因急于表达精神世界和神圣热情而引起的纷乱。

开始时，这些努力收效甚微，因为规章制度与基督教的民主精神是格格不入的。不过人们最后还是从实际出发，同意集会按照固定的仪式进行。

集会以一首赞美诗开始（用以安抚可能在场的犹太基督徒）。然后，全体教徒就高唱新近为罗马和希腊崇拜者谱写的歌曲。

唯一预先拟好的演说是倾注了耶稣一生哲学思想的著名祷文。然而在数世纪中，布道都是自发的，只有感到心里有话说的人才能登台说教。

但是，随着集会次数的增加，总是对秘密团体怀有戒心的警察开始干涉了，因此必须推选出某些人代表基督徒与外界打交道。保罗曾高度评价了领导的才能。他把他在亚洲和希腊走访的小团体比做惊涛骇浪中的小舟，要闯过怒涛汹涌的大海，就必须有聪明绝顶的舵手。

于是虔诚的信徒们又凑在一起，选出男女执事。他们是整个团体的“仆人”，要照顾好病人和穷人（这是早期基督徒关心的事情），管理好集体财产，还要料理所有日常琐事。

到了后来，教会的成员有增无己，事务性管理变得复杂不堪，非有专职的执事不可，于是几位“老者”被推举担当此任。他们的希腊称呼是“长老”，按我们说法就是“神父”。

过了些年，每个村庄和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教堂，因此又有必要提出大家都要执行的共同政策。人们选出了“总监”（即主教）来监督整个教区，并代表教区与罗马政府打交道。

很快，帝国的各个主要城市里都有了主教，在安提阿、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迦太基、罗马、亚历山大和雅典，这些闻名的当权人物。

在开始阶段，主教掌管着耶稣当年曾经生活、受难、死去并广受尊敬的大部分地方。但是，自从耶路撒冷被摧毁、期待世界未日和天国成功的一代人从地球上消失以后，可怜的老主教在他狼藉的宫殿里被剥夺了原有的威望。

虔诚的信徒首领的位置很自然地被那个“总监”顶替了。“总监”住在文明世界的首都，守卫着西方大圣徒保罗和彼得当年殉教献身的地方——他就是罗马大主教。

这个主教与其它主教一样，也被称做“神父”或“圣父”，这是对圣职人员的一般称呼，表示热爱和尊敬。然而在以后的数世纪里，“圣父”这个头衔在人们心目中只与主教管区的首领相联系。每当人们提到“圣父”，所指的只是罗马的大主教——教皇，绝不会是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或迦太基的主教。这是个自然贴切的发展过程。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总统”一词时，绝无需再加上“美国”一词做限定，因为我们知道这里指的是政府首脑，不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局长、哈佛大学校长或国联主席。

“教皇”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正式公文里是二五八年。那时罗马还是强盛帝国的首都，主教的势力完全被皇帝所吞没。但是在以后的三百年中，凯撒的后裔时常受到外侵内乱的威胁，便开始寻找更为安全的新巢穴。他们在国土的另一端找到了一座城市，名叫拜占庭《｜ＷＲsＨu。ＣoＭ》。它是根据一个传说中的英雄拜扎斯而得名的，据说特洛伊战争结束不久，拜扎斯曾经在这里登岸，它座落在几条割开欧亚大陆的海峡之畔，虎视黑海通向地中海的商业要道，控制几家独一无二的工商业中心，在商业上享有重要地位，斯巴达人和雅典人为了争夺这个富足的要塞，曾经拼杀得你死我活。

然而拜占庭在亚历山大时代以前一直是独立自主的。它落入马其顿之手没多久，便纳入了罗马帝国的版图。

现在经过十个世纪的财富积累，被称为“金号角”的海港里挤满了来自上百个国家的船只，它被选中作为帝国的中心。

罗马的居民被撇下听任哥德人、范达尔人、天知道还有哪些野蛮人的虐待宰割。他们看到皇宫一连好几年空空如也，看到政府部门接二连三地搬迁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之滨，看到首都的居民竟要遵照千里之外制定的法律行事，都感到世界的末日已经来临了。

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事情都是此失彼得。皇帝走了，留下的主教就成为市镇中地位最显赫的人物，他们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皇冠荣耀的继承人。

他们不遗余力地抓住这个无束无缚的大好时机。教会的声望和影响吸引了意大利所有才博学广之辈，这使主教们又变成了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他们感到自己俨然是某些永恒信念的代表，因此大可不必着急，而是采取潜移默化的方法，看准时机出奇制胜。他们不像许多人因为迫于操之过急造成的压力，仓忙决断，最后乱中出错，导致失败。

不过重要的是，主教们只抱有一个目的，只向一个目标坚韧不拔地前进。他们所做所说所想的一切都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为了使在凡世代表上帝意志的教会更为强大有力。

以后十个世纪的历史表明，他们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

当时野蛮部落横扫欧洲大陆，在风卷残云的冲击下，玉石俱焚，帝国的围墙一面面倒坍了，上千个像巴比伦平原那样古老的体制象垃圾一样七零八落，只有教堂坚如磐石，在各个时代中，尤其在中世纪，犹如砥柱中流。

胜利虽然最后到手了，但是代价却很可观。

基督教虽然起源于马厩，却可以被允许在宫殿里寿终正寝。它本是以抗议政府起家的，然而后来自命能沟通人与神联系的神父却坚持让每一个凡世庸人做到无条件地服从，基督教本来带有变革色彩，但日后不断发展，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竟形成了新的神权政治集团。古老的犹太国家与之相比，倒成了幸福无虑的臣民居住的温和自由的联邦。

然而这一切又合乎逻辑，不可避免。我下面要进一步说明。

大多数游览罗马的人都要去看看科利西姆，在饱经风沙的围墙里，人们可以看到一块凹地，数千名基督徒曾经在这里倒下，成为罗马专制的牺牲品。

不过尽管确有几次对新信仰倡寻者的迫害，却都与宗教的专横无关。

迫害全是出于政治原因。

基督教做为一个宗教派别，享有最广泛的自由。

但是，基督徒公开宣布自己由于宗教道德而拒服兵役，甚至当国家受到外国侵略时还大吹大擂什么和平主义，而且不分场合公开诋毁土地法律。这些教徒作为国家的敌人，被处决了。

基督徒是按照头脑中的神圣信条行事的，但普通的警方法官不管这个，基督徒极力解释自己的道德本质，可是长官大人却迷惑不解，一窍不通。

罗马的警方法官毕竟是凡人，他突然发现，他应召而来进行审判，可是犯人陈述的道理在他看来却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弄得他简直不知所措。长期经验告诉他对神学中争论的问题应采取超脱态度，他还记得许多皇帝敕令中曾经告诫公职人员，对付新教派要圆滑老练，于是他甩开解数，企图说理。可是当全部争论集中到一个原则问题的时候，一切逻辑方法又都徒劳无功了。

最后，行政长官面临了这样的抉择，是放弃法律的尊严，还是坚持国家最高权力的并不够格的绝对惩治职能。不过，那些教徒坚信生命只有在死亡之后才会开始，还热烈欢呼能离开这个邪恶世界去享受天国快乐，就连监狱和折磨也奈何他们不得。

于是，当局和基督臣民之间痛苦而漫长的游击战争爆发了。我们没有全部死亡人数的官方资料。三世纪的著名神父奥利金的一些亲戚在亚历山大的一次迫害中被杀死了，按照他的说法，“为信念而死的真正基督徒的数目还是可以统计出来的。”

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一下早期圣人的生平，就会发现许多鲜血淋淋的故事；我们不禁奇怪，一个屡遭杀戮迫害的宗教怎么会保留下来呢？

不论我提供的数字如何，终究会有人指控我为心怀偏见的骗子。我且保留己见，让读者自己去下结论吧。人们只要看一看德西厄斯皇帝和瓦莱里安皇帝的一生，便可以较为清楚地看清迫害最猖獗时罗马专制的真正本性。

此外，倘若读者还记得，就连马可·奥勒留皇帝这样开明智慧的君主尚且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处理基督臣民问题上的无能，那么对帝国边远地区的无名小官面临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本想尽忠职守的芝麻官不是必须背弃自己的就职誓词，就是必须处死自己的亲朋好友，因为这些亲朋好友不能也不愿意服从帝国政府为保存自己而制定的几项简单法令。

与此同时，基督徒没有受异教臣民的假惺惺的伤感的迷惑，继续稳步扩大自己的影响。

四世纪后期，罗马元老院里的基督徒上诉说，在异教偶像的阴影下面过日子实在有伤感情，请求格霍希恩皇帝把胜利女神像搬走。于是，这座矗立在凯撒建立的宫殿里达四百年之久的神像从此远居他乡了。几个元老曾经表示抗议，但是无济于事，只导致了一些人的流放。

这时，远近闻名的忠诚爱国者昆塔斯·奥里利厄斯·希马丘斯挥笔写下一函，提出了折衷的道理。

“为什么，”他问道，“我们异教徒与基督邻朋不能和平相处呢？我们仰面看到同样的星辰，并肩走在同一块土地上，住在同一苍天覆盖之下。每个人自己选择寻求最终真理的道路又有什么关系？生存的奥妙玄机莫测。通向答案的道路也不是只有一条。”

他并不是唯一认识这个道理、看出古罗马宗教开放政策传统正在受到威胁的人物。与此同时，随着罗马胜利女神像的搬迁，已经在拜占庭立足的两个敌对基督教派之间爆发了激烈内讧。争执引起了世所未闻的以宽容为题的最为才智勃发的讨论。哲学家西米思蒂厄斯是讨论发起人，他对祖先信奉的上帝忠诚不渝，但当瓦斯林皇帝在正统与非正统的基督徒论战中偏袒一方时，他也感到必须晓以皇帝真正的职责。

他说：“有一个王国，任何统治者休想在那里施展权威，这就是美德之国，个人宗教信仰之国。在它的版图里实施强制必然会导致建立在欺骗上的虚伪和皈依。因此，统治者还是以容忍一切信仰为好，因为只有宽容才能防止公众冲突。况且，宽容乃神圣之道，上帝自己已经明确表明容忍多种宗教的意愿。上帝能够独自辨明人类用以理解神圣玄机的方法，上帝欣赏对他的形形色色的崇拜，喜欢基督徒的一种礼仪，也喜欢希腊人和埃及人的其它礼仪。”

的确是金玉良言，但根本没人听。

古代世界连同思想和理想已经死了，任何倒转历史时钟的企图都注定失败。生活意味进步，进步意味磨难。社会的旧秩序迅速土崩瓦解。军队成为受外国雇佣的叛民。边境发生公开叛乱。英格兰及其它边沿地区早已落入野蛮人之手。

在最后的灾难爆发的时候，数世纪以来一直从事国家公职的聪明年青人发现，晋升之路除了一条以外都阻死了，这条路就是教会生涯。西班牙的基督主教可以操纵地方长官的权力，基督教作者只要全心从事理论题目就能获得广泛读者，基督教外交官只要愿意在君士坦丁堡皇庭里代表罗马教皇、或愿意冒险到高卢或斯堪的那维亚博得野蛮人酋长的友情，就可以步步高升。要是当了基督教财务大臣，还可以掌管那片曾使拉特兰宫的占有者成为意大利最大的地主和最富有人家的飞快增长的领地，尤其可以大发横财。

我们在过去五年中已经见过本质相同的事情，到一九一四年为止，野心勃勃、不指望靠手工劳动过活的欧洲青年人仍想挤入政府部门供职，在不同的帝国和皇家陆军、海军中当官。他们把持法庭要位，掌管财政，或在殖民地当几年总督或军事司令官。他们并不奢望富有，但他们的官职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威望，只要聪明、勤奋、诚实，就可以赢得美满的生活和受人尊敬的晚年。

继而战争来临了，它把社会旧封建结构的残渣余孽荡涤殆净，下层阶层掌握了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