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军阀-第19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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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我们现在提倡改革，决不能够说学到了象现在的欧美便算是止境，便以为心满意足。”黄兴说道，“欧美近来的文化才比中国进步。我们羡慕他们的新文明，才主张变革。此刻实行变革，当然是要中国驾乎欧美之上。改造成世界上最新、最进步的国家。”
“克强此言，倒象是苏维埃党之主张。”蔡锷看着黄兴说道。
“对于苏维埃党，松坡万万不可等闲视之。”梁启超说道，“各国时髦政治家公认为无法无天之过激派列宁政府，报纸上日日咒它夭折，它却成了个不倒翁，支持了两年，到今日依然存在。不管苏维埃政权将来结局如何，它那精神毕竟不能磨灭。从前多数人嘲笑的空理想，却已结结实实成为一种制度。将来其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
在批判西方物质文明破产的同时，梁启超已经注意到了支撑了两年而未倒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
“现在欧美两洲，象法国、美国既没有皇帝的***，人民很可以说是极平等自由，***可算是极发达。但是只能说到民有、民治，还说不到民享。试看他们国内的平民受资本家的压制，穷人受富人的压制，什么煤油大王、钢铁大王、铁路大王，一人之富可以敌国。那般平民和劳动者连面包都找不到手。这是何等不平等的景象呢？所以欧美现在便已经生出贫富不均的大问题来了。”黄兴说道，“苏维埃党人力求除此巨弊，但其法过于粗暴，非我国可取也。”
“苏维埃党人所持之主义，是要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要而总之，即对于现在的经济组织，凡认为不合人道者，皆要重新组织一番。”梁启超点了点头，说道，“讲到国计民生上，其所持之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之一。但我的意见，提倡这种主义，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这种精神不是外来，原是我们所固有的。讲到实行，共有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还是且慢一步罢。”
第216章 手把手教民主
“现今之中国，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适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它可以吸收以前文明的精华，而决不成为以前文明糟粕的牺牲品。”黄兴说道，“目前中国实业尚未发达，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无产**便用不着。”
“不错，瀚之以前便对我说过，科学的社惠主义有预期之目的可达，有一定的阶段可循，其进化之迹象与动植物之擅蜕相同，其因果之公律与物理化学之分析无异，非仅一种之理想。”蔡锷想起了最近北京城里发生的事，不无忧虑的说道，“自俄国革命之后，现今国人无不以谈社惠主义为时髦，以为有捷径可履，大误也。”
听到“时髦”一词，梁启超感叹了一声，点了点头。
对于中国知识界追求时髦产生的恶果，梁启超可以说是深有体会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自晚清以来，在“救国图强”这个大目标下，一直被西方牵着鼻子在走，被西方的资本主义打败之后，一窝蜂似地高呼要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当发现西方人自己在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端而兴起社惠主义时，又一窝蜂似地高呼着要学习社惠主义，趁机“驾乎欧美之上”。
之所以如此，其实正是中了西方“社会进化论”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毒的表现。自严复“天演论”启蒙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一直在追求一种虚无缥灭的“社会终极进化目标”，这个目标，曾极短暂地是“资本主义”；很快就变成了“社惠主义”；后来终于成了“共有主义”。
在1918年以前，在总数约260中的报刊中，发表社惠主义内容的报刊，只有近30种；而在1918年至1920年间，共计约280种报刊中，发表社惠主义内容的报刊，已达到约220种。这些报刊，既包括保守的改良派报刊，也包括激进的青年党报刊，自然也包含总量极少的共有主义报刊。总体说来，在1918至1920年间，几乎中国的所有政治派别的知识分子，都在谈社惠主义。这种趋势的影响下，连臭名昭著的北洋“安福系”御用文人们，也不得不开始谈社惠主义，以免落后于时代！
“这回欧洲大战后的结果，社惠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睡在鼓里的国人便也忽然醒觉，睡眼惺松的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现在社惠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却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黄兴不无苦涩之意的说道。
“社惠主义学说，其属于改良主义者，吾固绝对表同情；其关于革命主义，则吾亦未始不赞美之，而谓其必不可行，即行亦在千数百年之后。”梁启超说着，从衣袋内取出了一张信纸，递给了蔡锷，“这是我和东荪、百里及君劢集思广益，广征博议，汇总出来的一点心得，名为‘公定之趋向”共计十六条，松坡和克强不妨看一看。”
蔡锷接过信纸，和黄兴一起看了起来。
“第一条：人类之福利，当以群性与个性互相助长，务使群性能保持平等，使个性能得充分自由。”
“第二条：中国之不振，由于制度不良，制度不良由于思想不良，故非先思想革命不能颠覆制度。”
“第三条：政治改造，首在打破旧式代议制度，故国民须有组织之自由权。”
“第四条：经济改造，在于既不抹杀智能之高下，也不致有生计压迫之现象。”
“第五条：世界改造，在于打破国家最高主权之论，使各国人自觉为人类一分子。”
“第六条：军事上取消极自卫主义，且为适合世界新潮，应取兵民合一制度。”
“第七条：国家之组织，全以地方为基础，中央权限当减至必要范围为止。”
“第八条：地方自治，应由各地方自动制定根本法以守之。”
“第九条：国民的结合，应实行地方和职业同时并举。”
“第十条：社会之生计，应对于土地及其他生产机关力求实行分配平均之法。”
“第十一条：生产之事业，应于分配平均之际力求增加之。”
“第十二条：教育普及为一切民治之本，故应于地方根本法中规定强迫教育。”
“第十三条：劳动神圣，为世界不可磨灭之公理，故国民有劳动之义务。”
“第十四条：思想统一，为文明停顿之征兆，故对于世界有力之学说皆应采取无限制输入主义，待国人采择。”
“第十五条：浅薄笼统的文化输入，实为国民进步之障碍，故对于所注重之学说应进行忠实深刻之研究。”
“第十六条：中国文明，实全人类极可宝贵之一部分遗产，故我国人有整顿发扬之责任。”
“这算得上是一份改良主义的‘社惠主义宣言兴看完后赞许地说道，“将政治民主、经济平等、思想自由和劳动至上融为一体，主张以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用心可谓良苦。”
“然而，很多人却以为，这样主张的结果，意味着中国仍然需要沿着社会进化自然演进的程序，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梁启超说道，“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番理解，其实恰恰契合本人的社惠主义观。他们应该好好想想，我为什么只要‘社惠主义改良”而坚决不要‘社惠主义革命’。”
“盖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数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有黄巾闯献之遗传性也。”蔡锷笑了笑，回答道。
蔡锷的回答可以说一针见血，他明白的点出了老师梁启超反对社惠主义革命的原因：因为直接革命必然导致以“富人”而不是社会制度为革命对象！而这会严重破坏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提！中国的历次“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任公的这个‘公定之趋向’十六条，可否给杨小说～就］来w］w瀚之看过？”黄兴问道。
“没有。”梁启超的脸上现出了落寞之意，“军阀总是军阀，纵然能够开明一时，将来难保不会成为第二个段芝泉。”
蔡锷和黄兴知道新国会选举的失败带给梁启超的刺激过大，都禁不住叹息起来。
梁启超一直认为，自民国元年以来，因为议员素质太低，国会屡屡与政府为难，导致政府与自己种种良好的施政计划屡受挫折（譬如开明**，袁世凯对德宣战）故此在袁世凯的弘宪帝国覆亡后，梁启超与段祺瑞合作，荡平杨度的帝制复辟后，即明确表示拒绝恢复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和被废除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梁启超的理由是：“中华民国已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所灭，今国家新造，应依照第一次革命先例，召集临时参议院，重定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后，再行召集新国会。”
梁启超认为，中华民国已经在袁世凯复辟的那一刻灭亡了。此后，是梁启超的进步党与段祺瑞的北洋武力联合革除帝制，再造了一个新国家。这个新国家与之前的中华民国不存在法统上的继承关系，所以，应该仿效辛亥革命的先例，再次召集临时参议院，制定新的法统，选举出新的国会。梁启超认为自己所要做的，就是让现政府与此前的中华民国一刀两断，旧国会自然是不要了，《临时约法》同样也不能保留；进而，新国会将由进步党控制，而不再有原来革命党势力的存在；新宪法也将基本反映进步党人的意见，而不再体现革命党人的意志。
在当时的中国人心目当中，抗倭英雄段祺瑞的为人被时人视作楷模，但梁启超并不知道的是，段祺瑞的心里并无太多民主共和的理念。段祺瑞更希望一个听从自己意志的国会出现，梁启超的“改造国会”的设想一开始很自然地得到了段祺瑞的全力支持。段祺瑞先借助梁启超的进步党“再造共和”，之后又用北洋系的武力和财力打造出了所谓的“安福系”，将梁启超的进步党彻底排挤出了国会。
对于段祺瑞这样的对待自己，梁启超的失望多于愤怒。
“别人怎么议论我我不管，我近来却发现了自己的一种罪恶，这罪恶的来源在哪里呢？因为我从前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藉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这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但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因此无限苦痛，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恶。”
梁启超主张的“贤人政治”旧观念，一是指开明**，即将国家的转变希望寄托依赖于一个“贤明”的威权领袖（如袁世凯和段祺瑞）身上；二是指精英政治，梁启超“改造国会”排挤激进革命势力，就是基于这样一种“精英政治”的理念，在梁启超看来，革命党人是出身底层的“乱暴势力”，而研究系进步党的中层精英才是能担负起国家民主转型重任的精英。
但让梁启超失望的是，他所寄予厚望的威权领袖段祺瑞，竟然会用贿选这样的下三滥手段，击破他的“贤人政治”的梦想。
现在的梁启超，可以说已经对“贤人政治”心灰意冷。
“杨瀚之和段芝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段芝泉对民主共和其实并不热心，但杨瀚之不同，湖南自治如果没有他一力支持，是很难变成现实的，很可能一开始便毁在那些审查委员会的人手里。”黄兴说道，“任公其实应该把这个给他看看，对他在闽桂湘赣云贵等省推行底层民主建设是很有帮助的。”
“底层民主建设？”听了黄兴的话，梁启超不由得一愣。
“杨瀚之想要提高国民的民主素质，在民间搞的实验。他还弄了一个‘教材’出来，任公想必没有看过吧？”黄兴笑了笑，说道，“一会儿任公随我走一趟吧，我给你搞一份看看。”
此时，在北京的“中国国家社会民主党”总部，一些年青人正在兴致勃勃地读着同一本书。
“今后民国前途安危若何，则全视民权之发达如何耳。”
“凡有识者，均认为我国国民素质不高，对共和、民主的认识很有限，更谈不到上升为政治信仰。其实我国国民素质不高，恰恰是长期的**体制所致，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此岂天生而然耶？实异族之**有以致之也。在满清之世，集会有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是人民之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夺净尽，至二百六十余年之久。种族不至灭绝亦云幸矣，岂复能期其人心固结、群力发扬耶！”
“开启民智，为诸君子贤达之共识。而开启民智之方法，则所见多有不同。主张‘开明**’者，认为可依靠一个开明的**政府，来提升国民的基本素质，当国民基本素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开明**’的政府则自然消亡。另有相左之观点则认为，**政府绝不可能主动去承担开启民智的重任。以吾观之，民智之开启，需要依靠社会的力量，国家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