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军阀-第4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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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回头看了一眼，他注意到赵绮霞顺手带上了房门，不由得微微点了点头。
张作霖又瞪了一眼儿子，他看到掉落在地毯上的烟枪，皱了皱眉头，拉过一张椅子坐了下来。
“你小子真是好大的胆子。”张作霖的这句话表明，他已经知悉了儿子都干了些什么。
“儿知道，合九州之铁，难为此一错，儿死固不足惜，只是连累了父亲……”张学良失声痛哭起来。
“先别说什么连累了。”张作霖看着儿子，原来的怒火一点点的消失了，他叹息了一声，说道，“当务之急，是看还有没有转圜的余地。”
听到父亲的话语里透着慈爱和焦急，张学良一边抽泣着，一边抬起了头，眼中闪过企盼之色。
“这个事情，你杨叔他们知不知道？”张作霖问道。
“杨叔叔他们不知道，要是知道，他们是会告诉父亲的。”张学良说道。
“这个失心疯的计划，是谁帮你弄的？”张作霖又问道。
“这个人现在已经失踪了。”张学良说道。
“你的手还算快。”张作霖苦笑了一声，“这事日本人和红毛子是不是都有份？”
“是，行动的主要执行人，都是红毛党人，日本人那边只是说如果北京方面要向咱们动手，他们会就近支援。”张学良说道。
“日本人的话你也敢信！”张作霖冷笑了一声，让张学良又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战。
“儿一时利欲熏心，铸成大错……”张学良的话刚说了一半，便被张作霖不耐烦的挥手打断。
“你告诉我，你怎么会起了害他的念头？”张作霖问道，“我记得你们的关系一直很好，都念过洋书，也挺能谈得来的啊？”
张学良听了父亲的问话，目光不由自主的落在了地上的鸦片烟枪上，他嗫嚅了一阵，还是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快说！怎么回事？你知不知道他一会儿就要来了？你要是还不说实话，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张作霖再次暴怒起来。
“儿对杨瀚之一直是佩服的，他和儿的关系也一直很好，只是……”张学良痛苦地垂下了脑袋，“儿在热河种鸦片的事，被他知道了，儿私贩大豆给日本的事，调查局的人也查出来报给他了……所以……”
“你！你……”张作霖听了儿子的话，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高高的举起了巴掌，怒气冲冲的他看着瘦弱憔悴的儿子，这一巴掌终究没有打下去。
第423章 迟到的反省
“你怎么这么糊涂！”张作霖长叹一声，颓然的放下了手臂，“不，是我糊涂了，热河近在咫尺，我都不知道你竟然敢在我眼皮底下种大烟……”
“儿千错万错，不该染上毒瘾，而如今国内外烟源断绝，儿迫不得已，在热河秘密种植，并建厂加工……”张学良轻声说道。
“建个厂子供你自己抽？你一个人能抽多少？你当你爹是三岁小孩子哪！”张作霖狠狠的拍了一下桌子，大喝了一声。
“一开始儿只想弄点供自己吸食，但后来被宵小之徒劝说，不如广为种植，加工后卖出，可获巨利，儿一时利欲熏心，是以才做出这等有违国法纲纪之事……”张学良赶忙解释道。
听了儿子后面的话，张作霖重重的喘了一口粗气，狠狠瞪了张学良一眼。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你也不想想，你在热河大规模经营这东西，怎么可能一点儿不被发现？”
听了父亲的斥责，张学良再次低下了头。
“卖给日本人大豆的事，又是怎么回事？”张作霖问道。
“也是为了高额利润……”张学良小心地答道，“儿想父亲也许不会在奉天省长上任职太久，是以想为父亲晚境早做打算……”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张作霖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张学良立时不说话了。
张作霖渐渐陷入到了沉思当中，张学良小心的站在那里，紧盯着父亲。屋内的空气一时间变得沉重而压抑。
不知过了多久，张作霖站起身来，
“你以后的前途，算是完了。”张作霖在屋子里踱起步来，张学良看着父亲一脚将他掉在地上的那支名贵的烟枪踩断，大气不敢吭一声。
“现在想要保住你的命，只有靠我这张老脸了。”张作霖叹息着说道，“我想他还是会卖我这个面子的。”
听到父亲的话，张学良的心中又燃起了生的希望。
“你去收拾一下，一会儿陪我去见他吧。”张作霖说道。
张学良用迟疑的目光看着父亲，但父亲没有再说什么，而是背着手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于凤至和赵绮霞和几位侍女走了进来，不声不响的开始给张学良更衣梳洗起来。
张学良没有再说什么，而是任由女人们的摆布。
不一会儿，又有仆役进来开始收拾房间，将他吸食大烟时的用具和地上折断的烟枪全都取走了。
在帮助张学良梳洗完毕后，女人们和仆役们全都退了出去，只留下他一个人在房间里。
张学良躺在床上，可能是烟瘾又有些发作了的关系，他感到阵阵困意袭来，很快的便睡着了。
睡梦中，他并没有梦到自己被绑赴刑场，而是发现自己到了另外一个时空，变成了一个垂暮之年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躺椅上，正在接受一位学者模样的人的采访。
“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政策，多年来都流传说：是蒋中正下令让张将军您不抵抗的，但后来又把不抵抗的责任都归到张将军您的头上。张将军替蒋中正背了黑锅。现在史学界正在对此进行澄清。我想向我的读者专门介绍一下张将军晚年对此问题的说法。”学者对张学良说道，“不抵抗命令到底是谁下的？”
“我以前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我反复说明过，‘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我自己，而不是国民中央政府。”
张学良对自己竟然做出这样的回答感到异常惊奇，但他在潜意识里又觉得，这样的回答是正确的。
“当是您是在获得自由的情况下谈这一问题的，是吗？”
“是的，我记得那是在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我的时候，我就说过：‘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事实证明，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
“是您的判断错了？”
“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
“竟然是这样？”
“我当时就对他们说，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但这件事，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但日本广播协会的采访录认为，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将军您极力证明并非蒋中正的责任，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立场，不得不做如是说。意指张将军身居台湾，出于处境，不能不这样说，上述不能代表张将军您的真实思想。”
“事实不是这样的，我张学良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一般来说，我不大会屈从于形势，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1990年，那时不仅蒋公早已逝去，经国总统亦已辞世，我已基本上获得自由。是年6月1日，张群等人和我的亲友在台北圆山饭店公开为我九十岁生日庆寿，或可视作我本人获得自由的一个标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我是在这之后。没过多久，我即赴美访游。假如说，蒋公父子，尤其是蒋公在世时，我谈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我已经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为如此，我这时才可能主动邀请唐先生为我的回忆录捉刀。我赴美在纽约期间，我曾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那时我也不止一次的说过，此事与蒋公绝无关系。”
“有人曾说，当年是蒋中正下手谕，令张将军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
“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公无关。我不止一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问题，我都是这样说的。我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即在私下对我所信任的人也同样是这样讲的。”
“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将军10余件电报函件，令张将军不抵抗。张将军的部下王卓如、阎宝航建议将军将这些电报妥为保存。后来将军的夫人于凤至让张将军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张夫人即以此威胁，使国民中央政府和蒋中正不敢加害张将军。有这回事吗？”姓唐的学者又问道。
“唐先生觉得可能吗？”张学良笑了起来。
“针对此说，也有学者指出，阎宝航、王卓如晚年均在大陆，也写过有关张将军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将不抵抗命令原件存于汇丰银行这样的大事。但据为张将军您所信任，替张将军您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有这样的话：‘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变，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就推卸责任。’”
“外间传说我有蒋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谈。于凤至不是那种人。”张学良又说道，“是我的责任，不能诿过他人。”
“现在我要又一次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张学良有些激动地说道：“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绝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姓唐的学者笑着感慨道：“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
“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1936年12月12日，您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了武装军事政变，将蒋中正劫持扣留，其卫士排67名警卫全部被杀。对此，大陆在建政后大肆宣扬张将军您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但张将军您晚年却称自己为‘罪人中的罪魁’，又是为什么呢？”
听了姓唐的学者的问话，张学良的眼中闪过一丝痛苦之色。
“您又是如何看待自己发动的西安事变的？”
“我记得那是在1954年，我在见过蒋公之后，写了《西安事变反醒录》。我认为自己‘当时对共布党认识不清，为了实现抗日心愿，以致害了国家，害了人民，十分后悔。’”张学良说道，“今天在这里，我还是要这样说。”
“我在1990年6月1日的90岁生日时，引用《圣经》中的话说：‘我是一个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您应该知道，我从来没有抱怨过蒋公对我的囚禁。1991年我到美国后，《纽约时报》曾对我进行采访，我解释过我为何决定送蒋公离开西安并接受惩罚时说：‘我那是叛乱，不得不负起责任。’”
“您发动‘西安事变’，不是为了逼蒋公抗日吗？”
“蒋公并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时机上和我有严重分歧，蒋公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即抗日之前，先统一内部，清剿共军。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无法与日本匹敌，必须尽量争取时间，以储备力量。当时蒋公深知双方的实力，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因此蒋公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当时中国知识界对此保持清醒头脑的是胡适先生和他的弟子傅斯年等人，胡适先生发表‘华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主张‘停战谋和’，指出以中国之国情‘不足以对日言战’；‘战则必大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