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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苏东坡这哥们儿-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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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全国终于鸡犬不宁了!据史载:此法公布之后,“民家尺椽寸土,检括无遗, 至鸡豚亦遍抄之。 ”

这也没什么,民穷国富也未尝不能暂时立国,最要害处:政府近似在强迫他的人民煞费心机去欺骗政府!

这是在诱导“举国撒谎”!老百姓谁有大公无私的政治觉悟?社会道德沦丧一旦成为必然现象,大宋便开始风雨飘摇了!

不过此法在苏东坡的治下没有得到实施。苏东坡称其不合法理,拒予推行,苏东坡尽其力所能及有限的保护了辖区内的百姓,给自己留下了祸患。

不过祸患提前临到了新法的制定者王安石头上。

不管王安石的新法对国家多么有利,但事实上不得民心是客观存在的,要想维持一个不得民心的制度,唯有加强特务统治,控制舆论工具,这些,宰相王安石一直在努力!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一批甘心效忠的同党填塞在了御史台,皇帝的耳朵开始充斥着新法的颂歌。但皇帝也不是那么容易被忽悠,也想知道天下人民是否真的爱戴自己及新法?于是便自己成立了工作组,派人去暗访真相。

但是,中央特派员无非是那些太监或把万岁喊的响亮的官员,这些人哪有不是观风高手的?当然知道皇帝内心赞成变法,当然总是向皇帝报告:百姓喜爱新政,说税吏一到,人民欢呼,吾皇德被天地,功在千秋,是人民心中最红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也!

但文武大臣们还是前仆后继的上书反对新法,这里面就包括苏东坡弟兄,尤其是对“青苗法”,大家几乎怨声满朝堂,皇帝开始动摇了,有意中止青苗法。

王安石觉察到了皇帝欲敲退堂鼓,遂来了个以退为进,请病假休息――撂挑子了!这下不得了了!连反对派领袖司马光都开始呼吁:“士夫沸腾,黎民骚动。”,怎么办?大臣们讨论此一情势,一致主张让宰相王安石销假再说。

宰相从劝回到了朝堂,看来动摇王安石的地位不那么容易。

宰相就那么牛?不然!有时一个意外的自然现象尤其是自然灾害就可能令宰相失势。(文*人-书-屋-W-R-S-H-U)

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南岳华山山崩。皇帝大为惊恐,依照宫廷惯例习俗,迁到另一宫殿住宿,以示敬畏神灵。并且下令以粗粮三餐上进御膳――现在皇帝还处于把祸端归于自己的阶段。

说来也怪,自此年夏季到次年春季,全国大部竟然一直干旱不雨,皇帝不知如何是好,甚为忧愁,无奈只好问计宰相王安石。

王安石回答极为爽快:

“旱涝乃是天灾,尧汤盛世也曾发生。吾人之所能为者,应是力行善政而已。”

皇帝终于把天灾联系到了人祸,忧心重重地说:“朕担心正是此事,现在所行之法是善政否?商税法的怨言甚多,宫内人人皆知,连皇后太后早听闻。”

另一大臣冯京在场,对皇帝见解表示附议:“臣也听说了。”

王安石冷笑:“为什么我没听人说过天下怨言?冯大人之所以能听到,大概是因为所有对朝廷不满的人都围在你身边了吧?”

这话太狠!冯大人恨不得割掉自己的舌头。

皇帝默然无语,像是同意了宰相的见解。

王安石根基就那么坚实?事情的发展令人恍然若梦:当朝宰相竟然栽到了一个宫廷门吏手里!一个小人物举手之间改变了一批大人物的命运。

这个小人物名叫郑侠,时任皇宫的门吏,郑侠不愧名字中一个侠字,为人确有侠胆,他亲眼看见大批百姓逃荒在京师,心中不忿,便画了几幅“流民图”辗转呈献给了皇上。

“流民图”上画的是农民身上一半裸露,在狂风暴雨中挣扎跋涉;还有半裸的男女正在吃着草根树皮;还有百姓项带铁链,扛着瓦砖薪柴去卖了缴税。

皇帝竟然被感动的掉下泪来!恰又出了两个不解的天象:惊人的警星出现;中岳嵩山崩陷。皇帝追究源由,废止了多项新法。

导致王安石被罢相却是源自宫闱:皇太后发话了。

皇帝把郑侠的“流民图”带到了寝宫,被皇帝的祖母看到了,老太后开始干政:“听说百姓为了免役税和青苗贷款,苦不堪言,看来我们不应擅改祖制。”

皇帝辩解:“实行新法也是为民谋福,并无害民之意。”

太后教导孙子:“我知道王安石确有大才,但是在朝已然树敌甚众,为了他自己,还是暂时中止他的职务为好。”

'文'皇帝还是难舍安石:“但是在满朝大臣之中,唯有王安石愿意身当大任啊。”

'人'皇帝的弟弟歧王此时正在一旁,顺口插言:“陛下应当听太后她老人家的话呀。”

'书'皇帝大怒:“好啊!朕不会治国!这皇位应该让给你坐?”

'屋'歧王惶恐伏地:“臣弟万死不敢有这个意思。”

皇太后脸色铁青:“这些乱子都是王安石惹的,你看着办吧!”

第二天一早,圣旨颁下:王安石罢相出京,贬为江宁知府!商法、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土地登记等八种新法中止推行。

更出奇的事情出现了:天开始下雨了!

难道真是老天爷高兴了?

人怨是真,天怒未必!苍天从来无情,就像些地震、洪水、流星雨赶在一年之类,巧合罢了。

三十、起落更知世薄情

王安石推行新法,有赖于他提拔的一些新人,但恰就是这些一步登天的新贵,使变法越来越像一场闹剧。

王安石执政期间,主持御史台的两个人是御史中丞李定及王安石的一个亲戚谢景温。李定为了能继续当官,隐瞒父丧不报,朝野皆鄙视其为人下流、无异禽兽;那谢景温则为求提拔,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王安石的弟弟,也是弄得舆论大哗。

但两人却是新法的坚定支持者,所以也得到了王安石的支持,而王安石却因此二人却不知失去了多少人支持。

王安石的两个助手,吕惠卿和曾布,在王安石在职时表现还是不错的,至少对王安石新政的支持从未动摇过,但从皇帝突然罢免王安石那天开始,两个人几乎同时变了嘴脸。

还有个重要人物叫邓绾,此公由于公开说过一句名言而名留青史:“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他这里的“好官”可不是通常意义的“优秀干部”,而是:只要能做上我想做的官就是“好官”,就算达到了目的,嗤笑算什么?谩骂算什么?都随你的便!

这么个要官不要脸的家伙也是新政的支持者,也得到了王安石的破格提拔,邓绾就是摸准了这样一点:只要对新法大唱颂歌,就绝对是正确的升官之道!

他上书神宗,夸赞皇帝有贤良辅佐,新法的颁行使“民莫不歌舞圣泽”;这种大好形势“以臣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路:宋朝行政区划,相当于后来的省)皆然;以一路观之,知天下皆然”。――什么好听就说什么,哪怕信口胡诌。

邓绾通过对王安石 “贻以书颂,极其佞谀”,争取到了王安石的极力举荐,以至皇帝紧急“驿召对”,要他火速进京。这次召见原本只是准备给他官升一级,为宁州知州。

还要回地方去?邓绾特不高兴,干脆对宰相发牢骚:“急召我来,乃使还邪?”――原来他来的时候根本没打算再回去。

大家问他:“君今当作何官?”他厚脸回答:“不失为馆职。”――直接伸手要官了。

关键是第二天他居然真的升为“集贤院校理”了,邓绾的“乡人在都者”都替他难为情,骂他是无耻之徒,人家邓绾却毫不在乎,并说了这句“笑骂从汝”之千古名言来回敬同乡。

当官不要脸,神仙也难管!

吕惠卿和邓绾便都属此等神仙也难管之人。王安石去职后,俩人同去见皇帝,在皇帝面前哭的梨花带雨,悲从心出!两副极为动人的面孔终于感动了皇帝,吕惠卿得以官拜副相知政事。

吕惠卿与曾布一向相互不服,现在的宰相韩绛不过是个用于过渡的摆设,实际吕惠卿成了朝中第一人,二人的交恶顿时表面化,在一阵狗撕猫咬声中,曾布垮台下台。

邓绾何等人?当然主动投靠吕惠卿,两人结成了牢固的统一阵线,向王安石的残余势力开刀了:门吏郑侠扳倒了王安石,但郑侠献画的渠道却是非法滥用了国家驿站的邮差,郑侠因此要在御史台受审。

吕惠卿趁郑侠案件的机会罢黜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与邓绾合谋,把王安石牵连在山东一个亲王的谋反案件中,王安石被控与叛逆通谋,证据是他与其中一逆贼是朋友。

但王安石虽然下课,外任江宁,其实余威仍在,岂能是几名旧部新贵所能欺辱的?再加上王安石与谋反一案确无干系,经过调查,王安石竟然又在神宗眼里重现光辉,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被召回京,重任宰相。

邓绾这下后悔不迭了,忍住几分尴尬,连忙火线背弃吕惠卿,重投王安石麾下。为了再得王安石的青睐,他决定用吕惠卿做自己的垫脚石,便暗中和王安石的儿子王秀勾结,控告吕惠卿勒索华亭商人五百万缗。

这下该吕惠卿倒霉了,朝廷降吕惠卿为陈州太守,邓绾已经得罪了吕惠卿,如何能让新仇人如此轻易逃过?乃联合朝臣吕嘉问请求重新审理,将吕惠卿羁押在京师的御史台监狱中――吕惠卿不死,邓绾已经睡不安稳了。

但是王安石和皇帝对邓绾的人品已经清楚,对变节背信的邓绾早已厌腻了,还是将他罢官斥退。邓绾的仕途努力终归虚无!

新政要人内斗不休,大员纷纷落马,一任副宰吕惠卿也被关在在御史台监狱候审,谁知狼在陷阱也伤人:监狱中的吕惠卿竟能对王安石狠狠反咬一口!

这一口非同小可,竟能将重新上台的宰相一口咬回平民,造成新法永久性流产,王安石对仕途意冷心灰,从此宰相回归文人。

原来,吕惠卿那些年作为王安石的亲信,他保存了老宰相的一些私人信件,原准备敲诈之用。现在到了鱼死网破的关头了,他把这些信都呈交给了皇帝,控告王安石在皇帝背后图谋不轨,因为有几封信上有这样的宰相批示:“无令上知此一帖”。

不要让皇帝知道这个帖子?皇帝对宰相曾有欺瞒自己的行为果然生气,愤怒的皇帝对王安石第一次发了脾气,但朝中无人,再次罢相皇帝还是舍不得。

王安石痛骂不肖子,不该背着他胡乱攻击、招惹吕惠卿,但儿子何曾知道吕惠卿手中握有父亲的把柄?受父亲斥责之后心中憋气,立刻病倒,不久背上生出了恶疮。

王安石虽是个狠人,却信佛祖,他请和尚诵经,请医生开药,但还是无法留得儿子一命,儿子王秀命归黄泉。

老相国经历了白发人痛送黑发人的打击,这位老相国对人生终于大彻大悟了,对政治也终于感觉厌倦了,呈请辞官归隐。

皇帝大概也厌倦了,颁旨允许他在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辞去职务,但还是旧情未了:仍给王安石保留了几个最高爵位,王安石此次下台,并非遭受罢黜,乃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主动的、被迫退休了。

王相国后来又被恩封为荆国公,从此成了王荆公,但从此不涉政务的王安石还是单人独驴走起了江湖,倒也逍遥,而与他政见素来持异的苏东坡却还在官场经历着波折与煎熬。

多年后两人终又重会金陵,双眸交汇时,心情当然复杂,不过环境不同了,一切都在变化,昔日的政敌也能成为朋友。

三十一、升官未必真升职

欢乐的日子日历翻的最快,苏东坡惬意杭州,不觉恍然三年将过,按大宋的干部任免制度,就要期满离任了。

对下任于何地,苏东坡早就有意北归,以便能与兄弟苏辙团聚,其时苏辙正在山东齐州(今济南)任书记――会议记录员,于是东坡便提前呈请朝廷能调自己于山东的州县任职,求朝廷把自己安排在东州。

这点要求,当时正值混乱的朝廷回复照准,但实际调令下来,苏东坡却被任命为山东东部的密州太守。

虽然都是山东,但密州与齐州东西相距近千里之遥,需要横跨整个山东半岛,朝廷在苏东坡工作再分配上并没有照顾什么。

宋代的官,不大好凭职称定高低,苏东坡由通判晋升太守,表面看是按惯例提升了一级,但是,就像东坡曾任职的凤翔通判与杭州通判,都是通判,却天差地别,有些类似今天的直辖市与县级市的区别吧。

这次虽名义升任密州太守,但即将到任的密州是一个很穷的地方,靠近东海,在宋时应该算是僻壤之乡,主要只长麻、枣、桑树,此地百姓的生活贫困,和杭州的都市生活有天渊之别。

当时新法实施,地方官员的薪俸已经降低。苏东坡在他《菊赋》的序言中说:“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俸,殆不如昔。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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