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9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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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支持了这个方法的采用，特别是在边境的屯田，它的收获供给了边防军
的需要。盐铁争论中的批评者的主张是，在公有土地上，特别是在三辅土地
上实行这种方法的实际上不是政府当局，而是承租这些土地的有权势的人
们，他们独占了利益，因此这些土地应该给与公众。这样看来，在国有土地
上实行代田法的实际受益者可能是权势人家，而不是政府的国库。
代田法在普通人民中推广也遇到了很大困难。由于缺少牛，不得不用人
力犁田，因此证明是费力大而效率低。此外，在国家铁专控之下制造出来的
铁农具太大而不实用，①所以农民不久又恢复了他们传统的木制农具和用手除
草。另一方面，富豪之家有足够的牛和铁器，因此他们从这种新方法中获得
很多好处。
到了后汉末期，至少在三辅地区又通行一种比赵过改进的犁更精巧的
犁。据崔寔的《政论》所描述，①这种犁有三个犁头，一个播种器，一个把土
再翻下的工具，而且只需一个人操纵。用它耕地，一天可超过一顷（１１．３ 英
亩）。这种技术上的进步使得代田法更为有利，到了后汉末期代田法得到了
广泛的使用。
在代田法开始实行以后，中国农业史上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氾胜之作的
一部论农业技术操作的书；氾胜之活动于成帝（公元前 ３３—前 ７ 年）时期。
他的生平不详，但从各种著作间接谈及的情况看来，他作过议郎，负责指导
三辅地区农民种植小麦，后来作了尚书台的一名官员。他的著作题为《氾胜
① 关于代田法的最初采用时间有一些混乱，《汉书》卷二四认为在近于武帝末期开始实行，作为重新充实
国家财力的重农政策的一部分，那时的国家财力因武帝的军事远征已严重空虚。据说赵过在任搜粟都尉期
间负责推行代田法，但搜粟都尉这个官职在武帝晚年到武帝之死（公元前 87 年）这一期间实际上由桑弘羊
担任，赵过只能在这一年或以后任这个官职。因此，代田法的实行只能在武帝以后。居延汉简上曾提到一
个以此法命名的粮仓，叫作代田仓，又一次证明在居延地区确实曾实行代田法。见西嵨：《中国经济史研
究》，第 101 页以下。
① 这可能暗示这种工具是为了牛耕而制造的，对无牛而只能使用人力的农民来说不适用。
① 如《齐民要术》卷一所引文，见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北京，1957）第 1 卷，第 13 页。
之书》，是列于《汉书？艺文志》的各种农学著作的唯一代表作，也是唯一
的我们能知其内容的农学书。全书很久以前就不存在了，但从其他书中发现
的片断的引文整理出了它的一部分内容，共三千多字。②
这部书除去论述犁田、播种、收获等事的一般理论外，还包括详细论述
种植以下诸种农作物的方法，如稷、麦、稻、黍、大豆、大麻、瓜、葫芦、
芋头以及桑等，还谈到了精耕细作的区田法。
这部书除去实践的指示之外，还包含有以充满整个汉代思想界的阴阳五
行说为基础的论述算命的篇章。但总的说来，《氾胜之书》内容主要是重视
实践和经验的，和《吕氏春秋》最后四篇强调全面的农业政策形成鲜明的对
照。因此，它的作者被看作是中国农业科学的奠基人。
这部书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对称之为区田法的增产方法的论述。它
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是在沟里播种，一是在坑里播种。前者以 ３０ 步（４１．４
米）长、八步（１１ 米）宽的土地为一标准亩，横分为 １５ 块，块与块之间留
一窄小的人行道。每块地又横分为 ２４ 个小沟，种子就播种在沟里。如果种的
是穗状的和粘性的稷，每个沟就种成两行，行距五寸（１１．５ 厘米），这表示
一亩可生长 １５０００ 棵苗，①苗距和每亩的总苗数，自然按照谷物的种类而有所
不同。
在采用浅坑播种的地方，一个标准土地单位被分为若干个一尺（２３ 厘
米）和五寸（１１．５ 厘米）的方格，每格中挖一个六寸（１３．８ 厘米）深、六寸
宽的小坑，叫作一区，一亩有 ３８４０ 个小坑。每坑撒种 ２０ 颗，上面浇上一升
（０．２ 公升）用土拌匀的粪。每亩撒上两升种子，每坑可生产三升（０．６ 公升）
谷物，每亩（０．１１３ 英亩）可生产 １００ 石（２０００ 公升）谷物，十亩年产 １０００
石（２００００ 公升）谷物，可供耕种者 ２６ 年食用。这个数字是指上好的土地说
的，对中、下等级的土地来说，坑就要大一些，间隔就要远一些，其产量也
就按比例地降低。②
这种方法的好处不止一端。只需对坑里播下的种子供水、肥，土地的肥
沃不是主要的；甚至可用于供水有问题的高地和坡地。不像代田法，区田法
不需要牛耕，产量却非常高。氾胜之与政府合作，发明并推广这种方法，甚
至实际上是为了贫农，政府总是迫切地把农民作为国力主要基础来加以供
养，并且要保护他们不受大地主的不断蚕食。
尽管为了提倡区田法在当时和以后作了种种努力（尤其是在后汉、三国、
北魏、晋、元、明、清等朝），但这种方法从没有被真正地建立起来，而足
以促使中国北方农业发生持久的变化。其主要缺点始终是需要投入很密集的
劳动力，同时不可能大量提高人均产量。这样，氾胜之的著作对华北旱田的
基本耕作方法的论述虽然很有价值（在这方面，它给作于 ６ 世纪的《齐民要
术》以很大影响），但区田法仍有许多尚待改进之处。
与氾胜之书有关而应该提出的另外一点，是关于小麦的种植。在他的时
代之前，已有人提倡在京畿地区种植小麦，其根据是种小麦被认为与种其他
② 关于收集的残篇，见石声汉：《氾胜之书今释》（北京，1956）。此书已译成英文（北京，1959）；又
见许焯云：《汉代农业》，第 280 页以下。
① 原文作 15750，但这个数字与同一段文字的其他数字不符。总数不同地被计算为 15840 或 15180 棵。见
石声汉：《氾胜之书》，第 38—42 页。
② 见石声汉：《氾胜之书》，第 43 页以下。
作物稍有不同。①氾胜之提到麦田必须和其他作物的田完全隔开。麦田要在
五、六两月犁两次。这样，在夏天其他作物就不可能生长在麦田里。同样的
种麦方法也见于《齐民要术》，并表明一年种两次或两年种三次的方法还没
有普遍实行。只是到了唐代后半叶以后，这种改进的耕作才变得普遍了。
由于后汉的优秀农业著作已不存在，所以我们几乎不知道这一时代的旱
田农业发展情况。唯一存在的有关著作也是残缺不全的，这就是生活在近于
后汉末的崔寔作的《四民月令》。这部书不只限于论述农业技术，因此就提
供了当时影响农业状况的总的思想。
崔寔生于现在北京地区的一个权势之家，在桓帝（公元 １４６—１６８ 年）、
灵帝（公元 １６８—１８９ 年）时期任过多种官职，包括郡守（在这个职位上，他
很有成绩）和尚书。他也是一部讨论当时政治问题的书——《政论》——的
作者，该书的一些残篇仍被保留下来。当我们读《四民月令》时，记住以下
的背景是重要的，即它的作者不仅是一个权势之家的成员，继承了他祖父、
父亲的家学，而且他生活的时代正当后汉王朝式微，社会也因迫害士人和黄
巾造反而快要崩溃之际。
《四民月令》的全文已不存在，我们只能从它的残篇中整理出它的部分
文字。②“月令”这个词是表示一年之中每个月份中的事情，取自《礼记》中
一篇的题名，但《礼记》这一篇说的是学者或国家官员阶级的活动，而《四
民月令》的范围则包括四个主要社会集团（土、农、工、商），虽然它没有
描写它们各自的活动。实际上大概只有权势之家才能举行《四民月令》中所
说的各种活动，从而可以有把握地推想，这部书基本上是给它们写的。它对
维护家庭团结的节日和礼仪的指示，对进行农活、家务、防卫、交易等适当
时间的指示，为权势人家的生活和当时的农业状况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概念。
《四民月令》中最重要的指示是关于每月的节日和礼仪，特别是祭祖。
从大年初一开始，接着是二月、六月、八月，十一月、十二月，这些月里都
有节日和礼仪。祭祖之外还祭家神和农神，前者包括门神、户神、灶神、井
神。应注意的是，祭祖和扫墓是在二月和八月里的特定日子举行，这和里中
一年两次的节日相冲突，因为按照传统，里的这两种节日也在这些天里举行，
但《四民月令》里没有提到此事。这表明那时的地方势族不常与作为共同体
的社会秩序基础的里的体制合作。
《四民月令》特别注意族属团结这件事。除去在新年时亲戚之间互相祝
贺之外，还规定了对同族和姻戚的实际帮助方式。这包括在谷物生长之前的
三月份给穷亲戚送捐助和在九月份帮助孤寡病残者过冬。这表明扩大了的家
庭是由很多富裕程度不同的父系家长家庭组成的，每一个家庭有自己的土
地，各自耕种。
据《四民月令》给父系家长家庭下的界说，除去家庭成员之外，还包括
从事纺织、洗涤、酿造、养蚕等活动的各种家务奴隶和仆人。它宣称：“遂
合耦田器，养耕牛，选任田者，以俟农事之起”。①这表明生产和经营主要由
① 见《汉书》卷二四上，第 1137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177 页以下）。
② 见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北京 1965），德文译文见克里斯丁？赫尔泽：《汉代崔寔的四民月令》，
论文，汉堡大学，1963 年；许焯云：《汉代农业》，第 280—294 页；帕特里夏？艾伯里：《从〈四民月
令〉看东汉庄园和家族管理》，载《东方经济社会史刊》，17：2（1974），第 173—205 页。
① 见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第 77 页。
家庭担任，而不是由奴隶或佃农担任。不仅如此，它还对农田作业的所有阶
段给予诸如自给自足和大规模农业的详细说明。一户之中年长的男孩都要干
农活这件事，证明他们的学习（学习五经）只是在农闲季节，而年幼的男孩
是全时制学习。大规模的农业不可能都由家长和家人干，所以可能使用奴隶
和雇工。《四民月令》虽然没有提到租佃，但这种事可能存在于富裕的庄园
周围的贫农中。
靠近富裕的庄园有贫农存在的这件事，从《四民月令》对买卖商品的一
系列指示中得到证实，有些商品是既卖又买，而且其中有草鞋和麦种，这表
明它是一个农村集市而不是都市的市场。因此买卖这类产品的目的（它不是
为了大规模生产者的消费）只是从农民身上赚钱。由于这一时期的农民必须
以现金交纳他们的日益沉重的赋税（不算土地税），他们被迫在收获季节出
卖他们的谷物以便得到所需的货币，而在农闲季节当他们需要粮食和种子时
再买回来。①
华中华南稻田农业的发展
讨论这个主题，必须集中在长江中下游的情况，因为虽然农业在四川盆
地从战国末期起和华南的珠江流域自秦以来都已有了发展，但这些地区除去
石雕和殉葬物之外没有留下历史材料。在汉代，长江流域的农业生产仍远比
华北落后。前汉时期这个地区的种稻方法据《汉书》所述为“火耕水耨”，
而且据说种稻地区人少地多，盛产蔬果鱼贝。由于这样的优越自然条件和不
虞匮乏，所以几乎没有促使讲求精耕细作的动力。社会组织还处于原始状态，
也几乎不存在货币经济。
理解这种落后的线索，在于知道称之为“火耕水耨”的性质。①由于原始
资料没有对这个名词给以精确的说明，所以我们不得不求助于对这名词的各
种解释，其中最可靠的是应劭（大约死于公元 ２０４ 年）②的解释，其说如下：
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稻独长，所谓火
耕水耨。
显然，这是一种直接把种子播在稻田的方法，而不是插秧。在两个阶段的程
序中，头一次浇水是为了促使生苗；而在成长期间的第二次浇水是为了除草。
种子一定要播成行列，以便在成长阶段早期易于除草。应劭没有解释清楚的
是，田地是接着种还是在下一次播种前休耕？烧的草是在休耕期前长出的还
是收获后立即长出的？甚至是旧茬？
① 据另一作者计算，一个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