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电的帝国-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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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飞鹰号为何突然停止追击，历来众说纷纭。有说飞鹰号确实因煤尽而被迫返航；有说追击途中飞鹰号锅炉发生了爆炸；比较传奇的一种说法认为，刘冠雄是有意为之，因为刘冠雄是北洋水师学堂毕业，流学去过欧洲，思想上很先进，十分支持维新变法，想故意放过康有为。
后来飞鹰号的故事并未结束。辛亥革命后它曾参与护法运动，南下广州，遂被编入粤海军第四舰队，在与陈济棠的冲突时被飞机击沉，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空军击沉驱逐舰的记录。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康有为浑然不觉自己在鬼门关里走过一遭，他也不清楚北京城内发生了什么事情。重庆号在9月22号抵达烟台补充燃料，要停泊数个小时。康有为一来想散散心，买点水果吃；二来也打听一下局势，无论兵变成功与否，现在应该都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在烟台一定能探听到什么风声。
就在这时，慈禧太后的密电也已经送到了登莱道衙门。原来慈禧太后怕荣禄在直隶辖内捉不到康有为，早已给从天津到上海的沿岸码头都发出了语气严厉的加密电报，电称康有为毒杀光绪，畏罪潜逃，各地码头一旦发现重庆号靠岸，立刻派人上船拘拿康有为。
烟台自《天津条约》开埠之后，一直是通商重镇，亦是上海联系北京、大沽、大连等地的南北电报枢纽。水下陆上电线纵横，中外电报俱集中于此处中转。慈禧的缉捕令第一个就拍到了烟台登莱道衙门。
按说登莱道衙门接到密电之后，应该立刻封锁码头，派人严密监视，可是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意外。
由于早期中文密码编制过于简单，查阅调看的手续又异常繁琐，在实际的操作中往往不能及时应变。所以自从清政府启用电报为官方正式通讯手段后，为了确保不让人假传圣旨，特别规定了一定级别以上的大员都可以看电报底稿，确认电报上自动收报的军机号头，此命令才算有效。但是同时又有规定，来电的密码本只有少数官员才能持有。
可巧的是，那天登莱道台李希杰前往胶州，这位大员还颇有职业素养，知道密码本的重要性，随身带着。这一带不要紧，他手下大大小小十几名官员大眼瞪小眼，谁也不知道密电里说了些什么。朝廷有严格规定，哪一密级的电报由哪一级官员译出，不得僭越。慈禧太后发电时用的是最高密级，衙门的电报生只能翻译出加密的内容，至于内中说了些什么，除了李希杰的电报本，整个烟台谁也破译不了。
晚清官员，大多颟顸。既然破译不了，那就搁着吧，反正密码本是李大人带着的，出了事也是他的责任。于是道台衙门就把这份十万火急的电报搁在了一旁，打牌的打牌，聊天的聊天。
康有为不知道自己又在生死线上走了一遭，他悠哉游哉地在码头上买了点水果，又打听了一下北京局势，就回到了重庆号上。重庆号开走半天，李希杰才晃晃悠悠回到衙门，他一看有一封北京来的密电，连忙取出密码本，翻译出来一看，脸登时就白了。
这可是要杀头的大罪呀。
自从有了电报这个新通讯工具之后，清政府在考评官员时多了几条关于电报的标准。一是要对密码本进行严格保密，不得假手旁人；二是有密电来时，一定要及时译白执行，不得延误，还详细规定了泄密扣薪俸多少，延误时日要扣除薪俸。李希杰第一条执行得很好，第二条可就麻烦大了。何况这封电文是慈禧太后亲自下令的，他这个失误跟抗旨这等大罪也差不多了。
上海道与登莱道不同，道台蔡钧接到密电之后早已经严阵以待，只等重庆号自投罗网。亏得英国驻上海领事白利南从中斡旋，派了一个上海英租界工部局的职员在吴淞口先拦住重庆号，找到康有为，把慈禧的密电给他看，康有为这才知道自己大难临头。他当即被英国人转移到英国轮船皮莱瑞号，然后转送香港，旋即出国，从此开始了流亡生涯。
至于李希杰，他因未译电报而耽误了捕拿康有为的行动，慈禧太后得知后十分震怒，批了一个斩立决——他当初在烟台租界勘界时为洋人作伥，坏事做尽，这也算是一桩报应吧。
慈禧在北京发动政变，不过中午之时，在天津的荣禄便已知道；康有为出逃不过三四日功夫，通缉令便已经传遍沿海各省。而若不是在北京的英国人获知清廷密电，及时转拍给上海总领事馆，恐怕康有为也早丧于慈禧之手。这种信息传递的效率，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电报对晚清政治的影响，可见一斑。
第二件事发生在1896年，故事的主角是中华民国一代国父孙中山。
当时的孙中山名字还叫做孙文，还远没有后来的风光。他在头一年组织了广州起义，可惜起事泄密，整个行动被总督谭钟麟扼杀于襁褓，还白白折损了一条臂膀陆皓东。在扑灭广州起义后的第二天，清政府即下令在全国通缉孙文，悬赏花红银一千元的布告甚至贴到了西贡和新加坡，并加派了大量密探追查他的踪迹。如何利用电报的迅捷手段来扑灭国内外危险势力，清政府这时候已经是玩的十分熟稔，通缉电报打到了清政府驻海外几乎所有使馆，差不多成了全球通缉的阵势。
在这种形势之下，孙中山不敢在国内多作勾留，他先去澳门，再避香港。香港的一位律师朋友建议他立刻出境，于是孙中山匆匆坐船抵达日本神户，在神户割掉辫子割掉，改换西服，表示与清政府彻底决裂。1896年初，孙中山携妻子卢慕贞与孙科前往夏威夷，接着又辗转前往美国本土。当时三藩市华人数量最多，于是孙中山前往那里，还在唐人街发表了讲话，号召大家进行捐款。巧合的是，恰逢李鸿章差不多也是同时开始动身访美，清政府在美国的情报活动空前频繁，唐人街上的密探特别多。孙中山在唐人街一开口，密探立刻将他的行踪汇报给了清政府驻华盛顿的公使，说此人形迹作派，很象是通缉令上的孙文。
时任美国公使的是杨儒，这是一位晚清名臣，素以铮铮铁骨而著称。他后来转任俄罗斯、奥地利、荷兰三国公使，在与俄罗斯人谈判护（中东）路及东北问题时，拒绝在对中国不利的条约上签字，态度之硬，胜过西伯利亚的石头，最后把一盘败局生生掰和，自己却病死在彼得堡，算得上是条好汉。
接到孙中山抵美的秘报时，杨儒正安排李鸿章访美的诸项事宜，忙得焦头烂额，一听到孙中山已到了旧金山，立刻头大如斗。他深知兹事体大，生怕这个极端危险的革命党人会对李鸿章作出刺杀或者人肉炸弹什么的，立刻取出孙中山的照片给密探辨认。密探确认在唐人街演讲的，正是那个胆大妄为的孙文。可是作了四年驻外使节，杨儒知道，孙中山如今在在美国的领土之上，他们这些使臣没有拘捕的权限。他立刻约见了时任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宣称这个狡猾的孙文是企图推翻中国政府的危险分子，希望美国能够协助拘捕，最起码也要仿效港英政府，把他驱逐出境。这个要求被奥尔尼拒绝了，而且警告杨儒不可以在美国领土上有什么轻举妄动，否则可能会发生外交冲突。
依着杨儒本来的性子，怎么也要跟国务卿吵上一吵，可这件事上清政府确实理亏。杨儒没办法，只好雇佣私家侦探对孙中山如影相随，密切关注他的行踪。孙中山在美国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他打算借这次机会去各国考察一番，第一站就定在了大西洋彼岸的英国伦敦，因为他在香港时候的老师康德黎此时恰好住在伦敦，可以顺道去拜访一下。
孙中山的欧洲出行计划立刻就被杨儒派出去的密探侦知。杨儒知道在美国对他无可奈何，也许在英国还有机会，便立刻把孙中山的行程发电报给了驻英公使龚照瑗。龚照瑗这个人与电报渊源也不浅，早在国内时就住持过长江内水电报的建设，也是个精通洋务的人物。此时他接到杨儒电报，不敢怠慢，立刻着手安排人手，同时发电报给国内请示行动。国内很快给了批示，让他们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把孙中山弄回国来。龚照瑗原本派了参赞马格里去英国外交部，希望英国政府协助拘捕，结果英国人和美国的回应完全一样，不仅拒绝了龚照瑗的请求，还警告说别乱来。这让他左右为难，苦思无良计，只得姑从杨儒旧计，雇佣了数名私家侦探，一俟孙中山登陆，即行严密监视。
1896年9月23日，孙中山乘坐白星航运公司的麦竭斯底号客轮（S。S。Majestic）跨过大西洋，抵达利物浦，然后坐火车在10月1日到了伦敦。他的打算是在英国盘桓几日，然后再去巴黎考察农业。孙中山开始住在赫胥旅馆，后来应他老师康德黎的邀请，在霍尔旁区附近的沃里克小巷租了一间公寓，甚至还改了一个名字，叫陈载之。
—文、—孙中山和这位康德黎老师的关系匪浅。当初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的时候，康德黎就是他的老师兼教务长，“孙博士”这个头衔还是康德黎亲手颁发给他的，两人关系非常密切。有意思的是，这所香港西医书院并未在政府立案，从那里毕业的学生无法取得行医执照，所以孙中山那一届学生，一同拿到毕业证书的只有一个叫江英华的学生。他们当年解剖学考试的卷子，如今还有留存。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在香港就是找康德黎寻求庇护，后来康德黎返回伦敦途中在夏威夷碰到孙中山，邀请他去英国，他这才有了游览欧洲的计划。
—人—龚照瑗得知孙中山落脚沃里克小巷后，颇有些惊讶。如果仔细查看伦敦地图的话，就会发现孙中山这间公寓离中国使馆离的很近，他为何甘心住的离虎口如此之近呢？龚照瑗召集一批随员商议，最后他的侄子龚心湛分析说可能是因为孙中山本人也十分渴望了解国内情况和对自己的通缉声势，而想知道这一切，就必须要通过中国驻伦敦使馆。龚照瑗觉得言之有理，遂下令让使馆内工作人员都提高警惕。
—书—龚心湛的分析颇为到位，孙中山确实是想摸清楚国内各界对广州起义的反响如何，是否民智籍此而开，从而具备继续发动革命的成熟条件。康德黎曾经半开玩笑地问过孙中山，说你住的地方和使馆很近啊，去访问过没有，孙中山不置可否。后来在与另外一位英国朋友聊天的时候，孙中山还向他打听驻英使节的名字，流露出自己想去使馆一探究竟的意愿。
—屋、—孙中山作为一代革命党人，胆识过人，他觉得自己用的假名字，去中国使馆应该不会被识破——就算被识破了，使馆也不敢把他怎么样，有杨儒前车之鉴，龚照瑗又哪敢甩开英国外交部自己蛮干，擅自拘捕。要知道，当时中英之间并没有引渡协议，就算他刺杀了慈禧太后，清政府都别想在伦敦对他作些什么。这些事情孙中山都仔细地研究过。
于是在10月10日，孙中山大摇大摆地走到中国驻伦敦使馆，迎头碰到了当时在英国学铸炮的一个学生宋芝田——此人后来官拜北洋陆军中将，是民国少有的几个以军工技术封将的人才——孙中山问他说使馆里有广东人没有。宋芝田说有个英文四等翻译官邓廷铿，是广东人。孙中山就走进去，找到邓廷铿，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两个人用粤语开始拉起家常来，十分亲热。邓廷铿是广东三水县人，其实两人在广州曾经见过一面，不过这都是后话，当时可谁也没想到。
俩人闲聊了许久，相约隔日去海口见见其他广东老乡，孙中山还旁敲侧击地问他如果穿西装回国是否会受阻挠。眼看日落西山，孙中山掏出怀里一块金表看看时间，说我差不多得走了。这块金表是旧金山一位华侨送给孙中山的，款式在当时颇为新颖，邓廷铿看着喜欢，就要来玩赏了一下。
这一玩赏，可玩出了问题。邓廷铿接过金表，看到表盖上赫有一行英文，乃是“孙”字的拼写，联想到近日孙中山就在伦敦活动，龚公使也警告说他可能会改装身份潜入使馆，心中立刻有了答案。邓廷铿表面上不动声色，客客气气把孙中山送出使馆，转身立刻通知了龚照瑗和龚心湛。
这可真是瞌睡时送个枕头，龚照瑗正发愁如何在伦敦地界拿下孙中山，他没想到猎物居然自投罗网，心中大喜，他与龚心湛以及使馆的其他两位参赞计议了一番，觉得这真是天赐良机，绝对不可以放过，遂设下一个圈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