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军阀-第3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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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在飞艇观察舱中的杨朔铭，正举着望远镜，观察着刘家大院及其周围的情况。
地面上偶尔传来零星的枪声，但很快一切都归于沉寂。
“果然不出‘吾豪’所料，这个刘文彩没有敢顽抗的胆子。”杨朔铭放下了望远镜，说道。
“算他识相。”站在杨朔铭旁边的陈宦笑了起来，“四川的事一直很棘手，这其实也是又一道坎儿啊”
“是，好在这道坎儿，总算是好好的迈过去了。”杨朔铭点了点头，说道。
“咱们中国的坎儿，实在是太多了。”陈宦看着杨朔铭说道，“瀚之还能记得，上一道坎儿，是什么时候吗？”
“甲午故事，须臾不敢或望。”杨朔铭望着那些已经占领了刘家大院的伞兵，低声说道。
“不错，要说这最开始的一道坎儿，就是甲午年，可惜咱们没能好好的迈过去。”陈宦叹息着说道。
陈宦和杨朔铭虽然分属两个不同时代的人，但他们在这件事上的观点，却出奇的一致。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从历史上看，是中国的一道坎儿。
中国近代第一轮“改革开放”是著名的洋务运动，在进行了三十多年之后，赶上了1894年的甲午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令晚清的改革开放彻底改道，从“制度”和“主义”层面寻找灵丹妙药和捷径，成为精英阶层的共同追求，而围绕“器物”与“技术”层面的“洋务运动”，本应继续推进和深化，却在“制度万能”和“主义万能”的大跃进中被忽略。晚清改革正是自此走上了一条“主义”取代“问题”、口号取代实干、旗帜取代行动的歧途，终至政权分崩离析，“改革”被“**”所替代。
而导致辛亥**、清王朝政权崩溃的主导力量，并非是主张暴力**、武装起义的**党，推翻清政府的主流，其实正是当时所谓的“立宪派”，而这些人的大多数，都是晚清改革中形成的新兴既得利益集团。
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其主体是官僚、企业家。在“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下，他们往往是“官商一体”的身份，无论其之前出身于官场还是商场，几乎无一例外地既是官员、又是商人。即便是所谓的“商办”（民营企业，其领导人或者是官方任命的转岗的老干部，或者是获得了官位品秩的商人。如策动“保路运动”、引爆辛亥**的川汉铁路公司，其高层就是这两种人的结合。这类企业，虽然打着民营的旗号，但却几乎完全依靠公权力的扶持而得以维持和发展。
而象这样的既得利益集团，在那样一个体制下，则必须两线作战：一方面，他们要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争夺，从这方面上讲，他们希望利益是流动的；而另一方面，他们要回避并切断“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道义责任，并且为他们的“富加贵”继续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从这方面来讲，他们希望利益是固化的。
在晚清时代，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以旧贵族为主，在改革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直接得到“效用”的增量部分，却被稀释了曾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因此，他们往往会成为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的阻力。这种反对，尽管会打着“祖宗家法不可变”、“中体西用”之类“意识形态”的旗帜，但其实只是出于利益担忧及心态失落。总的来说，这个集团希望的是经济改革大跃进、政治改革慢慢行。
在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争斗中，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因为不存在当家包袱和维稳顾虑，采取的是攻势，敢于高举改革甚至是宪政的大旗，而希望持续稀释和解构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与权利。如果从个体的角度去考察清末宪政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其基色都是“利益”，绝非“理想”。
这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对付抱有“共同富裕”期望的草根阶层方面，却不惜过度地、破坏性地、不择手段地利用公权力，以图固化利益格局。比如以财产和文化水平限制草根阶层参与基层政治，以国家专政权力为后盾强行收取集资股本金（“租股”），这是典型的“牧民”之道——草根阶层被他们当作奶牛，吃的只能是草，挤的必须是奶，甚至是血。
辛亥**前，四川的民怨沸腾，并非因为政府苛政，而是川汉铁路公司将全省“公司化”，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羊吃人”的权力资本主义成为主旋律。而这些民怨，又都被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巧妙地转嫁到了政府头上、转嫁到了老的既得利益集团头上，异化为政府与民众的对立，这正与**党在川省推行的“离间官民”策略相吻合。两股力量叠加，再加上政府内部已经丧失凝聚力和执行力，最终导致局势失控。
而象川汉铁路公司这种新型的既得利益集团，既可以成为权力的执行者，又可以成为民意的代言人，欺上瞒下，在两边都占尽信息不对称的绝对优势，成为“改革”异化为“**”甚至“暴力**”的催化剂。
这样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既没有对政权的忠诚，又没有对民生的责任，享受着改革的成果，却不必承担改革的成本和风险。
而杨朔铭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在符合程序正义的前提下，减少和削弱这些利益集团的干扰，制定相应的游戏规则，避免已经贫富分化的中国社会进一步分化乃至撕裂。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杨朔铭说道，“我们这个民族，有一个非常要命的共同心态，就是不耐烦，总想走捷径，一蹴而就，跑步进入最高社会。”
“不错，这种心态，具体的表现，就是经济上总是追求超常规、跳跃式的发展，而在政治上，也同样希望进口或者构建一个‘主义’的框架，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陈宦的话里带有一丝沉痛，“这种认识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相信：无论改革还是**，似乎都是越快越好、越激进越好。就好比开火车，我们总是为不断提升的速度而欢呼，直到超速颠覆、车毁人亡，才能反省一下这样做的危害。”
“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快的未必就是好的，激进的未必就是进步的。速度绝对不是改革的核心问题，实效才是核心。”杨朔铭说道，“昔年清廷的崩溃，绝非一些史家所说的政治改革步子太慢而导致**，其实恰恰是步子太快导致失控出轨。”
从后世穿越来的杨朔铭在这个时代经过认真的研究和反思之后，已经明白，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行，必须有权威资源的保障，这是改革的基本前提。而晚清推行的宪政改革，初定的预备期是9年，大大低于日本的30多年及英国的上百年，但还是被后人指责为太慢而细细考察一下，这些责难者的主流，恰恰正是那些新兴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需要从政汉改革的大跃进中，尽快地为自己攫取更多的权利，而这种超越基本国情的大跃进，根本不可能实现他们口头宣称的普通民众分享权利的美妙远景。
即便在推翻了清政权之后，长期以激进面貌出现的孙中山，也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段论，孙氏的预备立宪期与晚清相比，其实要更加漫长。这充分说明，无论哪一种政治势力，当它占据了中枢地位，成为执政者之后，都不能不认识到，政治改革上的“大跃进”，不切实际，无法操作，其功能只是帮助在野者夺取政权而已，无法成为执政行政的根基
历史在这里，可以说对那些以**家面貌出现引领“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人进行了无比绝妙的讽刺。
晚清因政治改革超速而导致了政权崩溃，这并不足惜，但这一超速颠覆，却也中断了循序渐进的、有规则的温和改革，而代之以暴力流血的、无规则的武装争斗。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主义”大旗下，精英阶层裹挟草根阶层党同伐异、争权夺利，谁也无暇关注培育民生与厚植国力这种关乎国家复兴、崛起的根本，这种“城头变幻大王旗”，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正是杨朔铭试图破解的“王朝更替律”。
一些人总是将对政治改革的任何速度控制，都指责为保守。这种指责，如果不是缺乏基本的社会阅历和行政常识，就是另有所图。殊不知，超速颠覆之后，作为司机的执政者之死，或许并不足惜，但是，那些一味叫嚷提速的人们，是否考虑过这辆车上的乘客安危呢？因为这辆车上面，不仅承载着整个中华民族，而且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现实和将来
说什么“而今迈步从头跃”，都是不负责任的鬼话
“瀚之可知，当今世界上，或许很少有几个民族，会如同我们中国人这样，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热衷于 ‘主义’之争。”陈宦声音里透着苦涩，“这种偏好，其实是最应该去除掉的。”
第365章 刘文彩的救赎
“不错，这种可以称之为‘泛意识形态化’的集体偏好，养成了我们喜欢‘上纲上线’的行为习惯，总是喜欢将简单的‘问题’之争，放大到硕大的‘主义’之战，没事找事、小事闹大、大事闹崩，绝不妥协，战斗到底，你死我活，不断折腾。”
说到这些，杨朔铭的声音也变得分外沉痛。
“晚清的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即是如此。各派都将‘天地君亲师’或者‘救亡图存’的大旗举起来，争夺合法性资源乃至话语主导权，而忽略了洋务运动中一贯的关注民生的、所谓‘器物’层面和技术层面的改革深化。在与时俱进的政改大旗下，精英阶层几乎全部投入了夺权的传统游戏之中，而一旦夺到权力，则一切照旧，口号依然激动人心，现实却也仍旧暗无天日。”杨朔铭仿佛又陷入到了久远的历史回忆之中，“对清末民初的**与改革情况，可以下如此的断语：‘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谁败，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
“听你说话，总是这么痛快淋漓。”陈宦苦笑着点了点头。
陈宦并不知道，杨朔铭作为一个“后来人”，对这些的了解和体会，比这个时代的任何人都要深切。
中国的泛意识形态化，造成了伪君子横行，整天呼唤道德，却忽视更为基本的规则建设，结果使整个国家和民族呈现严重的精神分裂，这种情况，在后世已经表现得无以复加。
只是现在的杨朔铭，已经没有机会见到这些了。
中国从甲午战败之后进入“制度万能”的大跃进时代，尤其从1911年辛亥**开启了新一轮“**”之后，近代政治的主流就成为了“痞子运动”和“黑帮政治”，高举的旗帜永远只是幌子，说的不做，做的不说。象袁世凯，他虽然为中国办了不少的实事，但现在并没有多少人记得他的功绩，反而只记得他的“复辟帝制”，袁世凯并不了解，他称帝的悲剧就在于他试图追求名实相符，却不知道这个社会现在只能接受“伪君子”，不再容忍“真小人”
泛意识形态化具有极强的自我复制功能，迅速形成了封闭式循环——越是上纲上线，就越是四面树敌；越是四面树敌，就越需要上纲上线。本来可以通过协商、妥协解决并达成双赢的“软性”矛盾，至此都必须通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你死我活的“刚性”零和方式，进行决一死战，而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
在这样的“政治挂帅”的斗争思维中，整个中国社会充满了戾气，完全没有信任平台，更缺乏建立信任的机制，如同一个丛林世界，谁都没有安全感，谁都同时担任受害者兼施害者的双重角色，无休止的斗争使得中华民族的元气大大受损。
而在泛意识形态化之下，本来内涵丰富的“政改”变成单一的、打倒和肢解执政者的运动，异化成为各方的走秀t台和政争工具。高喊所谓“政改”的，未必是为了民主民生；而反对所谓“政改”的，其实也未必是顽固不化愚昧保守。
“瀚之想过没有，该如何解决这些矛盾？”陈宦问道。
“中国的政治改革，其核心其实就是对权力的监控，对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而这主要是一项‘技术活儿’，而不是什么‘思想’和‘主义’。”杨朔铭说道，“对于咱们这个人口总数超过很多国家人口的超级大国来说，这种改革本身就是保持肌体活力的‘健康’之道甚至‘生存’之道。”
此时，杨朔铭的思绪，因为陈宦的问话，又回到了他原来所在的那个时空。
在后世，历经了十年动乱的浩劫，中国人终于迎来了改革的春风，但改革尤其是“政改”中，依然充斥着大量“泛意识形态化”的痕迹。
本来是一些政府管理方面的技术问题和能力问题，比如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造成的一些冲突，甚至民间围绕具体经济利益的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