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荣耀-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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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见自己已经成为孤军，便留下顾时断后，率部直走许州，王保保顺势反击，但只是歼灭了少数后卫部队，斩获了顾时，却让朱元璋大部逃走。
此役，李武、崔德损失惨重，只有朱元璋一部几乎是完整地退了回来。朱元璋受了褒奖，获得了刘福通的赏识，却遭到了李武、崔德的嫉恨。
九月，李武、崔德恢复了元气，开始继续执行刘福通的命令，转向西开始经略。他们依然以朱元璋部为先锋，攻破了潼关，斩杀了行省参知政事舒穆鲁杰。豫王喇特纳实里、同知枢密院事定珠引兵围潼关。李武、崔德却转身东进攻陷了陕、虢两州，只拨少数援兵给朱元璋。朱元璋见元军势大，只得退守卢氏。
已经升任中书兵部尚书、阶嘉议大夫的察罕帖木儿与李思齐奉答失八都鲁之命西进，一举攻破崤陵（今河南渑池西），再攻陕州，城坚不可拔，转克虢州。李武、崔德渡河北上，连克平陆、安邑，察罕帖木儿率部紧追不舍。李武、崔德只得转驻阳津，与察罕帖木儿对峙。
龙凤二年六月，一直坚守安庆的元廷淮西宣慰使余阙接收了元帅阿尔斯蓝从江西行省带来的广西苗军三万余人，然后大败累次来犯赵普胜，一举收复了东流、小孤山一线。余阙接着整顿军纪，凡有军士恶行于境内，立即收而杀之，众军凛然，军纪不好的苗军被他遣回大半。威势之下合肥的左君弼、退守到东流的赵普胜不敢轻犯，从此安庆稍安。
余阙，字廷心，祖居河西武威，西夏党项人，其父在庐州做官，就此在庐州安家。余阙的父亲早死，他只得课授生徒以养活母亲。后来与儒学大师吴澄的弟子庐州人张恒交往，学问日进。元统元年（1333年），余阙进士及第，授同知泗州事。他刚毅耿介，在泗州任上，为政严明，宿吏皆惮之。不久，被召入京师任翰林文字，又转任刑部主事。以不会阿谀权贵，弃官归庐州。
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余阙起任淮西宣慰使，守安庆。时南北音问隔绝，兵食俱乏。余阙选中潜山境内土壤肥沃的八社，命士兵屯田。第二年春夏大饥荒，余阙拿出自己的薪俸积蓄，设粥赈济；又请于中书省，得钞三万锭以赈灾民，民失业者数万得以存活。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夏，大雨水浸屯田，禾苗半没，安庆城下水声如吼。余阙率众加固堤防。秋季丰收，得粮三万斛，军有余力，民有收成。余阙乃令兵士疏浚安庆城的护城壕沟，增高低洼的地势。在外围又环以三道深沟，引长江水注入；四周植木为栅栏，城上筑起飞楼，使安庆城更加表里完固。
安庆地处要道，被余阙如此治理一番后，出现乱世中少有的安宁气氛，于是商旅云集，货通两江。刘浩然听闻余阙的事迹，亲修书信一封，言辞卑谦，阐明自己起兵为的是安境保民，今安庆得老大人庇护，军民幸哉。刘浩然在信中保证，定远军绝不会兵犯安庆，行兵祸之事。并与余阙相约，江南行省与安庆互通有无，以安民生。
余阙接到刘浩然的书信，深思熟虑一番便回了一封信，感谢他的仁义之举，并同意江南行省的商船可自由通行安庆。两人的书信内容传出，安庆军民顿时心定，而世人也对这两人的弃仇见为民计的义举赞叹不已。
从四月份开始，常遇春、傅友德继续在东南巩固地盘，并陈兵绍兴。绍兴南边的方国珍原本准备接收达实特穆尔的招安，后看到东南局势突变，元廷行省溃不成军，只保有绍兴一席之地，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继续结兵自保，并派人与江南行省联系。
五月，刘浩然将冯国胜、邓友德、胡大海、赵德胜等人调回西线，继续清剿宁国路的流寇，并开始进攻徽州。既然东线已经稳定下来，就必须抓紧时间在西线做好准备，鬼知道徐寿辉和陈友谅什么时候动手。
六月，刘浩然率文武部属出城在数十里外的龙潭迎接名士秦从龙。秦从龙，洛阳人，翰林校官出身，累迁江南御史行台侍御史，战起后避居镇江。他是天下闻名的文人名士，刘浩然在江宁时就听说他的名字，傅友德攻打镇江时，刘浩然特意嘱咐他寻访此人，并派兵好好保护。
镇江被打下来后，傅友德也找到了这位先生，并遵照命令派兵护住其宅。刘浩然遣蓝玉和童子营刘存忠、刘存孝执亲笔信和文房四宝延聘。秦从龙开始的时候不同意，经不住刘浩然三番几次的诚请，终于同意了。
很快，秦从龙所坐的船只到达龙潭码头，刘浩然一身素布长袍站在最前面，看到跳板搭起，连忙上前去，伸手扶住秦从龙走下船来，然后恭迎入城。
秦从龙感其赤诚，便决心全力辅佐，相谋之事，言无不尽，并举荐了笃学博览，精象数之学的江宁文士陈遇，刘浩然也持礼厚待，日见亲信。
刘浩然还传令各将，经略一地，需寻访当地名士，举荐礼请。闻得刘浩然如此礼贤下士，求才如渴，江南文人名士纷纷前来投附，以图施展抱负，计有宁海叶兑、滁州范常、全椒乐韶凤等数十人。
第二卷 称雄江南 第四十一章 治内政一
忙完战事的刘浩然开始把注意力放在了内政上。当初东南战事激烈，粮草军用流水介地运出去，几乎将府库掏空了。为了保障后勤，刘浩然几乎连裤子都要当掉去换粮草。幸好有李善长坐镇，指挥调度，这才勉强应付过来。在此刺激之下，刘浩然决心制定出一个完整的发展计划来，以后的仗会越打越大，没点家底怎么应付。
刘浩然废除元廷原本非常复杂的路、府、州、县等诸多的地方编制，行省以下只设府、县，设知府、知县主理民政，同知、县丞为副，由行中书省管辖，各县还设巡检一名，统领巡检司的巡捕，负责地方缉奸捕盗等治安事务。
在刘浩然的机构体制中，地方是军政分开，府设都司，县设县尉，执掌地方守备防务，由行枢密院直接管辖，都司负责指挥地方守备部队，而县尉负责指挥和训练各县的民兵。刘浩然以行省丞相的身份颂布了《兵役律》，言明行省治下百姓只需要承担一种徭役－兵役，凡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男丁必须接受一段时间的民兵训练，兵器自备，但是现在为了减轻百姓负担，暂时由行省官府供给，凡服五年以上民兵役的青壮就可以抵冲这笔费用，而守备部队则是从各县的民兵中挑选，虽然没有军饷，但是可以免除一定的赋税。守备和县尉目前都是由伤残退役的定远军老兵充任，他们虽然断了一只手，或者是失去一只眼睛，但是不妨碍他们指挥守备部队和训练民兵。
刘浩然接着颂布了《劝学律》，在这部律法里，刘浩然提出了官办和私办相结合，普及国民教育的庞大设想。教育机构分四级，童学、县学、府学和行省一级的高等学府。前三级学府可官办，也可私办，但是必须按照行省指定的课程和教材学习，参加官府组织的统一考试。
在《劝学律》中，刘浩然要求从童学开始，学子就必须一边学习文化知识，一边接受军事训练。而且父母亲送儿女读书是一种义务，不履行义务就要受到律法的惩戒。因为这个教育计划耗费巨大，而且在现阶段是不可能完全铺开，但是刘浩然却决定要坚持下去，先从应天、东南等富庶的地方试行。
儒生文人虽然对刘浩然兴学重教表示赞赏，但是也有很多人对学子必须接受军事训练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学子只要认真读书就好了，打仗这种事情自有武夫去做。刘浩然却坚持自己的意见：“遥想汉唐盛世，文人学子能文能武，策马游历天下，一边放着书，一边放着剑，所以才有汉赋唐诗留名千古，雄风远扬域外。而前宋盛文弱武，文人学子们只知道死读书，却鄙视军人武事，结果先有契丹、西夏，后来女真蒙古，累累荼毒。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行省的学子文人再也不能读得一肚子书，却手无缚鸡之力。”
刘浩然更是谈到：“学子文人乃国家之栋梁，不但要能治国理政，还要能行军打仗，现在正是国家危难之际，学子们不接受军事训练，不知兵事，如何能行？”
在驱逐鞑虏，光复中华以及前宋灭国之痛的大义下，这些儒生文人也只好捏着鼻子接受了，毕竟刘浩然把文人学子当成了国家的主人来看待，否则也不会要求这么高。
龙凤二年七月，刘浩然在原御史行台府第设江宁学堂，请李习为学正，聘各名士文人为教授，广收学子。并随即在应天府、太平府、平江府、湖州府、杭州府开始推行国民普及教育。
同月，刘浩然在原集庆路达鲁花赤府设江宁陆军学堂，自任学正，以冯国用为教务，暂设步兵科，骑兵科。计划所有的将领都必须回来轮流学习，一边当学生，一边当教师，总结自己的前期作战经验，并教给轮流前来学习的军官们。
刘浩然又开始筹备开办江宁水师学堂，准备自任学正，以俞廷玉为教务，暂设海防科、海事科。
在陆军学堂里有一批特殊的学生，他们就是童子营。这些以各地孤儿和军中遗孤组成、视刘浩然为父兄的童子忠诚度是无可置疑的，而且他们绝大部分都选择了从军。刘浩然根据他们的特长和意向，选择了十二岁到十八岁的一批人送入陆军学堂学习，这些人将来是刘浩然控制军队的骨干。
而受此影响，军中各将领们也要求将子弟送入陆军学堂学习，而且很多文官也是闻风而动，要求将家中的老二、老三安排进陆军学堂。他们的算盘都很精，现在这年头正是军兴，而且江南的实力摆在那里，铁了心的官员们留下长子读书继承家业就好了，其他儿子送去从军，虽然危险性很大，可是一旦立下军功，那么家族有文武功勋支撑，想不兴旺都不行。
刘浩然顺势设立了江宁陆军童学，专门接受将领官员十二岁以上的儿子前来就读，然后直升陆军学堂。
刘浩然又设置了江宁工匠学堂，专门学习冶炼、锻造、机造等技术，对于儒生文人的一些非议，刘浩然回答道：“行省大行教育，而读书出来能考入高等学府，并成才做官只有少数。而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不能让大部分学子白白浪费，必须给他们也谋个出路。
儒生学子们也不好反驳，他们知道，就算是行省重开科举，那录取的人也太少了，要想让行省一边打仗，一边养着一大堆的读书人，这也不太现实。而且这些儒生学子在心里也认为，让大部分科举无望的学子去学习工匠这样“贱业”，正好与他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划清了界限，突出了他们的重要性。不过刘浩然就要花费更多的力气去鼓励学子们不要再往独木桥上挤，改为学习工匠技术。
刘浩然接着开始整顿土地政策，经过战乱，有些地方的地主被席卷一空，有些地主却依然拥有大量的土地。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刘浩然没有打土豪分田地，而只是找了些曾经与蒙古人、色目人狼狈为奸、祸害乡里、民愤极大的地主豪强出来镇压了一番，把他们的良田家产没收，以平民愤，还有元廷赐给江南各地寺庙的大量田地，也被找了借口没收，只留下少量田地让寺庙维持生计。但是这些人数太少，获得的良田也足以分配，刘浩然就大力开耕荒地，丈量无主田地，把治下的大批流民和贫穷百姓安置下来。
对于大部分依然保持现状的地主豪强，刘浩然从几方面入手，首先他确定了最高田租，保证佃农们的生计，而且刘浩然废除了按人丁收税，确定赋税按田地亩数收取，确保了国家能够最大限度从田产获利，所以江南行省虽然赋税定得低，但是收上来的总数却不低。
刘浩然接着又颂布了《赎奴律》，宣布行省出钱从地主豪强手里赎买因为战乱而卖身沦为奴仆的百姓，价钱比市价高三成，不过是分五年付清。而自愿被官府赎买的百姓可以分得田地，用粮食支付一半的赎买费用后就可获得自由，与一般百姓无异。刘浩然明白，经济的发展必须要解放一大批劳动力，让他们直接为自己的政权输送物产粮食。
按照行省陆续颂布的律法，行省境内的矿产、茶叶、瓷器、丝绸、棉等物资暂时必须或有官府开办，或由官府监管，私人不得随意出售。当然了，行省不会让各商户地主吃亏，大家都需要获利。在官府的统一管理下，这些东西获得了垄断地位，避免了恶性竞争，外地商旅或者海商必须付出高价才能购买这些物产，而这些东西在北方、在海外可都是暴利，商旅们为了能拿到货，价高也只好认了。于是行省官府获得了大量赋税，商户、地主们也获得颇丰的盈利。
江南行省在境内实行关税制度，也就是除了购买和出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