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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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管东贵：《汉代的羌族》，《食货》，复刊 1：1（1971），第 15—20 页；1：2（1971），第 13—23
页。
① 《后汉书》卷八七，第 2869 页。
② 《汉书》卷六九，第 2972 页。
③ 唐代的一些学者给“羌”下的定义是“羊”，见《说文解字》（北京，1963），第 78 页。
的人民从事农耕。④很可能，他将秦人的农耕方法介绍给他的人民。在公元前
１ 世纪，将军赵充国已经提到在临羌（青海）和浩亹（甘肃）之间广大地区
中的“羌虏故田”。⑤在后汉王朝统治下，据报道，几个羌族部落在中国边境
州郡如西海（在宁夏）的榆谷和北地（甘肃）的青山两处肥沃土地上耕牧并
举。
小麦似乎是羌族的主要农业产品。在前 ６１ 年，宣帝向赵充国问道，如果
将军决定在来年的阴历正月攻击罕羌部落的话，他们是否可能在收获季节刈
取他们的麦子以后便已经逃跑了。①公元 ９４ 年，汉朝对榆谷部落发动一次成
功的袭击，结果在俘获物中有大量麦子。②可是据《后汉书》记载，至迟在第
２ 世纪，羌人还种其他谷物。
和匈奴的联盟
在汉朝初期，羌人是匈奴的一个重要同盟者。虽则中国资料断言冒顿曾
迫使羌人屈服，③但有迹象表明，文化的类似可能使羌人对匈奴比对汉更为接
近。武帝统治下汉人侵入河西地区（甘肃走廊）的目的不仅是将匈奴与西域
隔开，而且要割断匈奴与羌的关系。前 ８８ 年，当强有力的先零部落派遣使者
前往匈奴寻求建立军事同盟时，匈奴反应是热烈的，派遣一名代表带着下面
的信息前往羌人处：④
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
两个世纪以后，在公元 １２２、１３８ 和 １４０ 年，我们仍可发现匈奴军队和羌
人在一起共同对汉朝进行战争。后汉朝廷充分认识到在两个邻居之间业已锻
炼而成的联系。公元 １０２ 年，当羌人在西海和榆谷的大规模叛乱被镇压以后，
朝廷接受了曹凤的建议，采用正规的行政单位（如郡县）来加强管理，同时
又在该地区建立屯田。朝廷认为这样做对于“隔塞羌、胡交关之路”来说是
最有效的措施。①
在汉朝得到河西地区之前，西域已成为羌与匈奴会合的地方。正如王舜
和刘歆在公元前 ６ 年所指出，武帝在边境已设立的敦煌、酒泉和张掖诸郡县
有将婼羌与匈奴分隔的特殊目的，因此切断了后者的“右臂”。②婼羌是一个
强有力的羌人部落，文献中记述它是西行之路上阳关西南的第一个国家（罗
布泊东南群山中）。公元 １ 世纪中期，婼羌已缩小到微不足道的地步，登记
④ 《后汉书》卷八七，第 2875 页。
⑤ 《汉书》卷六九，第 2986 页。
① 《汉书》卷六九，第 2979 页。
② 《后汉书》卷八七，第 2883 页。
③ 《后汉书》卷八七，第 2876 页。
④ 《汉书》卷六九，第 2973 页。
① 《后汉书》卷八七，第 2892 页以下；《后汉书》卷八九，第 2960 页。关于曹凤，见《后汉书》卷八七，
第 2885 页。
② 《汉书》卷七三，第 3126 页；《后汉书》卷八九，第 2912 页。关于婼羌，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
第 80 页注 70。
的居民总数只有 １７５０ 人。但是在汉朝初年，他们的活动遍及西域的非常大的
地区，从东方的敦煌附近沿着昆仑山一直伸展到西边的帕米尔。婼羌国王具
有独特的称号“去胡来”即“离弃匈奴投向汉帝国之王”。这表明在汉朝扩
张到西北以后婼羌一定被迫转向。在他们归顺以后，婼羌不但站在汉朝一边
和匈奴作战，而且有时还参加进攻其他羌人部落的征伐。③
汉朝的移民尝试
直到二世纪初，羌人才成为汉帝国秩序的一个严重威胁。但当形成威胁
时，它是一种与匈奴完全不同的威胁。不象匈奴从他们自己在中国边境以外
的基地对汉朝领土的袭击那样，羌人经常在帝国内部引起严重的麻烦。公元
前 ３３ 年侯应指出：④
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
６０ 年以后，完全一样的事态继续使后汉朝廷苦恼。班彪在公元 ３３ 年上
书时叙述这种状况：①
今凉州（甘肃）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
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
关于羌人定居在汉朝领土上之事最早发生于景帝统治时期（公元前 １５７
—前 １４１ 年），当时在酋长留何控制下的研部落要求允许他们守卫陇西边塞。
这个要求得到批准，该部落被安置在陇西郡的五个县。在宣帝时期（公元前
７４—前 ４９ 年），一群先零部落成员也越过黄河（在甘肃）并定居在汉朝疆域
中，尽管汉朝企图阻止他们这样做。从王莽统治的末年到后汉王朝开始的这
一时期，可以看到羌人大规模地迁到西北边境诸郡。例如，公元 ３４ 年，在维
持凉州地区（甘肃）的一个有效的地区政权达十多年的隗嚣病死以后，光武
帝跟着便控制了这一地区，结果弄清楚金城郡的大多数县都有羌人居住。②
面对着这种新形势，后汉朝廷采取了一种范围较广的政策，谋求将各种羌人
部落并入帝国。公元 ３５ 年，将军马援在镇压了陇西的先零部落的叛乱以后，
将该部落安置在天水郡和陇西郡，有些羌人甚至被安置在首都地区的一部分
（扶风）。羌人的定居是特别不祥的，因为对羌人来说进入汉代中国腹心地
带的门户已经洞开。象这样在公元 ５０ 年，我们发现另一个 ７０００ 人的投降的
羌人集团也从边境移置到关中的三辅。羌族人口增长是如此迅速，以致在 ４
世纪初估计，“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①
在中国内部安置羌人部落的政策可能基于几种考虑。首先，由于羌人有
③ 《汉书》卷九六上，第 3875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 80 页以下）；顾颉刚：《史林杂识》，
第 69—73 页。有一枚刻有“汉归义羌长”字样的印章，可能属于前汉时期，见萧之兴：《试释“汉归义羌
长”印》，载《文物》，1976。7，第 86 页。
① 《后汉书》卷八七，第 2878 页（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 53 页）。
② 《后汉书》卷八七，第 2876 页以下。
① 《晋书》卷五六，第 1533 页。
和匈奴联合袭击边境的倾向，一种分离这两个民族的有效方法是将若干有可
能抱敌对态度的羌人部落置于中国行政管理的直接监督之下。其次，整个汉
代羌族以异常高的人口增长率著称。将羌人集团连续地迁入中国境内，特别
是迁入内地，可以缓和羌族人口对边境地区不断增加的压力。第三，正如我
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若干羌人集团已逐步从游牧转向农耕。将羌人安
置于帝国境内的中国人中间，这样将促使他们接受定居的农业生活方式，从
而加快他们在更多的中国人口之中同化的速度。
汉朝管理制度
然而，汉朝政府在几个世纪之中逐步发展了若干对待沿边境羌人的制度
方面的设计。我们不妨先从护羌校尉开始。这个官职最初设立是在公元前 １１１
年，紧接汉朝平定羌人在陇西和金城地区的大规模叛乱以后。②根据公元 ３３
年班彪的奏议，护羌校尉被授予协调全部有关羌人事务的广泛权力。对于在
帝国内部的羌人集团，他的职责是处理他们的不满，通过有规律的视察旅行，
发现他们的需要和问题。还要求他一年数次派遣通译前往生活在边境以外的
羌人那里，为的是保持连络线路的畅通。由于境外羌人成为中国官员的“耳
目”，边境州郡能够经常保持警惕，从事守御。③
护羌校尉府成员的多少并非固定不变，它能够视形势的需要而扩展。然
而，它通常包括两名从事，两名长史，两名司马和一定数量的通译。①护芜校
尉的首要职责是通过培养羌人的信赖和好感来维持边境的和平与稳定。例
如，公元前 ６０ 年，赵充国反对任命辛汤为护羌校尉，其理由是后者酗酒，将
疏远蛮人并引起骚乱，这一判断后来证明是正确的。②和西域都护一样，护羌
校尉也承担有建立屯田的任务。在汉羌边境地区安排这样的设置最初出于赵
充国的建议，为的是应付中国戍军供应问题。③由于用这种方法可以消除后勤
的困难，羌人的叛乱或袭击能在地方上处理，不必进行全国性的动员。
当汉朝势力到达顶点时，在公元 １０２ 年前后，汉帝国在金城地区建立了
不下于 ３４ 处屯田。羌人完全知道这些前哨基地的军事威胁，并且经常将它们
的设置看成是汉朝不怀好意的证据。例如，在公元 １３０ 年，当汉朝建立的移
民地离羌族居地太近时，羌族部落立即发生疑虑，而且开始准备造反。校尉
马续为了安抚他们，终于放弃了移民地。④如果这种纠葛不能用和平手段解决
的话，那么校尉的职责便是用武力来控制造反的羌人。在后汉王朝统治期间，
大多数校尉被迫诉诸武力，至少有四人在战场上被杀（公元 ８７ 年傅育，１４１
年马贤，１４４ 年赵冲，１８４ 年伶征）。⑤
在重要性方面次于校尉的是属国都尉，它专门负责归附蛮人的事务。最
早为羌人创立的属国是公元前 ６０ 年在金城设置的。自从羌人被分配在所有沿
西北和西南边境以来，到后汉时期羌人属国的数量大为增加。就能够确定的
② 《后汉书》卷八七，第 2876—2877 页。关于日期见《汉书》卷六，第 188 页。
① 关于护羌校尉的支援人员，见《后汉书》（志）卷二八，第 3626—3627 页。
② 《汉书》卷六九，第 2993 页。
③ 《汉书》卷六九，第 2985 页以下（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 226 页以下）。
④ 《后汉书》卷八七，第 2885、 2894 页。
⑤ 《后汉书》卷八七，第 2882、 2895—2897 页；《后汉书》卷七二、第 2320 页。
属国来说，它们至少存在于《后汉书》中所列的十个地区中的五个——即上
郡（在河套）、张掖（甘肃）、安定（甘肃）、广汉（四川），和犍为（四
川）。
这种形势表明，每一个属国都尉府实际上管理若干属国。例如，在上郡
有归附的匈奴以及龟兹群体。匈奴的一些属国也能在安定和张掖发现。由于
这些单位在后汉时期的扩展，属国都尉的权力也扩大了。都尉已经掌握军事
权力，现在又赋予他们以相当于郡守行使的行政权力。他管辖若干县，因此
也管理边疆的中国人。属国的这种重新组织发生在安帝统治时（公元 １０６—
１２５ 年），这是一个特别以羌人的普遍叛乱为其特征的时代。①
在理论上，属国的居民被允许按他们自己的社会习俗生活，都尉对他们
的管理基本上是一种监督性质。可是，在凉州地区发展了一个半世纪以后，
对羌人实行的控制的程度已是大大收紧了。都尉的作用对于汉羌关系的稳定
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例如，当公元 ５５ 年张奂被任命为安定的属国都尉
时，他发现，使他大为沮丧的是，所有他的八个前任都是贪污的，他们为个
人的利益压迫羌人，因此造成了羌人的重大的灾难。由于他是一个有道德的
人，他用拒收先零部落首领贡献的马和黄金的行动作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这样他不但改变了羌人心目中的都尉职务的形象，而且实质上改善了羌人和
汉朝政府之间的关系。②这个事件有助于证实班彪的上述判断，即：汉朝边境
官员的贪污实际上是“蛮夷寇乱”的原因。
后汉统治下属国体制的扩大，实质上是对于边境羌人创造的新形势的一
种反应。正如以上已经说明的那样，从后汉王朝开始时起，各种羌人部落流
入凉州；有些人甚至渗入到关中地区，这些蛮人不可能立即并入正规的郡县
管理体制，这样，就必须建立更多的属国，以便收容他们。在安帝当政期间
（公元 １０６—１２５ 年），为了照管安居在关中地区的羌人，特别设立了两个都
尉府（一在京兆，一在扶风）。在同一时期，沿西南边境的羌人部落也请求
包括在汉帝国之内。
公元 ９４ 年，在蜀郡的大牂夷部落 ５０ 余万人以“内属”的身份向地方政
府投降。然后分别在 １０７ 年和 １０８ 年，总共有 １４ 个羌人部落 ５５１８０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