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军阀-第2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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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禀殿下，镇压叛军乃当务之急，平叛之后，臣等愿与内阁一道总辞职”一些将军齐声说道。
很明显，“统制派”的将军们决心利用内阁的困境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要清除陆军内的老对手“皇道派”，又要在内阁里实现军人组阁。
听了将军们的话，裕仁一时间沉吟不悟。
内阁大臣和将军们的争吵使他感到头痛。他毕竟还年轻，经验不足，从未经历过政变这样的大事。他的大臣们都是大正时代甚至明治时代的功臣，年高德劭，诡计多端，表面恭顺，背地里未必把他放在眼里。父皇身染重疾，已经无力处理政事，身为事实上的一国之君，如果连这些恃功自傲心怀鬼胎的群臣都制服不了，怎么做到大治天下呢？
“我认为殿下应该体谅陆军方面的心情，宣布赦免那些忠于天皇的军人的不敬行为。”一位陆军中将军衔的亲王站出来奏议道，他是众所周知的“皇道派”支持者之一：“……铲除奸佞，效忠天皇是他们的天职，皇上和殿下能伤害陆军的这种感情吗？”
亲王的话音刚落，一位陆军中将便针锋相对地反驳：“叛军所为已经有损神圣国体，为全体陆军将士所不容，殿下如果加以赦免，不是太宽大无边了吗？”
亲王不甘示弱，立即反唇相讥：“陆军方面‘下克上’，实属不得已之举，去年‘海参崴事变’的时候，陆军不是也有过类似的举动吗？那时殿下并没有追究将士们的越权责任啊”
将军毫不退让：“怎么可以把向故国满洲宣战和犯上作乱混为一谈呢？亲王身为陆军中将，难道连什么是对外宣战和把枪口对准皇宫也分不清楚吗？”
两个人面红耳赤，怒目相向。皇宫里一时间三足鼎立，各不相让，气氛十分紧张。
此时处在漩涡中心的“准天皇”裕仁反倒冷静了下来。从感情上讲，他对叛乱分子的作为甚至抱有相当的赞赏心情。这批年轻军官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兵谏，杀了首相和内阁大臣，他们一定已经做好了杀身成仁的精神准备。如果所有的日本国民，尤其是文武大臣都能这样忠心耿耿为皇室献身，而不是各谋私利勾心斗角，那么日本统一亚洲“八肱一宇”的大业有什么不能完成的呢？
不是裕仁不能容忍对自己和父亲的不敬行为，而是日本皇室的权威本身不容丝毫冒犯。谁要是犯了不敬之罪，谁就得赐死，而不管你的动机如何。关键问题在于，政变事件是个绝好的机会，他正好把那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元老重臣和功高盖主的将军们统统赶下台去。
为了这个目的，那些年轻的叛乱者就必须赐死，成为献上皇权祭坛的一群牺牲品。日本天皇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和日本历届天皇一样，裕仁也是利益而非情感的动物，权力之争从来都要以流血为代价：要么你支配国家，要么被人支配，二者必居其一。
裕仁的嘴角动了动，发出一声不令人察觉的叹息，然后稍稍变换了一下僵硬的坐姿，威严地咳了一声。
“你们都退下去，”他生硬地挤出了一个生气的表情，一双白眼珠毫无生气地圆瞪着，“……如果陆军不能马上镇压叛军，朕将亲自出宫去劝他们投降。”
镇压叛军的工作又在互不相让的争吵中拖延了五天。直到2月18日上午，大批从京都附近和甲府调来的部队才陆续开进城来。天皇的敕谕被印成传单从飞机上撒下来，纷纷扬扬好象漫天飞舞的雪片落在东京的街道上。下午二时左右，叛军开始被天皇诏书瓦解，许多士兵放下手中的武器并返回各自的兵营。晚七时，叛军军官决定放弃兵谏集体投降，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只有松本大尉拒绝放下武器，他独自走到皇宫门前的空地上，仰天长啸，然后拔出军刀剖腹自杀。几小时后，加藤铃美从收音机里得知松本大尉的死讯，亦在屋子里自缢身亡。
此后一周，日本军方对政变部队进行了严酷镇压。参与谋反的军官被判刑，士兵被集体遣送劳改农场或者矿山做苦工赎罪。共有十三名军官、四名文官被执行死刑。他们被蒙上眼睛绑在柱子上，前额和左胸被红笔画上靶标。但是他们人人都毫无惧色，临刑前三呼万岁，高唱日本国歌《君之代》，场面很是壮烈动人。
日本军部上层和内阁也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变动。四名陆军大将被解职，一些狂热的要求马上对中国开战的将领都受到了清洗。内阁被责令总辞职，那位同情叛军的亲王受到贬黜。被编入预备役，不再过问军政大事。然而具有戏剧性的是，同亲王针锋相对的那名将军也受到牵连，退出现役。
史称“二？一三事件”的未遂政变虽然没能成功，但是它对日本乃至亚洲局势的影响或者说后果都是巨大的，它促使日本的社会政治结构发生了改变，直接促成和影响了日本以后对华政策的形成。摄政宫裕仁亲自参与过问整肃军队的事务，打破现役军人不得参政的惯例，把那些主张抓紧时间全力发展以便日后对华对美作战洗雪前耻的野心勃勃的年轻将军擢升到了军部首脑机关和内阁里来。
法国，巴黎，凡尔赛宫。
一身笔挺端庄的黑色绣金线礼服的中国外交部总长顾维钧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目光时不时的望向会场，他注意到日本代表团的席位那里空着两个座位，而坐在那里的日本代表团长牧野伸显男爵一脸的阴沉，那表情仿佛在场的所有人都欠了他一大笔钱似的，顾维钧看着他在那里喘着粗气的样子，不由得暗暗好笑。
对于日本代表团来说，长达九个月的巴黎和会简直就是地狱。
当然，日本人其实并不孤独，他们还有意大利人可以做伴。
意大利人不被当回事，是因为他们实力虚弱，加上在战场上的表现实在乏善可陈。而日本人不被当回事，则完全是因为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几乎得罪了所有的西方列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身为协约国主要成员的日本，却仍是一副“不作为”的姿态，并背地里小动作不断，不但完全抢占了德国在太平洋的殖民地，而且两度进攻中国，试图趁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时吞并中国，但日本人没有想到，他们会遭到难以想象的失败，并进而在巴黎和会上收获了前所未有的耻辱和难堪。
“总长，北京来电。”中国代表魏宸组来到了顾维钧身边坐下，悄悄的将一份电报递给了他，“日本东京发生了政变。”
“难怪这老小子脸色这么难看。”顾维钧不动声色的看了看牧野伸显，将电报打开，飞快地阅读了起来。
“可惜今天就签字了，要不然，再拖几天的话，咱们还可以从他们的石头里榨点油出来。”魏宸组小声说道。
“算了，咱们也不能太贪了，见好就收吧。”顾维钧看完电报后，点了点头，将电报收好，他看了看周围的各国代表们，目光刚好和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目光相碰，威尔逊向他露出了一个和蔼可亲的笑容，让顾维钧的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在巴黎和会上，顾维钧充分利用中国战胜国的地位和有美国帮助的有利条件，同美国结成了同盟，在各个重大问题上相互支持，终于同西方列强达成了一系列对中国极为有利的协议，并将这些协议具体体现在了即将签署的对德和约中。
第281章 据理力争
顾维钧现在还得记，当自己率领中国代表团赴巴黎参加和会时的情景。
出行的那天，天色虽然已经很晚，但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却灯火通明，热闹非凡，为中国赴巴黎和会代表团送行的仪式就在这里举行。尽管天寒地冻，寒风凛凛，前来送行的人还是越来越多。除了外交部全体官员和部分内阁成员，各界社会名流也纷纷赶来，甚至连英、法、美、荷、比等国驻华公使也都顶着寒风前来为代表们送行。人们快乐地谈论着巴黎和会的话题，不时发出阵阵欢笑。
送行者翘首以盼，期待着外交总长顾维钧能够透露一下和谈使命。然而却迟迟不见代表团成员的身影，在列车将要开出半个小时前，顾维钧一行人才匆匆的出现在了车站。出人意料的是，顾维钧对出使使命一事丝毫没有言及，仅与同僚故旧们寒暄，表现得相当的低调。对问及何以姗姗来迟，他的回答却是在边防督办府耽搁了一些时间。
顾维钧的低调绝不仅仅因为其温和含蓄的性格，而是他不敢对巴黎和会的结果抱有过高的期望。所谓的“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顾维钧从事外交多年，对此中的感触，非常人所能理解。一方面，中国虽然获得了巴黎和会的正式邀请，但西方列强当中真正对中国友好的只有美国，而美国的支持能达到何种程度，他尚不得而知。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带给国人“公理战胜强权”的空前乐观和北京政府务实的外交方针之间强烈的反差，更让他感到如履薄冰，因而不得不慎行谨言。
而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顾维钧之所以在边防督办府停留了那么久的真正原因。
而让送行者们感到疑惑的另一个问题是，是顾维钧为何要舍近求远，不是搭乘直航欧洲的轮船经印度洋、地中海直抵法国，而是绕道日本穿越太平洋，从美国横渡大西洋。外交部对外界的解释，则是一位发言人所说的“欧亚航线班轮稀少一票难求”。而当时兴高采烈的人们，并没有注意到这当中的隐情。
列车在夜幕之中呼啸前行，顾维钧回想前些时候“欧战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的那一刻。在那些日子里，中华大地举国欢腾，上自政府要员，下至黎民百姓，无不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一年来美国总统威尔逊倡导的“公理”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在中国人眼中，取消西方列强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废除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就是最大的公理。由此，能否“废约”自然成了国人评判这次和谈成败的首要标准。
但是，担任外交总长时候并不长的顾维钧清楚，外交舞台上并没有所谓的公理，有的只是强权和利益。事实上，作为曾经在“二十一条”事件当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顾维钧，比任何国民都渴望“真理战胜强权”，他不止一次认真地设想在战后和谈中“毕全功于一役”，废除列强同中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的场景，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当年为“二十一条”与日本人苦苦争斗的顾维钧曾经告诉过他，“将来战事完毕，必有大会，以历史观之，当日柏林会议、维也纳会议，凡间接关系之国均可加入。此次战事牵动全欧，或亦令间接关系国加入，亦未可知。”当时中国尚未对德宣战，这番话被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以“非交战之国不能与会”讥笑为天方夜谭。然而，随后中国在袁世凯称帝后便对德宣战，成了一战的直接关系国，具备了参加战后和会的资格，而且随着中国大量派遣海陆军前往欧洲作战并屡获胜利，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的梦想，对顾维钧来说，一点一点变得真实起来，甚至让他感觉唾手可得。
然而，当梦想就要变成现实的时候，顾维钧还是要清醒的面对现实。一战胜利后，北京政府内阁会议决定全国放假三天以示庆祝，同时还做出了不向英国提出归还英国在香港特权的决定；作为中华民国的外交总长，顾维钧不能不考虑英法等主要西方列强的态度。形势虽然“一片大好”，但毕竟不可操之过急。根据此前中英两国的协定，英国将在战后和中国重新展开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这也正是顾维钧三缄其口的真正原因。
无论北京政府还是顾维钧都很清楚，决定和谈成败的关键不在中国，而在美国。他必须首先征询美国的态度，与美国就废约问题达成默契，如此才有可能按照北京政府和民众的意愿完成和谈使命。想通了这一层，也就不难理解顾维钧此行舍近求远绕道先行前往美国的良苦用心了。
顾维钧知道，谈判的道路注定充满意想不到的艰难曲折。但谁也没有想到，代表团刚一出发不久，便接到了日本方面的殷勤邀请。由于担心和谈横生枝节，顾维钧对此特地电告北京政府，要求取消会见日本天皇和外交大臣的计划。但北京政府担心因此过于得罪日本重启战端影响和谈，要求顾维钧“即行按期入日京会见，以觇日政府真意。万一不能支，可酌减酬应，紧要接待不可忽略，事关国际，务应慎重将事，毋负委任。”因此顾维钧不得不先行前往东京，分别与日本外相内田康域及媾和委员牧野伸显分别会谈，但谢绝了日方的招待和天皇的接见。顾维钧拜会内田康哉时，为了试探日本方面的态度，专门谈到了台湾问题。内田康哉则表示：“俟大会对德交涉清楚之后，当按照前议交还中国，请勿听西人或他方之挑拨，致生异议。”顾维钧对内田的回答感到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