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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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４ 年）——他的光辉战略迄今仍流为口碑并且这时是刘备的主要支持者
——也加入了这个劝进的队伍。或许就是他的陈词比别人的说法更能打动刘
备，使刘备采取了下一个步骤。公元 ２２１ 年 ５ 月 １５ 日刘备也即位为帝，特别
强调汉运永世不衰之意。他说，他是汉室的一员（这可能是千真万确的），
因此他的王朝也称为汉。所以，汉朝的统治在帝国的西南部得以延续。①
第三位军人头目似乎使人意外。他暂时承认了北方的魏王朝，接受了
“王”的封号。可是孙权在公元 ２２２ 年也自建年号，这表明他不完全承认魏
的统治。改元因是皇帝的特权；刘备曾在公元 ２２１ 年称帝时就自己建了年号。
从 ２２２ 年起就有三个年号：一为魏，一为刘备的汉，再一个便是孙权。毫无
疑问，由于孙权不能宣称汉帝已逊位于他，他也不能说他本人是汉室的一员，
所以他只以自己的王的封号为满足。只是到了公元 ２２９ 年才有符瑞纷纷预言
孙权宜有帝号。从公元 ２２９ 年 ５ 月 ２３ 日起孙权便成为吴国的第一位皇帝，因
① 《三国志？魏书二》，第 60 页。
② 《三国志？魏书二》，第 62 页以下。《三国志》的注详细征引了不见于其他形式的著作（关于这些文件
的情况，见德克雷斯皮尼：《三国志》）。又见《后汉书集解》（卷八，第 11—12 叶）中的引文；以及卡
尔？莱班：《天命的操纵：公元 220 年曹丕即帝位所隐含的天意》，载《古代中国；早期文明研究》，戴
维？罗伊和钱存训编（香港，1978）。
① 《三国志？魏书二》，第 76 页；《三国志？蜀书二》（卷三二），第 887 页以下。
此中国就有了三个皇帝。②刘备死于公元 ２２３ 年，曹丕死于 ２２６ 年，但他们的
嗣君都继续互相战斗，一直打了半个多世纪。
② 《三国志？吴书二》（卷四七），第 1134 页。
对汉王朝灭亡的剖析
汉朝灭亡了，因为改朝换代的思想已大行其道，从老百姓到曹操一帮人
中的各种势力集团莫不作如是观。虚弱的几位皇帝，或者宦官们、皇后们以
及黄巾军都被指责应对汉朝之亡负有责任，但直到它灭亡了千余年之后还有
人想使它复辟。对于有些人来说，魏王朝的建立一直不合法，因此它的违法
性玷污了魏国的皇帝及其继承者。这种观点就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三国
之中谁是法统的继承人？
王朝与形而上学
和罗马帝国的情况一样，关于汉王朝也有人提出帝国为什么衰落的问
题。此答案与关于罗马衰落的原因一样，也是众说纷纭的，比如有人认为应
责怪某些皇帝，有人认为应该注意超越个人力量控制所能及的那些制度上和
文化上的因素。当然，及身目睹事变的政治家和隔了相当长时间来考虑这些
问题的历史家之间的答案是有差别的。
对于汉代衰亡的最通常的解释，是 １４ 世纪一部小说关于该王朝灭亡的弁
首语：“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①这种解释把所有行为者及其
一切行为都看做是本质上从属于某种更大的、经过经验证明了的过程，因此，
任何已经创建起来的事物都会有朝一日走向瓦解。这种观点颇接近于西方历
史家的那种观点，即认为罗马帝国的衰亡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过程的结果，好
像一个帝国就是一个必然趋向于机体腐朽的有机结构一样。
另外有一些人把问题看得更仔细一些，他们想给汉王朝的明白无误的没
落找出实质性的理由。如上所述，有一个学派认为，汉朝的没落只是一个暂
时事变，它终究会重新露出水面。这个学派以刘备的做皇帝为辞，但这种声
调在北方很沉寂，最后在东南部也很沉寂，因为孙权那时在登极的时候也宣
称汉朝“气数已尽”。另一派人退而承认汉王朝已走完它的道路，但是，只
有征服了整个中国的人才能被称为它的继承者。曹操的同情者便是这一派
人，他们的声音在他死后也被淹没。可是，这两种想法都没有完全消失，在
未来的许多世纪中继续发挥影响。
第三派思想家主张汉王朝已无可避免地要被人立刻易手，因此这一派取
得了最大的成功，因而我们必须对这一派理论寻根究底，以便弄清楚废黜的
意义。不用多所怀疑，它产生于老百姓当中，最初由那些“靠符瑞起家”的
叛乱者拥立的敌对皇帝所表达出来。如果只有一个这样的皇帝，我们当然可
把它一笔抹煞，认为它是孤立的现象。但是在公元 １３２—１９３ 年间，我们至少
在文献上可以找到全中国有 １４ 个这样与汉对立的天子，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存
在着一个过程。一方面，皇权受到了宗教的影响；另一方面，民间的宗教理
想越来越多地在政治上表现了出来。
在汉王朝建立之初，即大约在公元前 ２０２ 年，汉高祖因他的军事胜利而
取得成功，宗教只起了小部分作用。那时，秦已“失其鹿”，谁得到了这匹
① 这是罗贯中（约公元 1330— 约 1400）的《三国演义》开头的一句话。它的英译文见 C？H？布鲁伊特…泰勒：
《三国演义》（上海、香港和新加坡，1925；普及本 1929）；关于它的节本，见莫斯？罗伯茨：《三国：
中国的史诗剧》（纽约，1976）。
鹿谁就可以称皇帝。可是，皇帝们渐渐获得了新特权。从公元前 １１３ 年起，
皇帝在一定的时间内公布年号，以便确定年代。因此，公元前 １０４ 年被称为
太初元年，次年便称为太初二年，以此类推。太初过了四年，又改了一次元。
公元前 １００ 年被称为天汉元年。①
乍一看来，好像前汉的皇帝们能随意自由地公布新年号，但仔细一考察
就会看到，事实并非如此。汉武帝是每四年改元一次，汉宣帝、成帝和哀帝
也是如此；汉元帝是五年改元一次；汉昭帝是六年一次。这决非巧合；它强
烈地表明，汉代诸帝在他们能够改变年号之前有一种尚未知晓的原因使得他
们必须与确定时期联系起来。甚至暂时推翻了汉朝的王莽每次改元都没有超
过六年以上。只有后汉诺帝不受这种约束，似乎可以随意改元。因此之故，
这时的年号可以生效数十年（最长的年号延续到 ３２ 年），但也有些年号只用
了仅一年的（例如公元 １２０ 年、１２１ 年和 １５０ 年都代表一个完整的纪元）。
后汉诸帝在这方面比起前汉的列祖列宗就自由一些。
就是在前汉的最后十年，汉王朝开始与图谶式的预言预兆之说联系了起
来，那些预言王朝寿命长短的图谶出现了，预兆则不再仅仅表示上天的愤怒，
而似乎也指出了完全的改变朝代过程。①在王莽的统治这个间断时期之后，汉
王朝于公元 ２５ 年中兴，它本身就是一个大大地受这类预言支持的事件，同时
它也把其他相敌对的观点打入了地下。
图谶预言被认为是孔子或其他古代圣贤所写。据人们说，《五经》说出
了所有真理，但是，这位圣人始终知道它们的文字艰深。因此，他给经书都
写下了秘密的附录，以便使他的意旨得为人们所完全知悉。到了前汉末年这
些附录被人们“发现”，被用来拥护或者反对汉王朝。曾经有人说，由于把
图谶诸典籍的著作权和孔子联系起来，儒家经书的威信就被附会是和那种疑
信参半的算命术有关。②如果事实是如此的话，后汉之信奉图谶也一定被看做
是要努力把儒经的威信用来给汉朝的复辟服务。
由此可见，虽然后汉的皇权以武功建立起来，但它也在超自然的玄学上
有其立足点。在早先几代皇帝统治时期，皇帝的现世的和超自然的权力之间
并无明显的区别；在后来几代皇帝时这种区别就为人们所接受了：皇帝不需
要既要统，又要治。有许多儿童皇帝证明了这一点；当不能期望他们真正治
理国家时，他们只要摆个样子就足以满足精英统治阶层精神上的需要。
但是，现在得回头来谈谈中国人民：不用惊奇的是，要用很长很长的时
间才能使皇权在人民的思想里占有一席之地。皇权思想于公元前 ２２１ 年加在
人民头上，但不管精英集团为它会建立什么样的一些理论，广大的民众接受
这种理论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
最能在超自然力量方面加强皇权的是所谓的“五行”论：①万事万物，大
自历史的运动，小到人体的微细活动，都是土、水、火、木或金这五种中某
一种超自然力量发生作用的表现。这些力量按一定的次序互相更替，因此重
要的是应该知道哪一种力量在某一时间内是占首要位置的。如果人们计不及
① 关于从公元前 113 年起汉代诸帝的年号问题，见上面第 2 章。关于“太初”的年号，见鲁惟一：《危机
和冲突》，第 17 页以下。
① 见上面第 2 章《世纪之末的风气》。
② 见莱班：《天命的操纵》。
① 关于这个问题，可看上面注 54，以及第 3 章《内战》。
此，反而逆此当运的力量行事，当然就要以失败告终。大而言之，历史被看
做是这些力量在依序起作用：每一个朝代都代表其中某一种力量，同时每一
个新朝代都表示五行的力量在除旧布新。公元 ２６ 年，后汉的第一个皇帝决定
当时是火德当运，而且他的朝代就是火德在人世的表现。红色与火德相应，
因此我们常称之为“炎汉”或“炎刘”（刘，即皇室之姓）。
王朝这种超自然合法性的一个弱点就是它有着内在的流动性：人们普遍
认为，没有一种力量会永远当运，因而只要有迹象表明一种新力量要来当运
时，那就意味着该王朝会有什么后果。如果“五行”的理论一方面能提供王
朝的合法性，它也能做改朝换代的工具。最常见的理论是说，火德在适当的
时候会为土德——色尚黄——所取代。但是问题在于，人们尚不能确定这种
取代在何时发生和如何发生。是土克火呢，还是火生土？从政治方面说，新
王朝到底是要通过征伐来建立呢，还是用和平方式建立？
对于汉代的民间宗教我们知道的很少。我们可以总括起来讲，它必然是
分散而不成体系，每一个地区都有它自己的风俗习惯和神灵。对于官方历史
学家来说，除非它涉及政府的公务，这种现象不值得留意。可是在后汉，宗
教有时采取群众运动的形式，例如在公元 １０７ 年，当时的历史学家注意到北
部居民有一次群众大迁移运动，那里的人民中间流传着大惊小怪的议论。公
元 １７５ 年也是这样，朝廷据报有群众运动，黄巾军便是由宗教孕育起来的最
惹人注目的群众运动。从近年来的研究得知，在后汉中叶存在着这样一个教
派，它预告会降临一个弥赛亚式的人物来拯救信教者脱出尘世的苦难。①宗教
和政治形成了一个有力的混合物，因为朝廷注意的是，它必须对付因与某种
超自然的或宗教的体系有关的人民推戴的敌对皇帝的问题。
与此同时，王朝的合法性问题在社会精英集团中间却有不同的说法。他
们几乎每个人都承认，汉王朝和刘氏是帝号的合法拥有者，因此即令他们对
某个具体的皇帝不满意，他们也不想换一个朝代。相反地，他们搞了很多计
谋用刘家的另一个成员去替换健在的皇帝。在公元 １０７ 年，或许在 １２７ 年、
１４７ 年和 １８８ 年，我们有材料得知，他们都曾密谋换掉仍然活在世上的皇帝。
如果有哪一个密谋竟然成功的话，则新皇帝仍须出自刘氏。当反董卓的联盟
在公元 １９１ 年深长计议地要另立新皇帝的时候，他们考虑的人选还是找到刘
家成员的身上。如果说在人民中间有许多迹象表明汉王朝天命已告终结的
话，这种想法并未浸染到精英上层人物中去。
正是在汉王朝纷乱扰攘的最后 ３０ 年中，这种观念终于开始影响了上层集
团。旧的精英人物已经凋谢，新的精英人物接手，做了军人和兵法家，带来
了新思想。久已被人忘怀的预言学（谶纬学说）又重新走上前台，因而在前
汉的末年，预兆又被人们说成是汉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的迹象。在主张改朝
换代的人们看来，建立一个新王朝不仅是军事上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时自
然不是天下“失其鹿”的时候，而勿宁是上天已预先挑选了它的人选的时候。
那些把汉献帝的逊位仅仅看做是权力政治的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