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徒-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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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儒家从“义”的理论推导出“为而无所求”的理论。每个人做事情，并不是为了其他什么目的，一个人做所当做的事情，其价值就在“做”之中，遵行了自己的义务，在道德上已经完成，而不在于达到外在的什么结果。“命”乃“天命”或“天意”，我们从事各种活动，其外表成功，都有赖于各种外部条件的配合，完全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因此，竭尽己力，成败在所不计。这就是“知命”的人生态度。“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这样，就能保持快乐。“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儒家大事之汉武帝独尊儒术
在汉武帝之前，秦朝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在汉初，当时的主流思想是道家思想，所谓黄老道行无为之治。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的根本。鉴于秦朝苛政的覆灭，统治阶层意识到仁政对于维持王朝稳定统治的必要性，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已死三百余年。汉代的入学已不同于先秦儒学。它是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基础，融合阴阳家，黄老之学以及法家思想而形成的新思想体系，有利于君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术，作为独尊儒术的基础学说。在汉朝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对此问题，一些学者也有不同看法。如历史学家黄现档剑骸啊逖Ф雷鹬颍诳凸厶跫鲜怯捎诤褐廖涞郏嗄昙洌缁峋靡殉史比伲坏弁跫ㄒ嗑髁ⅲ谎跛枷胱匀磺饔谕骋弧８侵罴已到杂氲弁跫ǔ逋唬缒抑髌降龋兰抑鞣湃危鹊龋圆焕诘弁跫āＨ寮矣朊裱苑樱刖匀收系弁踝ㄖ浦巍＜又寮已捣段Ъ悖匝第⑹栊？钡湔轮疲踔烈跹粑逍械龋钥筛酱樱实眯叛稣咧凇Ｎ耍涞勰诵卸偈嬷椋征戆偌遥碚铝逖烊〉枚雷鸬匚弧Ｓ谑牵寰┦浚耙度辶执ば颉罚┑茏右约坝萌迳邢氖奔从诖耸笨肌２┦咳逖Р斡胧导收危逊俏木笆本吖俅小５笔比寮抑握苎谴笠煌场⒆鹜跫熬酝跞ㄈ罄砺邸Ｈ罄砺壑萁砸源呵铩和跽隆龇⒌恪９赜诖笠煌持枷耄洞呵锕虼ひ辍酚性疲骸霸辏海跽隆Ｔ暾吆危烤寄暌病４赫吆危克曛家玻跽呤胛剑课轿耐跻病ｊ挛妊酝醵笱哉拢客跽乱病：窝院跬跽拢看笠煌骋病！倍偈妗洞呵锓甭丁菲呔淼诙鲋认辏骸按呵镌煌跽拢唬跽呤胛剑轿耐跻玻挛妊酝醵笱哉拢跽乱玻我晕街跽拢唬骸跽撸厥苊笸酰跽撸馗恼罚追评窭郑煌秤谔煜隆ㄒ约菏苤谔煲玻跏苊酰拼嗽乱杂Ρ洌首骺埔苑钐斓兀饰街跽乱病！鬃邮恰哦霉牛龆蛔鳌Ｆ涿磐揭啾А枪欧墙瘛取：喝灞涠闹疲庇那刂疲ㄖ艿溃似渌礁闹疲低泄判屑阂猓胫苤撇煌＜慈绱笠煌持握苎В闶窍灾Ｋ酱笠煌常蓝偈娼馐汀煌澈跆熳印吹弁跫ㄖ濉５弁跫ǖ哪诤谝唬胍种浦詈睿馈洞呵锕虼罚�1．诸侯不得专封，诸侯不得专地，3．诸侯不得专讨。实则周代诸侯，专封、专地、专讨，比比皆是。第二，须抑制大夫，1．大夫不得世袭，2．大夫不得专执，大夫不得专废置君。然观周代大夫，正与此相反。尊王之说，为汉儒尊崇天子积极表示。亦与周代‘天下宗周’不同，周代天子与诸侯，不过国与国之关系，天子特为名分上之共主。而汉儒依托春秋，特立‘王者无外’之最高原则。其实春秋是‘王者有外’，《春秋公羊传·成公八年》云：‘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孔子且有‘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退于夷狄则夷狄之’之言，又何尝有内诸夏而外夷狄之主张。如成公八年，钟离之会，外吴而不外楚，郧之战，予楚而不予晋，即其例也。绝对王权之说，即天子只对天负责，不对民负责。例如灾异之变，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三十云：“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谨按灾异以见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内以自省，宜有惩于心，外以观其事，宜有验于国。’虽则帝王对天负责，然引起灾异之变之责任，乃为宰相，不是帝王，故黜罚之罪，亦为宰相，无及帝王，此无异于十七世纪英王查理一世时代盛行之王权神授说。所谓王权神授，即帝王对于国家人民具有绝对权力。此类学说，与周末“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之思想完全相反。
总之，汉儒之政治哲学，即三大理论：大一统、尊王与绝对王权，完全为汉帝而立。汉儒拥护帝王集权，别出心裁，古未之有。
汉代儒者，在思想上，既口含天意，随便造谣；在政治上，亦欲打倒一切，唯我独尊。就“打倒一切”而言：第一，欲打倒法名之学，而行德教治国。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又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可知孔子之教显然是：以刑法治国，毕竟不如德教治国尽美尽善。汉儒家之主张，未尝不是。第二，直欲以礼代律，以春秋断事。《盐铁论》卷十《刑德》对以春秋断狱，批评如下：“《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诛心之论，即春秋之义也。春秋所谓心，全依宗法及身份等级之伦理观而言，非依平等合理之法律而定。春秋之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官不能治，社会何由安宁。汉代以春秋治狱，颇不乏人。《汉书·食货志下》：“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汉书·五行志上》：“使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于外。”《汉书·兄宽传》：“以古法义决疑狱，甚重之。”最著者为董仲舒，《汉书·艺文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即为其例。然则武帝尊儒学，用儒生，果出于至诚，合于儒学精义乎，是又不然。彼好神仙，信巫蛊，已与“子不语怪力乱神”不合，其用张汤、杜周等为法家，直欲以刑法治国，非以德教治国，大背儒学宗旨。故宣帝即位，尝谓其子元帝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住）＇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卷九《元帝纪》）本人行动非儒，其政治施策，亦非儒。所谓尊儒，乃尊其所尊，非人所谓尊也。所以，余谓秦皇焚诗书，系禁私学，专任吏治；汉武帝黜百家，亦禁私学，杂行霸与王道，两者虽有激烈和平之异，但目的皆为思想统一、帝王集权。为功为罪，互相伯仲。世人不察，每誉汉而毁秦，谬矣。（摘录黄现ё逗捍跛枷胫洹罚亍渡ǖ幢ā罚ㄎ氖返刂芸┑谌咂冢�1941年10月8日）
儒家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
儒家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就是新儒学，新儒学又称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是新儒学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容以求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思想。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学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日趋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思想，即用儒学来解释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书》等。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是新儒学的嬗变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孙文的籍古创制，孙文在学习西方民主经验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础上，仿慕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在《建国方略》中慕仿周礼制订了非常详细的“结会”“动议”等程序和仪规；在《民族主义》讲稿中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在《民权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来讲解真平等与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倡导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溯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新儒学开宗的政治基础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中含有儒学的内容。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新儒学的活动主要体现于思想领域；新儒学的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溯溟的《乡村建设》、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总的说来，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学遭到普遍责难的时候出现的。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没有对社会发展产生有价值的影响。
■从新中国建立到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新儒学的沉寂阶段，这一阶段不仅中国大陆的新儒学研究归于沉寂，海外新儒学亦甚少成绩。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是新儒学的恢复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尚在进行之中。恢复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过去的一些新儒学著作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学术界开始反思和讨论新儒学的功过利弊。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在过去“新儒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儒学和新儒学进行彻底的和全面的去糟取精古为今用。发展阶段的新儒学是当代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
■大众儒学，是一种新的新儒学研究派别，是当代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概念和定义是刘周在“全世界都来践行大众儒学，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倡议书）”和“刘周倡议书答疑”中首次提出的。大众儒学的主要观点是：
●儒学的核心是仁和礼。仁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成员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建立社会的道德秩序，使社会成员对自身的社会地位都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遵守符合自身具体情况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社会成员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所以儒学是一种超越社会形态和阶级形态的社会统治方略和社会管理学说。儒学在历史上曾经作为我国奴隶社会某些诸侯国在某些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又是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史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仁和礼的关系是仁礼一体。不讲仁只讲礼，礼就不会被社会成员普遍认可，就会遭到反对；不讲礼只讲仁，社会成员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是不可分的。社会发展会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变化，礼的一些具体内容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予以改变和调整，这种改变和调整是仁的体现。
●儒学“仁礼一体”的体系中包含了法的内容，礼和法应该很好的结合。礼的作用主要是预防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