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0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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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次毁灭性的牛瘟导致耕作面积大大缩小，这说明那时牵引役畜是农业中
的重要因素。③但是，整个汉代在技术水平上有很大的变化，也有关于尚未采
用最新技术的落后地区的报导。
近代考古学提供了铁器传播和改进的某种迹象。仅仅在　５０　年代，与前汉
的　６０　处遗址相对照，发现了埋藏铁器的后汉遗址　１００　多处。④到　１９７８　年，包
括现代辽宁、甘肃、四川、贵州、安徽和福建诸省边沿地区在内的　５０　余处地
点发掘了汉代铁犁头遗物（在时间上多半为后汉）。这些遗物——与一个木
犁模型和六幅人拉犁图画等其他发现物一起——揭示出在后汉时期，犁的结
构逐渐得到改进。到　２　世纪时，犁的主要形式是由两头牛拉和一人操作。①
考古材料也证实了保留下来的任何文献未曾提到的技术进步；这些进步包括
能够调整犁沟深度的犁头和牛鼻环的采用，牛鼻环使人们能够从后面方便地
进行操纵，而无需另一人在前面牵引。②
有许多迹象表明后汉时期水利的重要性。已经发现了几处灌溉遗址。安
徽的一个例子包括一个水闸和蓄水池，灌溉沟渠可以从蓄水池得到水源。③
广东一座墓葬包括一个灌溉稻田的模型。④《后汉书》指出官员承办的十多处
水利工程，这些工程或者是他们作为郡守主动承办的，或者是根据中央政府
的命令进行的。其中有许多是打算维修现有池塘和水渠体系。有两处提到了
禁止地方豪右把持这些水利工程受益的问题。⑤因为地方豪右对于灌溉利益有
切身利害关系，故他们必然常常主动建造这样的水坝或进行维修。在华北，
用砖砌的井实行灌溉是平常现象。只给小范围供水的井的工程不是政府承
办，而是地主本人发起的。
技术知识也可以用其他方法增进农业产量。大地主可以栽培种种谷物和
蔬菜，每一种按照土壤条件在不同时期种植和收获。因为这样把农事扩展到
全年大部分时间，他们能够提高每个劳动者的总的生产能力，因而显示出比
个体农民种植者的明显优越性。①


② 关于赵过，见上文第　10　章《华北旱田农业的发展》。
③ 关于赵过采用耕牛，见《汉书》卷二四上，第　1138—1139　页（译文见　N。L。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
币》（普林斯顿，1950，第　184—191　页）。关于那次瘟疫，见《后汉书》卷三，132—133　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北京，1961），第　75　页。关于铁工业，见河南省
博物馆：《河南汉代冶铁技术初探》，载《考古学报》，1978。1，第　1—24　页；刘云彩：《中国古代高炉
的起源和演变》，载《文物》，1978。2，第　18—27　页；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古荥镇汉代冶铁遗址发掘简
报》，载《文物》，1978。2，第　28—43　页；《中国冶铁史》编写组：《从古荥遗址看汉代生铁冶炼技术》，
载《文物》，1978。2，第　44—47　页；李约瑟：《中国钢铁技术的发展》，伦敦， 1958，第　34　页。
① 见张振新：《汉代的牛耕》，载《文物》，1977。8，第　57—62　页。
② 林巳奈夫：《汉代文物》（京都，1976），第　268—271　页。
③ 殷涤非：《安徽省寿县安丰塘发现汉代闸坝工程遗址》，载《文物》，1960。1，第　61—62　页；朱成章：
《寿县安丰塘汉代埽工问题的探讨》，载《文物》，1979。5，第　86—87　页。
④ 徐恒彬：《广东佛山市郊澜石东汉墓发掘报告》，载《考古》，1964。9，第　455—456　页，图版　8、10。
关于四川省类似例证，见刘志远：《考古材料所见汉代的四川农业》，载《文物》，1979。12，第　64　页。
⑤ 《后汉书》卷二，第　116　页；《后汉书》卷八二，第　2710　页。
① 《四民月令》，全书各处。
　





小农的贫困化

尽管在工商业和改进的农业技术中出现了经济活力的迹象，但是人们没
有什么怀疑，后汉时期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农民问题”。有各式各样的证据
说明这一点：短论文章作者的记述、政府进行补救的尝试、农民本身的迁徙
与盲流。特别在公元　２　世纪期间和以后，向南方迁移似乎具有相当规模。在
公元　１４０　年的人口普查中，已有大量人口在扬子江流域和湖南的几条大河流
域登记户籍，在随后几十年间向这个地区的移民仍在继续。②
并不是所有处境困难的农民都作为先锋者迁到南方定居。还有大量的、
然而种类繁多的失业者，史称流浪者或难民。鉴于政府给愿意定居和登记户
籍的人提供奖赏，故从公元　５７　年起，甚至在丰收时节，几乎总是有足够的流
浪者。在发生天灾的时候，由于在正常年景时能够自给、而在坏年成时则没
有储备的农民的涌进而使难民队伍扩大。
看来许多不能留在原籍的农民可能是技术改良和经济进步的牺牲品 ③
。即
使打井用的砖、铁犁刃、铁镰刀和铁锹较广泛地被运用，但是它们的价格超
出了勉强维持生活的农民的财力。将近前汉末期的时候，政府着手分配农业
工具，以解决这个问题。在后汉时期，似乎没有继续实行这种做法，部分原
因可能是由于政府不再继续控制铁的生产。没有能力用得起最好的设备与方
法的小地主很容易陷入债务之中，而欠下的债务则可能意味着把自己的土地
抵押给地方豪右。豪右可能使这全家人沦为佃户，但是因为采用比较先进的
方法，他只需要少数人耕种每一土地单位，因此，他不能把以前的全部住户
都保留下来。这样便产生了农村失业大军。
为了对付这些过程，政府采取了若干旨在帮助小农的政策。①按照保护人
民生活最好的办法是尽可能少干预人民生活这种传统理论，政府尽可能减轻
农业税。公元　３０　年恢复了按照平均年成　１／３０　估算的低田赋，并且安排了重
新丈量田地。光武帝费尽心血地务必使这次丈量进行得准确，同时将大地主
全部登记。他甚至处决了几十名官吏，因为他们在登记时弄虚作假（公元　４０
年）。官吏们受到的压力是如此巨大，以致在国内几个地方爆发了地主领导
的暴动，地主们抱怨他们的田地丈量得不公正。②虽然人们总是以为减轻赋税
和劳役将改善农民的处境，但是减轻田赋的主要受益者必然是大地主，因为
大地主能够在每一个土地单位上使用最少量的劳动者。这是因为人头税并不
因财富或收入而异，而对于技术改进和农民艰苦之间的关系作出了不同的解
释。他认为农民自己和佃户的小块土地刺激了新技术的发展，因为新技术使
他们能够在较小的土地上生产出较多的东西。但是，我作出了相反的论证：
较好的犁可以少使用人力，而不是多使用人力，佃户常常受到地主密切监视，


② 见李中清：《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和扩展》，载《人类的迁移：方式和政策》，威廉？麦克尼尔和鲁思？亚
当斯编（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1978），第　25—47　页。也见劳榦：《两汉户籍与地理之关系》，载《中国
社会史》，孙任以都和约翰？弗朗西斯编（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1956），第　83—101　页。
③ 作出这一论证的是五井直弘：《后汉王朝和豪族》，载《岩波讲座世界历史》，4，《古代》第　4　册（东
京，1970），第　426—437　页。但是许焯云（《汉代农业》）
① 这个问题在许焯云的《汉代农业》中作了详细讨论，第　15—35　页。
② 《后汉书》卷一下，第　50、66—67　页。
　



决定种植什么和如何耕种庄稼的是地主其人。地主使用少数比较有生产力的
佃户比使用许多佃户来对小块土地进行精耕细作要更加有利可图。见以上第
１０　章《农村社会结构》节中的讨论。对于耕种小块土地的大多数农民来说，
其数量大于田赋。①
政府也偶尔努力使农民在新地方定居下来，作为减轻农村贫困的一种方
法。例如，公元　８４　年一道敕令注意到了新近对于农业的奖励不够，指出：②


令郡国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迁居者〕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雇耕佣，赁
种饷。贳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三年。其后欲还本乡者，勿禁。

政府努力帮助农民的第三种方法是直接救济。甚至在普遍繁荣时期，也
认识到某些种类的人民——老人、寡妇、鳏夫、无子女者、严重疾病者、无
力养活自己的穷人——需要救济。后汉时期至少给这些人发放过　２４　次救济，
通常是　２　至　５　蒲式耳（石）谷物。但是政府把这些人群看作经常需要对他们
实行慷慨社会救济的穷人。更重要的是给予通常能自给自足、但受到天灾打
击的农户的直接救济。在后汉第一个　５０　年间，有记录可查的不能完全由地方
处理的天灾只有一次，即公元　４６　年的南阳地震。③但是，从公元　７６　年牛瘟的
时候起，几乎总是有某个地方需要中央政府救助。在随后的　５０　年间，政府在
应付每一次危机时显然是成功的。在进行评价时很少宽容或讲恭维话的刻薄
的批评家王充（公元　２７—约　１００　年）认为古代没有一位统治者的救济方案胜
过年长资深的政治家第五伦（盛年期公元　４０—８５　年）在牛瘟时的救济方案。
①
在和帝在位期间（公元　８８—１０６　年在位）所作各种努力中可以看出政府
保持农民独立性方案的大量困难。和帝在位期间发生的最严重的问题有公元
９２　至　９３　年和　９６　至　９７　年的蝗灾和旱灾，公元　９８　年和　１００　年的水灾，从公元
１００　至　１０３　年西北和越南的一些地方性问题。②通常一出现灾情，就发布命令
给损失收成　４０％或更多的任何人减免田赋或稻草税，对损失较少者也予以适


① 例如，两夫妻带三个孩子，耕种　20　亩（2。25　英亩）的一小块肥沃田地（每亩最多生产　3　蒲式耳），有义
务交纳　2　蒲式耳田赋，约等于　200　铜钱。如果一个孩子　15　岁，一个孩子　10　岁，一个孩子两岁，那末，最
小的孩子不纳人头税，10　岁孩子纳人头税　23　铜钱，15　岁的大孩子和他的父母每人纳人头税足足　120　铜钱，
人头税总数　383　铜钱。如果要服劳役，父亲不愿意亲自服劳役，他就得付　300　铜钱（或者根据另一份资料
为　2000　铜钱）以抵偿劳役，那末，他的全部负担不是　583　铜钱，便是　883　铜钱（或者，如果抵偿劳役的
2000　铜钱的数字是正确的，后者的数字便是　2583　铜钱）。那末，一个　20　亩地（583　钱或　883　钱）的家庭
和一个田地多　10　倍（2383　或　2683　钱）的类似家庭之间在赋税上的差别大大低于它们在收入能力上的差别。
还要注意到，田赋与人头税的比例以谷物的价格为转移，谷物价格由于长期和短期的波动而在整个汉代变
化不定。每一英亩的产量各地也大不相同。关于谷物价格和农户收入的详细资料，见许焯云：《汉代农业》，
第　67—80　页。关于规定抵偿劳役的不同代价，见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剑桥，1967）第　1　卷，第
162　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三，第　145　页。
③ 《后汉书》卷一下，第　74　页。
① 《论衡》十九（《恢国篇》），第　838—839　页（艾尔弗雷德？福克译：《论衡》，第二部分，《王充杂
文》〔上海，1911〕，第　211—212　页）。
② 《后汉书》卷四，第　174—75、182—83、185—91　页。
　



当减免，如果情况恶化，则在郡府开仓直接救济，和给不能生活的人发放贷
款。定期允许穷人（或者有时是穷人中特殊集团）到国家土地上狩猎、捕鱼
或采集食物而不获罪。那时华北地区，特别是黄河与长江之间仍然有大片森
林以及许多河流、池塘和沼泽。当突然发生饥荒时，人民似乎很容易想到狩
猎、捕鱼和采集，也许不管皇帝是不是允许。
政府有时试图实行新方法。公元　９４　年一道诏令规定返回原籍的离乡者免
除一年田赋和劳役。其间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都由地方当局给予救济，如
果他们从事小贩生意，他们也不被作为商人而征税。公元　１０１　年勾消贫苦农
民欠下的食物债和种子债。三年后发布一道诏令：拥有田地、但因“粮罄”
而无力自行耕种的贫苦农民，贷给他们种子和粮食。③
在和帝时，政府能够用这些不同方法应付突然沦为贫困的人民的灾难，
因而使他们不发生叛乱，并使他们尽快回去从事生产劳动。整个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