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电的帝国-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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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民国初年，苏州城九如巷住着一家名门，家主名叫张冀牖，又名张吉友。说起张家的先祖张树声，可是大大有名，此人是淮军将领，李鸿章属下重臣，积功升至两广总督。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他手创“树字营”，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平定朝鲜壬午政变的吴长庆等名将都出自他的麾下。
张树声身为封疆大吏，自然传下家财无数，据说仅张家名下的良田就有万顷之多，可谓是名副其实的豪富之家。按理说，生在这样的家庭中，只要不过于浪荡，那真的是可以躺在父祖余荫下吃喝玩乐一辈子了，但张冀牖却是这个豪富之家中的一只黑羊。他生平洁身自好，不赌博、不吸烟，不喝酒，虽然出身武门，生平却只爱结交教育和文艺界人士，和蔡元培、胡适等名人以及张闻天、侯绍裘等中共早期党员交往颇密。他在苏州投资创立了乐益女中，聘请柳亚子、叶圣陶、匡亚明等名流任教，此地后来还成为苏州历史上最早的中共独立支部所在地。
更加难得的是张冀牖虽然出身旧式家庭，却有一颗开明的心，对子女的教育和恋爱从来不做限制。曾经有人托媒人向他提亲，他笑嘻嘻地说：“儿女婚事，他们自理，与我无干”，这在当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风气下真是难得。他给四个女儿取名为元和、允和、兆和、充和，每人的名字里都有两条腿，就是寄托了希望女儿们能成为独立、自主的新女性的心愿。为了避免子女受到家族不良习惯的侵袭，他还学习孟母三迁，从老家合肥先迁上海，后来又搬到了风景秀丽的苏州定居。
在这样的熏陶下，张家的六子四女，皆有不凡成就。不但都毕业于名牌大学，成家立业后，都各在文学和音乐领域有颇深造诣。特别是张家四姐妹，更是钟天地之灵秀，个个或慧黠、或温婉、或俏皮，被人誉为“最后的大家闺秀”。她们在家中自办了刊物《水》，自家人写、自家人印、自家人看，成了中国独一无二的家庭文学刊物（1996年2月，此刊在北京复刊）。叶圣陶由是感叹：“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事实也的确如此，大姐元和嫁给了昆曲名伶顾传玠，二姐允和与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周有光结为连理，三姐兆和的夫君是著名作家沈从文，小妹充和则远嫁了外籍汉学家傅汉思……每一对都是琴瑟和鸣，相守情深。虽然不比唐代名将郭子仪七子八婿的富贵逼人，但张家的后代也自多几分闲逸的诗情乐韵吧。
顺便插一句，张家的后代虽然已经在全世界开枝散叶，但六子中的老五张寰和先生一家如今仍然住在苏州五卅路与十梓街交叉口西北侧的九如巷，本书读者如有机会，可以到此一访。
这个有名的“半字电报”风流佳话，就发生在二姐允和和其三妹夫沈从文之间。
有这么一个说法，代表中国近代小说最高成就的是所谓“双城记”，意即钱钟书的《围城》和沈从文的《边城》。1928年，沈从文经徐志摩介绍，被很看重他才华的胡适邀到上海中国公学任讲师，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然而他本性木讷内向，不善言辞，小说写得好，教学却非其所长。当时胡适给他上一次课的酬劳是大洋6元，可沈从文生怕迟到，紧张到第一次上课花了8元钱雇了包车匆忙赶去。课讲的也是支支吾吾，前言不搭后语，引得台下女学生们笑声一片。
头次上课虽然失败，可沈从文不悲反喜，因为他一眼就喜欢上了台下偷笑的一个女学生。这个女学生，就是张家三女张兆和。
张兆和当时在中国公学读一年级。她不像二姐允和是个飞扬洒脱的急性子。却也自有自己的小性格在。要好的女同学因为兆和皮肤微黑，又喜欢穿男装，给她取了个绰号“黑牡丹”——这恰恰对了沈从文的胃口，他笔下《边城》里的翠翠、《长河》里的夭夭，都是黑美人。
一则为师生，二则年纪悬殊（两人相差8岁），三则沈从文是个面皮极薄的人，周围的人多不看好这段恋爱。可笨人也有笨办法，沈从文就发挥了他的特长——写作，开始对兆和进行了热烈的情书攻势。
虽说没敢当面示爱，但第一封信里，沈从文就直截了当地对意中人讲：“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爱上了你……”随后情书的洪流滚滚而来，他说自己“常常为忧愁扼着，常常有苦恼”，又说“男子爱而变成糊涂东西，是任何教育不能使他变聪敏一点，除非那爱不诚实”。
身为中国公学的一枝花，张兆和不是头一次接到男生的求爱信了。面对沈从文的追求，她一开始是淡然处之，把沈的信和其他人一样，编上“青蛙1号”、“青蛙2号”的编号收藏了起来。但很快，她就觉得不对劲了。随着时间推移，沈从文的信也越来越热烈大胆。老实木讷如他，在爱情的驱使下，竟然写下了这样热烈的词句：“我不仅爱你的灵魂，我也要你的肉体。”
张兆和虽然独立开放，但毕竟是个名门所出的大家闺秀，看到这样的文字，不禁气红了脸。羞恼之下，她推开了校长办公室的门，把沈从文寄来所有的信摔到了办公桌上，要胡适给她个公道。
不料胡适更是个妙人，他笑眯眯地看了信，却吐出一句妙语：“有什么不好！我知道，他顽固地爱你！”随后更说：“我和你父亲很熟，又是安徽同乡，要不，我跟他说说做个媒？”
气坏了的张兆和憋了半天，只好吐出一句：“我很顽固地不爱他！”恨恨而去了。
有了校长大人的默许和纵容，士气大振的沈从文发动了更猛烈的情书攻势。但是，张家三小姐这座冰山可不是好爬的，沈从文的信一封一封寄出去，却如泥牛入海般没了消息。
老实人要是执拗起来，九头牛也是拉不回的，沈从文的爱情长跑历经3年零9个月，一直拼到了张兆和从中国公学毕业回家。也亏得沈从文能坚持，张兆和毕竟不是泥塑木雕，在他数年如一日，如此痴情的全心恋慕感动下，也多少有了点松动之意。
眼看胜利就在眼前，沈从文又拿出了死缠烂打的老办法。当时正在青岛大学任教的他在巴金的指点下，风尘仆仆赶到了苏州，还背了一大包的文学名著和一对精致漂亮的书夹准备送给张允和。
当时张冀牖和其夫人住在上海，苏州大宅中只有张家姐弟。沈从文数次登门拜访，每次都托故坐好长时间才走，被捉狭的张家姐妹取了个外号“烂板凳”。虽然兵法上说：“千里奔袭，必厥上将军”，但或许是一腔赤诚真能感天动地吧，沈从文这临门一脚起了关键作用，张兆和终于羞答答地露了口风，跟沈从文说只要父母不反对，就答应他的求爱。
兴奋的沈从文回到青岛，立刻写信给张兆和，信中托张家姐妹中跟他较熟、性格也最急公好义的二姐允和帮他向张家二老提亲。在这封信里，沈从文充满诗意地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冀牖一向开明，丝毫不以张家豪富，而沈从文只是个湘西穷书生而生门户之见，痛快地回信告知张家姐妹，对此婚事表示同意。
张家姐妹得到父亲的允可，欢喜地一同来到电报局，张允和于是发出了这封至今仍被人们传颂的“半字电报”：“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这个“允”字妙入毫颠，既是电文内容，又是落款；既表明了张家对从文和兆和婚事的赞同，又是身为“媒婆”的张允和的“签字画押”，真可谓是半字道尽无穷意，一封电报结良缘啊。也正因此，沈从文每次见到张允和，都会叫她“媒人”，这个称呼一直沿用到到1988年沈从文去世。
这段佳话还有个小小的注脚，兆和生怕沈从文这个老实头不明白二姐电报的含义，又偷偷一个人回到电报局，拟了一封电报“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兆”。无奈发报员看电报是白话，又有平常从未用过的“吧”字，坚持不给发报，兆和求了好半天也没有答应。否则，这封电报没准还能以“第一封电报情书”之名一同载入电报史册呐。
中文电报与密码
密码是人类通讯史上永恒的主题。电报作为一大载体，关于电报加密与解密的故事，更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
清末中国虽然引入了电报和随之而来的密码概念，却不谙其道，只是机械地按照洋人教习操作，却未能从本质上加以重视。反倒是日本方面，早早就设立了专门负责监听、破译的电信课，培训相关人才。
在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驻日公使汪凤藻为了汇报他和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会谈情况，用密码电报向国内总理衙门拍发了一份长篇电报，其中包含了陆奥宗光给中国政府的绝交书函件全文。孰不知他已经中了日本外务省的圈套。
按照通常的惯例，绝交书应为日文，由清国驻日本使馆的工作人员翻译成中文，再加密，拍发国内。可汪凤藻拿到的绝交书，却是已经译好的中文稿件，而且译得四骈六丽，流畅无比，无一字疏漏。
这封译稿出自日本外务省的一位牛人中田敬义。他是个中国通，外务省汉语学所的高材生，精通官话、上海话和闽南语，华文水准高到可以和中国大儒作诗唱酬，还曾写过《明治初期的支那语》等一系列汉语学习名著。这次日清谈判中，他也是作为日方代表之一出席。
当时外交决裂，形势万分火急，汪凤藻见中田敬义译的漂亮，不虞有诈，直接让机要员译成密电发回国去。
这封电报走的是东京－长崎－上海线，要在日本中转两次。外务省通过这两次中专，搞到了一份密电抄件。日本负责破译、分析的电信课长佐藤爱磨亲自上阵，和中田敬义一起合作，根据电报的长度进行分析，并取来陆奥氏的原文对比，很快就摸清楚了中国的密电码。
可悲的是，中方一不知道密码已经被破解，二在整场战事中，这份密码竟然都没有更换过。于是中国陆、海军的调动情况、朝局的动向自此都全部摊开在日本人的面前。这样严重的情报不对称，再加上军事方面的实际差距，清朝最终一败涂地。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让许多国人——尤其是政客——意识到了电报密码的价值。等到电报开始民用普及之后，无论政府、公司还是个人，都纷纷用起了密电。于是清末民初时期，稍微有些身份和影响力的人，手里除了有一本明码电本以外，都还要带着一本自己专用的电报密码本。
中国最流行的加密方式，在密码学上叫做位移式。这种加密方式说来简单。只消事先约定汉字的编码数字增减，就可以随意进行私人之间的机密交流，大大降低了加密的门槛，只要具备最基本的运算能力，就能用得上，而且保密效果良好。比如说蔡锷在北京准备去云南，就事先跟梁启超约定一句诗“我自横刀向天笑”，“我”字设定编码减少301，“自”字设定编码增加200，等等等等。
等到蔡锷从北京顺利逃走了，就给梁启超发一封电报，电文的内容是“自密诘倬厄峙匝裳”，完全是一封天书。其实前两个字是用的明码“自密”。梁启超一翻编码表，哦，明白了，这封电报是用“自”字加密的。他就把“诘倬厄峙匝裳”六个字的数字编码都找出来“6113/0213/0618/3969/0560/5951”分别减去一个200，就成了“5913/0013/0418/3769/0360/5751”，再按照编码表回译，就成了“袁世凯王八蛋”。
当然，这不是真事，只是我为了叙述方便而设计的一个历史场景，但也并非无本可据。历史上蔡锷确实和梁启超有过类似的来往。袁世凯称帝的时候，怀疑蔡锷要对他不利，派人搜查过蔡将军在北京的居所，目的就是为了找出他所使用的电报密码本。结果一无所获，因为蔡锷生性机警，那几十本密码早就藏到了天津梁启超家的枕头底下。
相比之下，李烈钧就没那么幸运了。他在二次革命的时候被北洋军打得头破血流，密码本落到袁世凯手里，袁世凯立刻查到了他和国会内国民党议员企图武力反袁的密电，以此为借口解散了第一届国会。可见这种电报加密的方式在清末民国确实相当流行。
交换密码本还被视作一种推心置腹的信任。比如袁世凯为了刺杀宋教仁，授意赵秉钧拉拢了一个大字辈青帮成员应桂馨，赵秉钧还在北京亲自接见他，除了给了5万大洋，还交给他一本国务院用的密码本，应桂馨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