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慧灯-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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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性行为是不是道德，迄今没有定论。说脱裤派是艺术的，我们不置一词，因木宰羊焉。但穷斯滥矣型文人硬说脱裤派竟然是道德的，就得研究一番。《金瓶梅》以一十万字写性行为1852年写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德国农民战争》是运，以几千字写淫夫淫妇的悲惨结局，凭天地良心说，有道德上的效果乎？如果认为只要有悲惨的结局，使淫妇淫夫受到惩罚，就是道德，我宁愿横行世界九十年，然后死于“砰”的一声。凡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似乎应强迫他们的妻子儿女，每人都要熟读《金瓶梅》和“查夫人”，是不是道德的，到彼时才知也。我想，道德的规范随时代而不断改变，本已无法固执，而艺术家、文学家也同样有其特权不理那一套，但是有一点似乎应该考虑到，如果自己的作品不能让自己未成年的儿女们看，他就没有理由让别人未成年的儿女们看。
一个人被批评并不容易，柏杨先生想被别人批评，以便抬高身价，还没人肯批评哩。盖被批评的人必须有相当分量，而且为批评的人所惋惜。如果别人对他连批评兴趣都没有时，那就惨矣。据说？《春秋》专门责备贤者，狗咬了人，只能责备人不小心，不能责备狗乱咬也。《创作》月刊责备南宫博先生和郭良蕙女士，以及柏杨先生这篇大作，都是此意。盖脱裤文学天下滔滔皆是，有的更血淋淋的焉，纵然多两位加入，也没有关系。不过以南先生和郭女士崇高的地位，也去脱之，大家自然要掩书叹息。柏杨先生特为此文，刺激刺激，希望多加考虑。如果仍认为脱裤是对的，则不妨尽量地脱，甚至高兴起来，亲自上台脱给大家看，我都不在乎。
妖风
前些时台北发生一场学术论战，论的大概是“中西什么化”之类的玩艺，普通小民不懂也。但后来却逐渐有点儿懂，盖招架不住的一方，以居浩然先生为首，祭起各色各样的帽子，把胡秋原、郑学稼、徐复观几位先生，祭得晕头转向。一会说他们是汉奸啦，一会说他们曾经反抗过政府啦，一会说他们思想有问题啦，一会又说他们简直仿佛非是共产党不可啦。呜呼，论战的主题是“二加二等于四”，即令人他们是汉奸，反抗过政府，思想有问题，二加二仍等于四，不能就等于五。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预卜的，只要能把某一顶帽子扣个结实，则对方或杀头焉，或坐牢焉，就等于封住其嘴，他阁下的论战就大获全胜矣。
这股妖风目前似乎已从“学术界”吹到“文艺界”，其焦点乃郭良蕙女士的长篇小说《心锁》。那本描写性的大作，柏杨先生曾表示过道德万丈矣。但一个文人也好，一个作家也好，所能做的，应该是到此为止，不能超过笔的界限，去向官府搬兵，教唆杀人。尤其是我看某一本书不顺眼，不等于我看该书的作者不顺眼，我喜欢某一本书，也并不等于我喜欢该书的作者。如果由书而牵连到作者，那就是人身攻击矣。我们可以反对《心锁》，但不能说郭良蕙女士一钱不值。世人每每相信文如其人，这句话把人活活害死，如果文真如其人，则凡是文章官冕堂皇的家伙，只要笔下俨然岸然，都可以吃冷猪肉啦。
该股妖风现在更吹到了中国文艺协会，听说该会理监事会上，学问甚大，道德甚高的朋友，提议要开除郭良蕙女士的会籍，不禁大吃一惊。呜呼，上帝，千万保佑没有这回事，如果有这回事，就教人呜咽。文艺和道德的关系，人类已研究了几千年，还没有研究出啥名堂，文协的理监事朋友千万别替天行道。谨叩头流血，郑重哀告曰：“如果开除郭良蕙女士的会籍，柏杨先生不等开除，就也要隆重宣布退出，当然也可以把郭、柏二人一齐踢掉，则尊腿既是你的，只有悉听尊便。”
该股妖风好像还在酝酿要建议官府查禁《心锁》。《心锁》之适合不适合少年男女去读，是另一个问题，但无论如何，文化人的努力，不应超出讨论的和批评的范围不同语言学层次上的结构组织本身。在哲学解释学认为，本，更不能借刀行凶。文学问题，只有以文学的方式解决，只能诉诸自己的见解和读者智慧，不能乞灵于政治干涉。尤其是，批评家和线民不同，作家应有石头般的挺劲，官府可以拆除台中公园门前的塑像，当然更可禁书。像美国的邮政局，就可以对某书某刊，拒绝寄递。像张作霖先生，他甚至可以杀文人的尊头。但如果自己是一个文学艺术工作者，他就不应对自己反对的东西，暗下毒手，乞灵官权镇压。也不应用打小报告的手法，去激官府之怒，而查之禁之也。这不是单纯的《心锁》问题，而是原则问题和基本问题，此风一开，有权势的大人先生，有权势的黄马褂作家，就勇不可当矣。
（柏老按：结果是，中国文艺协会仍然开除了郭良蕙女士的会籍，柏杨先生跟着也就宣布开除了中国文艺协会。世界上只有中国有此怪事，作家不但不维护作家，反而充当杀手。嗟夫）
两件怪事
中国拥有五千年传统文化，不能说不悠久，然而怪事也就因此越多，妇女缠小脚便是伟大的怪事之一。把女人一双天足，硬生生地断筋碎骨，缠成一团废肉，纵是禽兽，都不致如此残酷，独中国的传统文化，硬是这般，甚至歌颂之声，不绝于耳，历史上到处都有赞美“莲瓣”的文献，却无一篇反对的大作。究其实际，小脚不但不方便，而且也不美——既不悦目，又奇臭难闻，真不知道几千年来，中国女人像疯了一样去大缠特缠，原因何在？
现在，小脚这回事总算已经过去，当时人们严肃得不得了的事，今日一想，怎么也禁不住汗流浃背，而且再也弄不明白，为啥一定要那样。不过，前面已声明过，历史越久，怪事也越多。小脚虽去，武侠小说却逼面而来。武侠小说之对于小脚，因为小巫之见大巫，算不了个啥，但其劲头却足可以望当年缠小脚的项背。大人先生提倡于上，亭子间文人呐喊于下，苦矣哉的只是一些女人和读者。小脚不过摧残人的身体，武侠小说却摧残人的心灵，小巫好像更高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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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的《文坛》杂志上，有一专辑，曰：“在科学法治的时代下，谈谈武侠小说的风行和影响”。由各家笔谈，约二万余字，言简而意赅，我想仅这个题目就可说明武侠小说是怎么一回事。“科学”和“法治”，是中国人连做梦都梦不到的境界，看见美国的科学，看见英国的法治，有时候简直羡慕得连口水都要流出来。好容易一点一滴建立起的心理基础，却被武侠小说迎头痛击，怎不教人生出一种无聊之感乎哉。
武侠小说最大的特点就在不科学上：越是武功高的女侠，越是漂亮得不像话的二十岁左右的少女；越是了不起的祖师爷，越是又脏又烂又弱的老头。但一旦动起武来，口吐红丸，手掷飞剑罗尼柯（AndronicusRhodius，约前1世纪）整理出版。因他，百里之外，取敌人首级，如探囊取物。而且气功绝伦，在水面上乱跑，如履平地，从喜马拉雅山一跳，只听耳旁风声呼呼，睁眼一看，已跳到了长安城。其次的特点则是“反法治”的焉，虽然那些可敬的侠客们杀的全是贪官污吏，看了使人心里舒服万状，但其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则是事实。本来，这年头也真教人盼望有大侠出现，以平民愤。但武侠小说却导人以躲避现实，平愤反而成了次要，有点得不偿失。
问题是，连那些曾经指天誓日，提倡“战斗文艺”的官报，都在大载武侠小说，则既无权无势，又无地盘的穷作家们，瞎嚷嚷个啥。
俗云：世界上有两“端”绝不可犯，一是武人的锋端，一是文人的笔端。盖你得罪了武人，免不了把你弄去修理一番，然后将头割掉，以示薄惩；你得罪了文人，当你威力足可杀他、关他时，他乖得像真的一样，可是等你一旦死亡，或一旦失势，他随便揭你两张底牌，大笔一挥，能使你活着无脸见人，死后子孙蒙羞。尤其是文人对文人，更很少挺身而出，择善批判。无他，恐惹祸上身，招架不住。
去年（一九六○）胡适先生曾对武侠小说表示轻蔑，发表了一段“武侠小说荒谬”的谈话，盼望改写“推理小说”，结果引起一批武侠小说的作者大肆咆哮。幸亏那些咆哮只限于窝里反，没人听见时间的哲学》、《或然性理论》、《量子力学的哲学基捶、《科，但其有撒泼之意，昭然若揭。盖胡适先生希望他们写“推理小说”，这是一种典型的“挟泰山以超北海”，非不为也，是不能也。犹如希望三轮车夫改行去开喷气机一样，他如有此本领，早不武侠了矣。
一个武人最低的条件，他应该分辨出什么是大炮，什么是步枪。一个文人亦然，他至少应该文字通顺。自从盘古立天地，从没有听说有文字不通顺而竟敢写小说。然而奇迹也就在此，有些武侠小说却硬是不通得出奇，这种人写武侠已经吃力，再教他去推理，真能推掉老命。
推理小说在某一个角度来着，比文艺小说都难。莫泊桑先生的《项链》，乃上乘之作，可是，如改为推理小说，却失败得惨。玛蒂尔特夫妇在丢掉项链，并借款赔偿之始，为啥不向原主人说明详情乎，而必须等还完了债之后才说？文艺小说可如此剪裁，推理小说却必须交代明白，四面八方都需要照顾周到，而无一句懈怠。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刻刻扣情人理。于是，恐怕把目前这些武侠小说的作者打得稀烂，他们也写不出。胡适先生之议，无怪行不通。
继胡适先生之后，《文坛》杂志上的专号，犹如戳了马蜂窝，五年前文化清洁运动，反对内幕杂志时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在1943年，负责人也曾被螫得面青目肿，结果内幕杂志还是倒掉。现在有人大张旗鼓反对武侠小说，虽不会马上见效，但不足馁，大家一齐在说理，总有一天能得到读者先生裁判也。
（柏老按：以上种种，乃我老人家一九六○年代的见识。一九八○年代，这见识改变，变成原则上不反对武侠小说。今日之我，所以与昨日之我宣战，是感觉到，只要中国法治精神不立，小民就只好喜欢武侠小说。）
白杀时间
对武侠小说，人们谴责得似乎太多，朱介凡先生在《文坛》杂志上举了两年事，曰——有位老弟，写了武侠书，生活得饮酒食肉，衣冠楚楚。但是，他从不肯把自己姓名印在那畅销的书上，他总是含有羞愧地与我相见，而期期自许，要另外来写使他心安理得的书。但是，他难以自拔，他说：他欠了一屁股债。
然而，另有一硬骨头的老弟在失业，他穷得几乎没有裤子穿，他的笔锋爽利，却不愿写那清夜自省良心发抖的东西，那是大可改善生活的。
这两位老弟台，都引起我最大的关爱，我希望，在不久的日子，宣布他俩究竟是谁。
柏杨先生盼望朱先生能早日宣布，使我们得以识荆，前者可爱，后者可敬，都使人愿致拳拳之意焉。不过，武侠小说到底有利还是有损，从这两位作家的态度上——无论是写与不写——可看出端倪。呜呼，天下只有武侠小说是开卷无益的书，值得深思也。
胡适先生认为与其读武侠，不如读侦探，那是求人更上一层楼的办法，其行不通，不卜而知。另一位作家则更痛快。他在《文坛》杂志上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为什么不去赌钱下棋？”益退而求其次，下棋也可消磨时间，赔钱也可败坏品德，其功能与武侠小说相等。他希望武侠小说至少不要以“玄之又玄”的“武功”取悦读者。咦，有啥读者，便有啥作者；有啥客人，便有啥菜碟。这是读者自己不争气，作者为了活下去，自动能管得了许多。
又一位先生的感慨，似更深远，他在《文坛》杂志上曰：武侠小说终于会被淘汰而没落，一如内幕黄｜色书刊终于为武侠小说所代替而没落。武侠小说泛滥到作者江郎才尽，内容千篇一律的时候，自会被另一新起者所代替。此一新起的替代者为何？也许是‘新张恨水体’的摩登“故事新编”？——从“潘金莲”、“李清照”被某一有力者大力提倡，我们可以看出一些渺茫的迹象。
这是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