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国际特工-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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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尔津用嘴吹了吹热乎乎的白薯：“我知道中国同志很能干，他们有许多优秀的同志在我们这里受训，将来都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廖雯初剥开白薯皮说道：“别尔津同志，瓦尔德尔和古斯达夫已经在中国展开工作了，听说成绩不错。”
别尔津吃着白薯说：“我熟悉他们两个，他们不会令我们失望的。”
阿尔布拉莫夫说：“是的，他们都经过战争的考验，具有勇敢坚毅的性格和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相信会不辱使命的。”
别尔津微笑地点了点头，站起来掏出手帕擦了擦嘴，来到窗前，注视着外面纷纷扬扬的雪花。此刻，他已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向他袭来……
1938年7月，别尔津在大清洗中遇害。别尔津是苏联现代军事侦察体系的缔造者。1929年，由于共产国际的影响迅速扩大，红军得以吸收大量充满革命理想和坚定信念的欧洲各国职业革命家加入侦察部门，“二战”时著名的佐尔格侦察小组和“红色乐队”就是别尔津在30年代初亲手布建的。同时，别尔津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情报侦察部门的指导者，他的遇害是当时苏联情报系统的一大损失，其消极后果在日后很快体现出来。
第2节 “满洲”第二情报组
1935年3月25日，天津。
初春的天津虽然还有阵阵寒意，但从海河上吹来的春风已让人感到了一丝温暖。
天津火车站前人群稀少，只有少量的旅客在走动。身穿和服的日本侨民不时地耀武扬威地走过，行人对之抱以鄙视的目光。
车站广场的西南角停着一辆半新不旧的“福特”牌汽车。一名身材不高，穿黑呢大衣的年轻人正焦急地站在车旁，不时向出站口张望。
此人便是肩负重任的国际情报组织天津地区负责人杨奠坤，代号瓦尔德尔。
随着出站口涌出大批旅客，一个风尘仆仆的中年人出现在他的视线。杨奠坤几步走上前去，亲切地拉住他的手说道：“你……终于来了。”然后用手一指，“快上车吧。”
这个中年人就是杨奠坤的助手张逸仙，代号古斯达夫。
张逸仙紧紧握了一下杨奠坤的手，眼里闪着喜悦的泪花。两人向“福特”轿车走去。
轿车启动，驶向了英租界。
轿车停在英租界17号路宝华里一幢楼房前，杨奠坤、张逸仙拎着行李进入楼内。
两人来到一间收拾得很干净的房间里。
杨奠坤拿起脸盆，用暖水瓶倒了些开水，“来，老张，洗洗风尘吧。”
张逸仙脱去外衣走过去洗脸，坐在一旁的杨奠坤发现他走路有点瘸，不禁问道：“老张，怎么搞的，你的脚？”
“嗨，别提了，一言难尽。”张逸仙一边洗脸一边说，“越境的时候，我穿的那个大毡靴太别扭了，走起路来一脚高一脚低的。没走几步‘咣喳’一下踩进水坑里，拖出来一摸，已成了一冰坨子。就这样，等我到哈尔滨的时候，右脚三个脚趾已经变黑，后来到医院就割掉了。”
“老张，你可遭罪了。”杨奠坤关切地说。
入夜，两人将窗帘放下，只开一盏台灯，开始研究工作。
杨奠坤开口说：“明天，我得赶快去见我们的领导人。他叫伊万诺夫，是总参情报部的一名少将，现在苏联驻天津领事馆坐镇指挥。”
张逸仙说道：“莫斯科情报学校的中国学员真不少，也不知是不是都归他领导。”
“不会的，”杨奠坤分析道，“总参情报部远东指挥部设在上海，估计至少有二三个‘格柏乌’的情报军官在那里指挥。学员们遍布关里关外，基本上自成系统，各自为战。”
“那我们这一组的任务是什么？”张逸仙问。
“见了伊万诺夫就知道了。”杨奠坤微笑着说。
第二天，杨奠坤独自一人来到德租界中三街西侧的一家德国书店，见到了伊万诺夫。
伊万诺夫微笑着示意杨奠坤到里面的书架前，然后小声对他说：“你们的工作要马上开始。从情报组织的序列上讲，你们属于满洲第二情报组，总部设在天津，你当组长，古斯达夫担任副组长。今后的任务是吸收新同志，调查日军的军事动向，迅速在天津至奉天一线建立情报点。”
杨奠坤点点头。“工作可以马上展开，可是我们的经费已经光了，可否……”
“经费不成问题，”伊万诺夫从西服的口袋里掏出个牛皮纸信封递给他，“这里有1000美金，等工作开展后，再视情况增补。”
杨奠坤迅速将美元揣进西服口袋，“那么，我如何跟您联络呢？”
伊万诺夫掰着手指头说：“每月的11、21两日上午我们见面。下次的会面地点是在法租界24号路利生贸易公司对面的餐厅。”
杨奠坤回到住处，立即向张逸仙传达了伊万诺夫的指示。
说干就干。杨奠坤、张逸仙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便建起了点线密布的情报点，具体是：
裴志亭：安东
季书元：张家口
闫荆扑：营口
冯子彬：天津留守
黄一民：锦州
安非德（费得尔）：奉天
张之伦：哈尔滨
杨省三：大 连
注：安非德不久自动脱离组织，工作由费得尔接替。
由于第二情报组工作量大，人员来往频繁，杨奠坤和张逸仙换了一个工作地点，搬到了法租界知仁里的一幢楼房上。杨奠坤为便于工作，以“大北广告公司”业务员的身份来往于华北、东北各大城市，发展组织，下达命令。而张逸仙早年在家乡潍县当过东明中学的校长。便以私塾先生的身份来往于各情报点之间。同时，杨奠坤又将张逸仙的妻子张琴玲从呼兰调到天津，以家庭的形式掩护情报机关。不久，张琴玲也参加了情报组织，成为组织中的秘密交通员。
1936年1月5日，辽宁省岫岩县王家堡子日军守备队在四道河村进行了一次大逮捕，奉天情报点的一名联络员在回家的途中被误抓。结果他供出奉天情报点的有关情况，奉天的费得尔处在危险之中。杨奠坤感到事态严重，决定亲赴奉天解救战友。
杨奠坤一到奉天，就赶到费得尔居住的胡同附近观察情况。不料刚一露头，就被一个日本特务盯上。杨奠坤见附近有一条小河，便向河边走去。那个日本特务紧紧跟在后面。
杨奠坤见一时无法摆脱，便站在河边，掏出烟斗点燃，悠闲地吸了几口。特务跟在后面不知所措，慢慢地向他走来。
杨奠坤也不回头，弯下腰装作结鞋带，从两腿间窥见特务靠上来，就站起身，装作无事的样子。趁特务没防备，杨奠坤猛一用力，将特务摔倒入河中，撒腿就跑。他对奉天的街道十分熟悉，见胡同就转弯，七转八弯到了大街上，上了一辆人力车，直奔火车站，乘上火车走了。
虽然这次奉天之行有惊无险，但杨奠坤意识到那个情报点不能用了，便派刘士桓到奉天再造情报点。
这时，哈尔滨的张之伦派女交通员陈琦来天津，交给杨奠坤一份情报。杨奠坤发现是日军碇泊场司令部沿江驻军的地图和一份有关马家沟日军机场新转场的十几架战斗机的情报，感到非常有价值，对张之伦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然后，交给陈琦150元金票（日元）让她带回去作活动经费。
1月11日，又是杨奠坤和伊万诺夫接头的日子。杨奠坤把陈琦送来的情报交给他后，两人便来到英租界的一个小公园散步。
伊万诺夫感慨地说：“瓦尔德尔，记得那是1934年的春天，我在哈尔滨秋林公司门口将一个装有经费和药品的箱子，交给一个中国女学生。我一直弄不明白，你怎么有那么大胆量，让一个小姑娘干这种危险的事？”
杨奠坤想了想，那是自己要去莫斯科受训的前夕，伊万诺夫同志代表上级要发给他们一笔经费和药品，准备路上用，因当时他已被特务监视不便行动，便让哈工大学生关志萍去办这件事，想想是够冒险的。杨奠坤笑着对伊万诺夫说：“也许她是个女孩子，反而不会引起特务的注意。”
伊万诺夫笑着打了他一拳，然后，又感慨地说：“你不觉得今天很奇怪吗？我们会面的时间，已经大大超过了以往。”
“我注意到了，”杨奠坤看了一下手表，“已经超过15分钟了。”
“我要离开这座城市，”伊万诺夫说：“所以请你多陪我走一会儿，看它最后一眼。”
“离开天津？”杨奠坤吃惊地问，“是回国吗？”
伊万诺夫摇了摇头，“自从1933年来哈尔滨领导你们工作，我已快三年没回家乡了。”停了停，他说，“这次我是去上海总部工作。”
杨奠坤想了想，天津地处南北交通咽喉，从东北来的人比较多，张学良的保安队也驻扎在这里，认识自己的人很多，长期呆下去会暴露身份的，不如和伊万诺夫一起撤到上海去。想到这里，他开口说：“我有个建议，让我和我的机关随你一同到上海去吧！”
伊万诺夫高兴地说：“这正是我要对你说的话。不过，这里也要有人留下来工作。让古斯达夫留下怎么样？”
“可以，他年龄比我大，社会阅历丰富，完全可以独挡一面。”杨奠坤夸奖了一番张逸仙。
“那么，后天我们就动身吧。”伊万诺夫说道。
“还是等一等，”杨奠坤说：“古斯达夫正在安东，我要等他回来再走。”
过了两天，张逸仙完成任务回到天津，已是傍晚。他一进家门，发现妻子张琴玲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红烧肉、燉酸菜、闷刀鱼、松花蛋……正当他发愣之际，杨奠坤拿着一瓶酒走了进来，“老张，回来了，咱们好好喝两口。”
“奠坤，”张逸仙疑惑地问，“这不年不节的，为什么这么破费……”
“老张，”杨奠坤示意他坐下，“这酒是非喝不可的，恐怕以后咱俩一起喝酒的机会不多了。”
见张逸仙一脸茫然不解的神情，杨奠坤又说：“第二情报组的指挥机关要跟随伊万诺夫同志撤到上海去，”他给张逸仙斟满一杯酒，“上级让你留在天津继续工作，从此咱哥俩可就天各一方了。”
两人端起酒杯碰了一下，一饮而尽。二人一时都有些伤感，屋内笼罩着一种沉闷的气氛，。
杨奠坤小张逸仙17岁，但在艰难的革命斗争中，二人却建立起深厚的感情。
1933年冬，杨奠坤开始由中共北满省委军委的岗位上转到国际情报组织中工作。当时工作条件艰苦，环境险恶，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衣着单薄，寒冷异常。恰逢张逸仙搞义勇军失败后也来哈尔滨潜伏。两人不期而遇，一见如故，关系日渐密切。张逸仙当时手头还宽裕，在人力物力上给予他极大的帮助。张逸仙就像一位好大哥，照顾他，帮助他。此刻，杨奠坤回想往事，感慨万千。
张逸仙此刻心情也是难以平静。自从认识杨奠坤以后，他们一直在一起并肩战斗。在哈尔滨，他们顶风冒雪，走街串巷，散发传单，贴标语；在莫斯科，他们勤学苦练，共同钻研情报业务，一起成长为出色的国际情报战士；回到天津，他们又一起发展组织，共同开创了新的秘密战场。如今忽然就要分别了，真有些依依不舍。
第3节 张逸仙：活跃的古斯达夫
张鼓峰下
1936年夏天，天津。
张逸仙独自挑起天津情报组的工作后，发现与上海总部的联系，只靠交通员是不行的。有些时效性很强的情报是一分一秒都耽误不起的。于是，他向上级打报告，要自制电台。
很快，上级批准了他的请求，并汇来一大笔款子，作为自制电台的费用。
张逸仙之所以要自制电台，是因为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来，他有坚实的无线电知识；二来，自制电台所需的电讯器材零件是可以买到的。
当时日军尚未正式进驻天津租界，对电讯器材的管制还不太严格，除发射器材需持有工部局的许可证外，购买一般收报机零件不受限制。即使市面上没有，张逸仙还可以在英租界白俄人经营的电料行中买到。张逸仙认识一个叫汤姆的美国水兵，是个无线电爱好者，手中的小型工具非常全，并存有英文无线电书籍。张逸仙便把工具和书买过来利用。到这一年秋天，陆续把电机零件购齐，随即着手安装，最后总算把电台制成，虽然外形不成样子，但通讯效果却出乎意外的好。这样，天津和上海建立了无线电通讯。
张逸仙居住的知仁里这幢楼房，情报组租用了楼上的两大间一小间。自从杨奠坤搬走后，张逸仙便将小间改装成电台间。房东外号叫“田瘸子”，在楼下开了一个“英语补习班”，汤姆就是在这里教授英语时认识张逸仙的。
一天，汤姆来到张逸仙的住处，一见他便说道：“张，我要离开天津，回到夏威夷去。”
张逸仙出于职业的敏感，觉得有问题，于是问道：“你是海军陆战队的军士长，回到夏威夷去是不是要晋升你？”
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