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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袁氏当国-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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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法统问题,也是面子问题】

从上列简明大事记,我们可以了解:

「㈠双十变起,清室要对付革命党,非起用袁氏不可。

㈡袁世凯有此实力可以镇压革命,但是他要养革命以制朝廷。

㈢革命各派,包括孙中山和黄兴,尤其是立宪派,也都体会到,推翻帝制,“驱除挞虏,建立民国”,非有袁参加不可。

㈣除满族亲贵中的少数激烈分子之外,全国也人同此心。

㈤袁亦有心建立民国,但是他要利用朝廷的名义,来另立法统,由他主动担纲,而不受革命党人之支配。」

再者,袁所著重的还不只是个“法统问题”,也是个“面子间题”。他显然是认为不论做皇帝也好,做总统也好,总之在他当了元首之后,自己高高在上,而纳革命派与立宪派,乃至原有的清室官僚体系于自己的新法统之内。他这项腹案,老实说,与上述孙、黄一派,要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的动机,并无不同。二者都是政治斗争的策略而已。只是袁弄晚了一步。在赛跑途中,第一面金牌却被孙中山抢去了,他只得了个银牌,心有不甘,所以这也是个面子问题。

但是历史家诛心而论文,袁只是个老官僚、独人班。他所争的重点实在只是个人的权位和荣誉,而他的对手方,孙、黄那一伙所争的,则是一个千万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的民族使命(National Mandate),两者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可是对这项民族使命,袁本有心附义,孙、黄等革命党,原也寄厚望于他,并曾虚位以待,只是这时南方诸贤,要急于组织一个统一领导的政府,而黎、黄两派又相持不下,迨中山适时出现,他立刻就变成黑马了。参议员诸公既不能举孙为“大元帅”,就只有举他为“临时大总统”,以待袁公“驱除鞑虏”之后,再来屈尊相就了。袁公后来虽不负所望,推翻了帝制,但却做了个“继任总统”,已稍嫌美中不足。再因民党又对他不信任,而防范兹严,约法改制,又强迫他做了个“虚君”,使他也要来个困兽之斗,革革命之命,治史者不偏不倚,又何由定论呢?我们的解释,只可说,这是历史转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这次历史转型,需时至少两百年,在这历时两百年的历史三峡中,历史的发展总是曲曲折折前进的嘛,那能老走直线呢?

【不流血的宫廷政变未可厚非】

但是话说回头,袁世凯在民国元年,“临时大总统”的竞选过程中,虽然慢了半拍,但是他能把有两千年传统的帝制政体,在两个月之内,就不声不响的和平地转换掉,也算是效率可惊了。那时袁世凯如真能如党人所望,早举义旗,搞个武装苦挞打(coup d'etat),把朝中的寡妇孤儿,满城王公亲贵,一举而除之,他对这个急色鬼的武装政变,是否能得心应手,吾人未敢必也。万一欲速则不达,弄得火光四起,尸横街巷,北京城内,玉石皆焚(像义和团和红卫兵所搞的那样),试问对革命发展,究有何补?所以袁的稳健的做法,慢慢地搞他个不流血的宫廷政变,也未可厚非。

再就个人的道德来立论,古人说“无毒不丈夫”,搞流血政变,把孤儿寡妇和满朝亲贵一举而诛之,干这种事的人,要心狠手辣(你看老毛在文化大革命时代的那个“狠”劲,红卫兵不也一再遵从毛主席的教导,说对待敌人,不能“心慈手软”)。将人比人,老袁那时就显得婆婆妈妈,心不够狠,手不够辣。他多少还有点“妇人之仁”,对寡妇孤儿,不忍下手。再把袁和毛比较一下,毛在杀了老友刘少奇之后,刘的子女因为不知道父母的下落,乃斗胆上书毛主席求情,毛告诉他们说,你的爸爸已经死了。朋友,这就叫做“无毒不丈夫”。这点袁就做不到,他多少还有点东方儒、佛两家的“恕道”,不像毛搞的全是俄国的斯大林和“恐怖伊凡”那一套。

再把话说回头,纵使是“只顾目的,不择手段”(西方叫做End justifies means)这套下流做法,这种用流血的“手段”来达到“目的”,是否比不流血的手段更有效果,也有问题嘛!试问,毛之杀刘与不杀刘,有甚么不同的结果呢?相比之下,袁如杀了寡妇孤儿,是否比保留了寡妇孤儿,更容易达到篡位的目的呢?其效果显然是相反的。袁世凯究竟还不是个心狠手辣的屠夫,他的恕道,和他的婆婆妈妈的行为,累得革命党对他失去了耐性,他自己也丢掉了金牌,这是否就是个错误,吾人亦不敢信口雌黄也。至于他在这两个月的动乱之中,究竟耍了些甚么手法,来搞个不流血的宫廷政变,而达其相同的目的呢?其历史比假小说要有趣得多,这儿我们倒不妨略述梗概。

【太后念念不忘优待费】

现在让我们先看看,袁宫保是怎样说动太后也来“赞成共和”的。

在上列大事表中,我们知道,袁刚出山,便把太后的私房钱,所谓“内帑”,逼掉了一百万两。跟清室亲王级的其他大贵族相比,可怜的隆裕只是个穷寡妇。她十五岁嫁入深宫,丈夫不爱、婆婆高压,里外非人也。磨到三十出头,两宫晏驾,做了寡妇,但这个小寡妇究竟承继了多少遗产呢?在那个大酱缸里,她无由得知,也无术支配。但是她毕竟是个“太后”,繡帘之前的六岁小皇帝既然无法亲政,军国大事,表面上还要以她的“懿旨”为断。朋友们知道吗?我们有四千年历史的“封建专制”,是被国共两党骂惨了。但是“封建专制”毕竟还有个“制度”嘛,哪像国共两党后来之无法无天呢?

君不见光绪末年的袁世凯原已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两宫突然晏驾,小皇帝即位之后,摄政王载沣一纸文书,便把他“开缺”,袁世凯不就乖乖地“回籍养痾”去了吗?如今革命党造反,朝廷应付不了,军机一纸文书,袁氏也就奉令东山再起了。(且看韩战后期的美国,卖领带起家的杜鲁门一纸文书,不也就把权倾一时、跋扈透顶的麦克阿瑟大将军“开缺”了。)哪能像毛泽东把个国家元首,要杀就杀掉呢?再看,邓小平算老几?怎能把个内阁总理,说换就换、说关就关呢?“封建专制”的确不是个好法统,但是他老人家,比国共两党的“和尚打伞”,似乎还要稍微进步一点呢!这儿历史家所能提的,只是它在历史上消灭之前的,一丁点儿的落日余晖而已。他老人家的遗产还多着呢,哪能一竿打翻?

所以在东山再起之后的袁世凯这个宰相,虽然万般专横,但是他发号施令,还得去说服那个颁发“懿旨”的可怜的寡妇。寡妇无知,把老袁的话,信以为真,老袁才可挟寡妇,令诸侯,狐假虎威,横行天下。长话短说,袁世凯当年对隆裕太后的策略,第一步便是以军费无著为借口,把这对可怜小寡妇母子的私房钱,一举花光。其实她母子的私房钱,花不光也。但是这对可怜的寡妇孤儿,哪里知道呢?等到太后的“内帑”花光了,寡妇自觉前途茫茫,衣食堪虞,乞怜于宰相之时,老袁又可以告诉她,兵凶战危,胜败难卜,太后如赞成共和,将来的民国政府会优待皇室,“优待费”可多至四百万两一年,足可安度晚年。这一来太后就彻底动摇了,一切也就以袁世凯的意志为意志了。

朋友,君子尚可欺以其方,何况一个幽居深宫、无知的小寡妇。说穿了,袁某是在“欺君妄上”,但是欺君以方,比弑君砍头,究竟还要文明多矣。后来小皇帝溥仪长大了,回忆起这时的情况,他记得太后在哭,跪在她面前的一个老头子,也泪流满面(见溥仪著《我的前半生》)。这时“太后”的确在哭;“老头子”泪流满面,就在演戏了。

据说“老头子”这时就告诉“太后”,革命军无孔不入,是如何的厉害;孙文三头六臂,是如何的有钱,这次他带回海外华侨的捐款,数千百万。官军粮饷皆缺,何能和孙文打仗?寡妇太后一听,怎能不哭?太后一哭,老宰相事君无力,怎能不一掬同情之泪?

【孙总统只有银元十枚】

但是这儿也有点真情实况,写历史的人,倒不妨秉笔书之:在孙文大总统宣誓就职之后,一次安徽前线,军情告急,粮饷皆缺,急电中央索饷。临时大总统朱笔一批:拨二十万元济急。当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持此总统手批,前去财政部拨款时,发现国库之内,只有银元十枚。(见《胡汉民自传》)

袁、孙两公,同为英雄,却各行其是,皆足千秋。其实当时孙公一文不名,举国皆知,只有隆裕太后不知罢了。袁公军饷缺乏,全国或有不知,而隆裕太后则知之极深也。斯时首都之内王公满城,腰缠千万者,所在多有,袁总理乃说动太后,要求王公大臣,毁家纾难,太后极以为然,懿旨、圣旨也就照发如拟。殊不知此一发,北京城内的王公大臣,就夜不能眠了。盖纾难虽人人之所欲;毁家就人人之所不欲了。老实说,那时北京城内的名王钜府,是鳞次栉比的。真要“毁”他几家,真的就足够清军打他三五个月,甚至一年的内战。遍地黄金的深宫大内,那就甭提了。不过可怜的光绪寡妇不知其所以然罢了,可是老狐狸袁世凯却了如指掌也。

〖附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国部,最近重修开放。新展中即有出自清恭王府,价值连城的唐画《韩干牧马图》,著录见宋徽宗的《宣和画谱》。书上有“皇六子”、“恭王府”等钤记。当时的恭王府中,这一等级的国宝,正不知有多少。但是那时的恭王,较之醇王(摄政王)和庆王,似乎还略有逊色呢!这只是一些王府。他们较诸皇宫大内的宝藏,还是无法相比呢!大清帝国毕竟是大清帝国嘛,它搜刮三百年的中华国宝,哪能用得完呢?〗

经袁总理大臣毁家纾难这一倡导,满族王公大臣,便再也不敢轻言对革命党作战了。寡妇孤儿相依为命的太后,这时连身家性命都自觉难保,而频频乞怜于宰相。她现在是顾不得甚么皇位了,只要今后生活无虞,袁大臣能替她母子向将来的革命政府,争到点“优待”,她就很心满意足了。三百年来的“孽”,不是她母子造的,但是三百年来的“怨”,却要她母子独当之。亡国之君寡妇孤儿,终日以泪洗面,是值得同情的啊。幸好总理大臣尚能念本朝厚恩,一再提出保证,唐代表已在和议上向民军争得皇室优待费,每年四百万元,虽略少于袁大臣所提的四百万两,然也相差有限。将来的民国政府虽待先朝皇帝,如“异国之君”,但是仍有皇宫可住、皇号可保,紫禁城内,关起门来,仍是一朝天子。三千年来的亡国之君,有这样的光荣收场,古史所未有也。因此,太后在她面前哭跪于地的“老头子”宰相的劝慰之下,已彻底解除了武装。在决定大政方针的所谓“御前会议”中,太后和庆王奕劻反成了主和派的中坚。太后心心念念所想的,是袁宫保所公保的“优待费”,像前朝崇桢皇帝,战败后到煤山上去“上吊”,妇道人家不敢想像也。庆王则只是为他自己的千万家当着想。将来五族共和,老友做了总统,他仍是北京城内的庆王,面团团富家翁也。古语说,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不愿坐在厅堂的屋檐之下,怕檐上的瓦片掉下打破头也),何必去冒与民军作战的危险呢?太后和庆王(皇叔祖)既然都一意赞成共和,则宣统之退位,就是弹指间事了。

【高干子弟不知轻重】

但是任何政权都有它的“极端派”(Fundamentalists),三百年的大清王朝,何能例外?因此,在民、清两方和议初起时,以禁卫军总统良弼和恭亲王溥伟为首的,一票年轻的满族亲贵,即已组成个有形无形的“宗社党”,极力主战。他们甚至认为袁世凯是个比革命党更可恨的“心腹之患”,曾计画将袁某暗杀之。

这种败事有余、成事不足的“亲贵”和高干子弟,在义和团时期,曾闯下过滔天大祸。在西太后的包庇之下,他们要杀一龙二虎,却几乎把大清帝国弄得被列强所瓜分。可是这次他们连闯祸的机会也没有了。袁宫保为防他们捣乱,一通电话,便把良弼“踢上层楼”(Kick him upstairs),调良弼为上级有名无实的“军咨使”;内调冯国璋代替良弼,总统禁卫军(袁的八三四一)。冯曾是攻杀革命军三千人的清军头号战将,其后也一直主战,为宗社党人所看重。但是袁宫保总归是他的“老爸”,袁说一,冯不敢说二也。

【军人干政,刺客横行】

袁公保那时显然是鸿运当头。上节曾言之,三个革命党刺客曾于一月十六日,谋炸老袁不中,反增加了袁某的政治资本。谁知十天之后,另一革命党刺客彭家珍,去炸良弼,竟巧遇于途,一击而中。不要命的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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