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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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记》卷六中，长城只在前　213　年被提到一次（第　253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　2　卷，第　169
页＇），但不说也能明白，修筑长城需要的时间必定长得多。
① 《史记》卷八八，第　2565　页（卜德：《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及将军》，第　54　页）。临洮即今甘
肃省的岷县，在西安之西约　300　英里，辽东在今东北南部沿海，在朝鲜之西不远。阳山在今内蒙古包头之
北。
　



决这个难题。
但是，不管长城究竟有多长，似乎可以确定地说，建造这样一种连绵延
伸的防御工事，其后勤供应一定远远大于建造一座金字塔、堤坝或其他固定
的纪念性建筑物的后勤供应。因为随着城的延伸，筑城活动的中心经常变化，
供应线也变得更长。此外，城墙不象正在修建的道路，它本身是很不完善的
运输材料的手段。就长城而言，由于它越过的漫长的山脉和半沙漠地带，以
及这些地区稀少的人口和冬季的酷寒气候，条件就变得特别困难。对蒙恬能
够使之在现场进行真正建设的每一个人来说，需要几十人建造工地上的通道
和运送物资供应。死亡的人数也必定是非常巨大。尽管完全缺乏统计数字，
并姑且承认大部分城墙用夯实的土建成（这意味着大部分建筑材料就地取
得），但以上所述似乎是很合理的假设。对这个工程和其他同时进行的工程
来说，蒙恬的　３０　万人，不象以前所见到的那些数字那样，决不是夸夸其谈。
如地图二所示，秦的城墙向北延伸的距离，远远超过现存的城墙，后者
主要可追溯到明代，其中很多用石建成。如果一个多世纪以前几个国家在北
部所建的原来的城墙没有经过一定程度的加固，蒙恬不可能在　１０　年内建成。
大致由西往东列举，原来的城墙包括约公元前　３００　年建造的秦城墙，前　３５３
年的魏城墙，约前　３００　年的赵城墙，最后是约前　２９０　年的伸向东北辽河下游
的燕城墙。魏、齐、楚也在不同时期在其他方向修建城墙以保护自己。似乎
可以肯定，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中，中国人比任何其他民族表现出更浓厚的筑
垒自固的心理。长城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把定居务农的中国人与塞外游牧的
夷翟隔开的预期目的，这一直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
最后，还要叙述关于营造宫殿之事。在公元前　２２１　年，据说　１２　万户豪强
被迁往咸阳，还据说在渭水北岸秦都上下游的许多英里的距离内，建造了细
致地仿照他们原来住所的建筑物。
因为不满意于咸阳的祖先的宫殿，秦始皇在公元前　２１２　年开始在渭水南
岸上林苑内营建新的宫殿。由于离对岸的咸阳不远，它取了阿房宫（附近的
宫）这一流传甚广的名称。鉴于这个宫殿不可能具有所说的巨大规模（约
７５６００　平方米），读者可再一次去参考附录　３。
另一个下面还会谈到的工程是秦始皇的陵墓。早在公元前　２４６　年就计划
建造，但它最早被提到是公元前　２１２　年正在营造的情况。建造陵墓和宫殿共
同使用的劳动力据说达　７０　万人，此数为蒙恬同时进行军事征讨、造路和筑城
墙活动所使用的　３０　万人的两倍以上。可能　７０　万之数是精确的，但也可能因
为这些是皇帝的工程而加以夸大，使之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武功和移民

公元前　２２１　年内战停止，仅仅经过一段短暂的间歇期，随之而来的是对
外的军事和殖民扩张。这一行动的进行既向北，也向南，虽然《史记》卷六
记载的进行时间是在公元前　２１４　年，但它持续的时间必定大大地超过一年。
例如，蒙恬传记载，“暴师于外十余年”——换句话说几乎从公元前　２２１　年
后不久直至他于前　２１０　年死去——“是时蒙恬威震匈奴”。①他在北面征服的


① 匈奴是蒙古和更往北的游牧民族，他们有时被确认为“Huns”。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　125
年—公元　23　年的早期阶段》，附有鲁惟一的导言（莱顿， 1979），第　71　页注　4；及本书第　6　章《匈奴》
　



区域包括黄河北部河套内的鄂尔多斯地区，以及更往北的今内蒙古的领土及
向西北延伸远至今甘肃省兰州的其他领土。
南征也正式地记载于公元前　２１４　年，但可能可追溯到更早的前　２１９　年，
结果设立了三个、可能是四个新郡，其辖区包括今广东、广西两省的大部分
和今福建省的部分地区。这些征服的地区比北方的征服地区具有更大的社会
的和经济的重要性，因为这些新郡包括的领地土质肥沃，灌溉良好，因此有
利于中国农业生活方式的普及。但是大部分新土地在秦末的动乱时期丧失
了，不得不在汉代去收复。
与南征有联系的是建于秦始皇在位时的第三个大水利工程。这就是灵
渠。《史记》从未提其名，但有一段提到公元前　２１９　年挖渠运粮以支援军事
远征之事，可能指的就是灵渠。①此渠穿山开挖而成为三英里长的连接河道，
把长江一条南支流的河源与西江一条北支流的河源连接起来。这样就能把粮
食和其他物资通过长江往南经洞庭湖，最后经西江一路不间断地运往现在的
广州。灵渠至今仍在使用，只是在汉以后有过几次间断。它成为河系中的一
个重要接连渠道，这个河系最后由于在长江以北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就成了
其他任何文明无法比拟的内河系统，它自北向南延伸约　２０００　公里，或　１２５０
英里（从北纬　４０　度到　２２　度）。②
大批中国人被派往新领土进行殖民和征战。迁移的人中有许多囚犯和其
他受歧视的人，尽管不是全部。第一起移民的事例发生在公元前　２１９　年，当
时秦始皇在帝国作广泛的巡游，在东部沿海的山东南面的琅邪呆了三个月。
当时这个地区无疑人烟稀少，因为在他结束逗留时，他下令运送三万户到那
里定居。他们都是平民，不是囚徒，所以得到免除一般劳役　１２　年的奖励。③
以后几次大的定居活动是与公元前　２１４　年的北征和南征一起进行的。在
北方，数目不详的“谪”（囚犯“徒”的另一个称呼）被遣送去占领新征服
的领土，同时这些地区被划定为　３４　个县。同年在南方，由所谓的逃亡者（逋
亡）、奴仆（赘婿）和店主（贾）组成的一支成分复杂的杂牌军被派往新郡
桂林、象和南海三地去作战（可能就在那里定居）。“逋亡”也许是指那些
曾躲藏起来逃避劳役和军事义务的农民。“贾”则反映了抑商的偏见（见前
文）。“赘婿”是穷人家之子，据秦以后的史料，他们因债务而在另一家劳
动。如果三年后自己的家庭未能清债，他们就将成为长期奴隶。偶尔他们也
可能入赘而成为控制他们的那家的女婿。①（关于秦代社会的这些集团和其他
地位低下的集团，下面将简单地提到。）
公元前　２１３　年，被放逐者再次被送往北方去筑造长城和送往南越（广东
和越南北部的一小部分）。这段记载②之所以特别使人感兴趣，是因为这时被


一节。
① 《史记》卷一一二，第　2958　页。
② 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第　4　卷第　3　部分第　299—306　页对“灵渠”有详细的叙述。
③ 关于劳役制及对人民推行的劳役的法定义务，见杨联陞：《中华帝国公共工程的经济情况》，载他所编：
《中国学概览》（坎布里奇，1969），第　202　页以后。
① 见仁井田陞：《汉魏六朝债权的担保》，载《东洋学报》，21：1（1933），第　91—103　页，特别是第
97—99　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第　136　页、152　页注　163。别列洛莫夫：《秦帝国：中国的第一个
中央集权国家》（莫斯科，1962），第　103—104　页。
② 《史记》卷六，第　253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　2　卷，第　169　页）。
　



放逐的人不是囚犯或其他社会地位低下的集团，而是“治狱吏不直者”——
换句话说，是官场的成员。法家相信严刑峻法，他们还准备对社会一切成员
行使法律而不管其地位如何，在这方面他们又是平等主义者。
公元前　２１２　年，“益发谪徙边”，同年，在更靠近京都之地出现两次大
的移民运动：三万户被送往秦始皇未来的陵墓郦山，另外五万户被送往秦廷
的夏都和位于蒙恬直道南端的云阳。这些户与公元前　２１９　年的　３０　万户一样，
不是罪犯，因此他们因这次迁移而免除劳役　１０　年，以之作为奖励。
最后，在公元前　２１１　年，三万户被迁往鄂尔多斯地区。对他们的奖励是，
每户按原来商鞅所定的爵位升一级。这是有史籍记载的最后一次移民。

皇帝的巡行和刻石

统治者在他统治期间定期视察其疆域的思想在晚周时代论述礼的书籍中
得到了充分的确认。在周初，有几个周王事实上似乎已经偶尔在诸侯国间巡
行，这种活动部分地是出于礼仪原因，部分地是出于军事原因。在中华帝国
时代，许多凯旋的巡行一直到相当近的时期都有记载；１７　和　１８　世纪康熙帝
和乾隆帝巡行的规模和豪华程度尤其值得注意。
但是，在仆仆风尘于帝国的次数和勤奋方面，可能中国的君主谁也比不
上秦始皇。在　１０　年中，他到最重要的地区巡游不下五次，最后一次持续了约
１０　个月，他就是在这次巡行途中死去的。除了皇帝对他的新版图具有当然的
兴趣和自豪感外，这些巡游表现了他作为生在西面内陆的人对中国东部沿海
的明显的喜爱。除去第一次，所有的巡游不但驾临沿海，而且在沿岸或附近
广泛地旅行，在有些沿海胜地逗留了相当长的时期。在下一节将要谈到，一
个主要原因是他急切希望在海上或附近找到长生不老的灵药。
除了第一次巡游外，其他几次的另一个惹人注目的方面是在重要的地点
立石碑，碑上刻有纪念性的长文，以过分恭维的字眼一致赞颂秦始皇的成就。
在五次远巡中就这样立了六块碑，除一块外，碑都立在山上。它们的文字结
构除略有变异外，每行　１２　字，每节　６　行，有　７２　字，每节押一个韵。
有一个有力的但又是后来的传说认为，碑文是李斯（几次巡游他都伴随
秦始皇）所作，字也是他写的。遗憾的是，现在只有一块残碑存在，上面有
８４　个严重磨损的字；其他的被认为是残存的碑文均为后世之作。但是，除一
块外，所有的碑文都记于《史记》中。它们在思想方面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揭
示了那个时代的官方思想和价值观。
公元前　２２０　年皇帝的第一次巡行是前往帝国西陲的唯一的一次。巡行从
咸阳出发，往西行进约　３００　英里至今甘肃南部（兰州之南），然后转向东北，
再按顺时针路线返回秦都。
公元前　２１９　年的第二次巡行往东前往峄山（今山东省南部边境附近），
在那里第一次立碑，其文《史记》未记载。①由此，秦始皇又至著名的“圣岳”
泰山（也在山东），在那里举行封祭。这个仪式如同后世（公元　５６　年起）详
细阐述的那样，旨在向上苍宣布王朝的光辉业绩。在祭祀中，泰山被设想为
凡人和上苍之间的神圣的中间人。但在秦始皇时期，这是新的仪式，其意义


① 《史记》卷六，第　242　页以下（沙畹：《〈史记〉译注》，第　2　卷，第　140　页以下）。关于用其他方式
保存的一块碑文的译文，见沙畹同上之作，第　2　卷，第　551　页以下。
　



也不明确。据说他秘密地进行祭祀，没有保存任何记载。但他又在泰山刻了
第二块碑文，然后又往山东半岛东端附近的芝罘山，接着再往南到山东海滨
的琅邪台地。在琅邪离海不远处又刻第三块碑文，秦皇还在那里驻跸三个月。
如上所述，到三个月结束时，他下令把三万户迁居到这里。然后他向西南进
入今江苏境内，并溯长江而上到华中；再往南到长沙（湖南）以北约　６０　英里
的一座山，然后朝西北返回咸阳。
在次年（公元前　２１８　年）的第三次巡行中，秦皇再幸海滨，他先到芝罘
山，在那里第四次刻石立碑，接着到琅邪。在公元前　２１５　年的第四次巡行中
他三幸海滨，但这一次他更往北至河北的碣石山，在那里立了第五块碑。
公元前　２１１　年相当于　１１　月　１　日的那一天（这是第一次象记年那样记载月
和日），秦皇开始了最后的第五次巡游，这一次向东南行进，最后抵达今浙
江省绍兴南面不远的会稽山。他在山上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