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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苏东坡这哥们儿-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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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的运气突然被断气,他运气碰上的直接上司苏家世交宋太守被轮调出凤翔,接任的新太守陈公弼,脾气比东坡还大,名声比东坡还牛,关键是:此人是个武人出身。

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其实是说文人啥时也得瘪给武人,苏东坡这位货真文人又怎么伺候这价实的武人?尤其是这两位货真价实的牛人还脾气相抵,性情相克,东坡初入官场便遇上了克星!

很难判断这对初出茅庐的东坡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现在的苏东坡最需要的是历练,尤其是经受一些不伤筋骨的挫折,将无疑对苏东坡将来的仕途生涯有益无害。

问题在于苏东坡能否学会适应这位以严厉无情闻名的直接上司。

十三、顶头上司冤家会

新来的凤翔府太守陈希亮,字公弼,严厉刻板,面黑体壮,为官以来,颇负刚正不阿之美誉。曾在长沙任上捕获一与权要交往密切的恶僧,一时令全境之人,无不惊异。

解释一下:太守即一郡太守,是前代郡的行政长官的称号。宋代废除郡制,有州无郡,所以并无太守这个官称,一州的长官叫知州,全名是知某州军州事。不过,北宋时州官们乐意复古官称,在同僚书信来往时大多自称“太守”,咱也就“入乡随俗”吧,以下都尊重宋人习惯,皆称“太守”。

陈太守公弼大概是位无神论者先驱,对于装神弄鬼欺骗老百姓的大师之类深痛恶绝,曾坚决捕获号称大师的男巫七十余名,这些大师们平素愚弄乡民,欺压良善,陈公将他们强行收容,遣返原籍,从不见手软。

身为习武出身,公弼执政治军都有一套,据说经他训练的部队堪称“铁军”!士兵们奉命站定不动之时,敌人箭矢如雨,兵卒们仍能甘当箭靶,木然屹立不动!能把人训练成一切行动听指挥的遥控木偶,这政治攻心的业务可谓精通!

其实这陈公弼与苏东坡还是同乡,老家四川青神,与苏东坡的妻子王弗同一地方。但陈公对东坡这位暴发户后辈同乡却甚为不屑,认为他无非是一个少年得意的书生罢了,出水才看两腿泥,有本事还得看你的工作成绩,捣鼓个豪华广场、超宽公路什么的能算什么搽粉政绩?

巧了,苏东坡偏是个服软不服硬的主!此时的苏东坡已经才名冠天下,又怎会对这位不苟言笑的直接上司俯首贴耳?要较量胸中才学你陈公弼够资格吗?

尤其是发觉这陈太守往往改动自己草拟的上奏文稿,东坡更加内心气愤――这东坡看来此时尚不熟悉领导们的优良习惯:不对秘书们的底稿改动上一言半语,哪怕是一两个标点符号,那还要领导作甚?

所以,两个都不善于妥协通融的硬汉碰在一起,出点火花是极为正常的现象。二人之间遇有争论,便舌剑唇枪,恶语相向;陈太守也往往在苏东坡拜访时不予接见,或者故意使他久候,甚至后来竟发展到太守向朝廷上告苏东坡持才抗命的情形。

苏东坡时年二十八岁,年轻气盛,血力方刚,又怎会服气这兵大爷出身陈公弼?人虽在屋檐下,却偏不低头,平常除非不得不应酬的公务,便来了个尽量不见面,惹不起还躲不起?

人在屋檐下,不低头必然碰头;下级想躲避上级?没那个可能。一次太守设宴,苏东坡借故不去,老陈毫不客气下了罚单:八斤铜。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罚款”,金额也不算多,不足现代官员的一场家宴酒钱,但却是记档的行政处分,尤其是这等于轻轻扇了这苏才子一个不疼却响的耳光!苏东坡恨极却无奈。

这倒不像大多数一二把手之间的关系:主副职之间的矛盾是天生固有的,但谁不是保持表面的客气?大面子还是需要维持的,暗地相互踢几脚那是免不了的现象,世上少见像陈、苏这样坦荡作对的领导班子。

这阶段的苏东坡还没有宰相肚里能撑船的雅量,遇到能损几句老陈的机会决不放过,不久,报复的机会来了。

陈太守在公馆造了一座“凌虚台”,也许是要考察这苏状元是否才名如世之所传,便吩咐苏东坡写篇文章刻在凌虚台的竣工纪念石碑上,这活路对苏东坡自然是小菜一碟,但东坡却借机发扬了家传绝学:学老爸苏洵借碑文骂程家,让陈太守也领教一下老苏家传旷世骂功!

作文刻石留念之雅习传统悠远,目的无非是为了传之后世,行文当然必须庄重典雅,若能富有诗情画意自然更为得体。但苏东坡却不愿意做歌功颂德的工作,碑文中他与太守开起了玩笑。

地位所限,当然不能点名攻击上级,苏东坡在这篇叙事碑文中隐藏了对太守的巧妙嘲弄,拐弯抹角的骂人不难,难在恰如其分、把握分寸,既能出气,又不致翻脸最难,绝难之处还在于必须让挨骂者体会得到,还无话可说!

至于文章是否被采用?东坡压根就没想这一节,还能有人愿意将损自己的文章刻上石碑?

东坡的《凌虚台记》文中通篇不乏对太守的嘲讽:“……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太守陈公杖屡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身也……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

就复于公日,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

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缓,狐险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

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第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

然而数世之后,欲其求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较?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钦?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刚过矣。

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亭台落成的喜庆之作,被苏东坡尽情描绘出了将来必然的坍塌毁坏之状,文中还含有嘲笑太守不知所住之城外有山的讽刺,确属罕见碑文。

偏陈公弼身居太守却有宰相大肚,竟毫不在意,吩咐工匠对此文一字也别更动,照原作刻在了石碑上。

这就是东坡的幸运之处了,陈太守为人磊落,心地并不坏。

从这件事之后,东坡也体会到了这位陈领导不是个凡品,开始了主动修好,二人的关系出现转机,从相互敌意开始变为惺惺相惜,几年之后,他甚至为去世的陈太守写了一篇碑铭。

碑铭这种文字也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悼词,人死为大,不损光夸,所以没有悼词是说真话的,你应人家子侄辈之请为其先人写墓志铭,文字当然必须多说亡者好话,所以也就必然陈词滥调满篇,言不由衷。当然,谄媚死者是行文本分。

苏东坡本来最厌恶写此种文章,即使王公贵人相求,也是坚决不伺候。在东坡一生之中,只写了七篇墓志铭,皆有特别的理由,那是的确有话要说才写的。为陈太守写的碑铭就是其中一篇。

二人不打不成相识,以至最后似乎成了隔世钦佩的忘年之交。

应该说,苏东坡在凤翔任职,这个仕途初步还算开头不错,这期间的苏辙却还没有在自己的为官路上迈开第一步,自东坡离京后,苏辙便一直在京偕同妻子侍奉老父苏洵。

而苏老泉苏洵的做官也并非一帆风顺,宰相韩琦与富弼等人与苏洵交往一段之后,对他的看法有些变化:一个喜欢妄论朝政的书生而已,夸夸其谈,道理十足,激情有余,不顾实际――这不是活脱一个现代愤青吗?

这种人才历朝都不敢委以重任,也“不能”委以重任,书生误国,古来有之!为什么历史上有那么多大文豪、天才诗人终一生也难混成高干?就如后主李煜、宋徽宗赵佶这样的做了皇帝――他的国家倒霉。

假如让杜甫、李白这种不世天才执政宰相,对人民来说也未必是什么好事,欲“使天下寒士俱欢颜”?只能是良好的愿望与梦想,比廉洁奉公、杜绝贪官还难。

苏洵的日子过得是:

愁眉紧锁眼前事,苦味从来久后甜。

痴情报国终不悔,只把雄心寄明天。

苏洵曾留句为证:“佳节每从愁里过,壮心时向醉中来。”

不过苏洵还是以无比的耐心等来了出头的希望,在宰相韩琦的照顾下,苏洵得到了“秘书省校书郎”的小官,注明:前面有个“试”字――也就是说,只是试用。

北宋官制,官员职称前一般要加四字:“行”、“守”、“试”、“权”。高职兼低职称为“行”,低职任高职称为“守”,“试”则是“试用”,“权”即“代理”。老苏苦心、耐心、恒心换来了被宽大免试录用,却还是没滑掉“预备党员”的必要程序――试用。

“校书郎”为从八品,老苏能就此满意?犹豫几天还是推辞了,不过这次辞职的理由干脆给朝廷挑明了:官太小,工资太低,高新方能养廉么!辞职书原句:“实以家贫无资,得六七千钱,诚不足以赡养”。

可是官还是要做的,苏洵还是一事不烦二主,又给韩琦写信:“相公若别除一官而幸与之,愿得尽力”――要是另外能给安排个官,我保证好好干。

最后索性向宰相长叹:“……嗟夫,岂天下之官,以洵故冗耶!”――天下这么多的好职位,怎么就不能给一个适合我的官儿呢?

韩琦的确够意思,又帮他弄到了霸州文安县主簿的小官,具体工作不需要赴任,是留在京城编礼书。好歹也算是国家公务员了,老苏终于收心安分编书了,这本书就是《太常因革礼》。

苏洵有了稳定的工作,北宋朝局却陡然不稳,老皇帝仁宗驾崩了,新皇帝英宗上台了,儿子苏轼也到了任期,回京述职,尤其可喜:那新皇帝英宗也是东坡的“粉丝”之一!

苏东坡看来终于熬到了时来运转的辉煌!

十四、天子眷顾也枉然

北宋的人事政策挺严格,地方官员三年任期一到,朝廷就要依法将他停职停薪,以便考察他政绩如何,叫做“磨勘”。 依据察考的结果,再经推荐,另授新职。

让官员在职掌权时对他考察?那不过是忽悠老百姓,尤其是让下级来纪检上级?更是花活。

东坡任职期满当然也要回京,他的回京使弟弟苏辙获得了自由,老爸能有人照料了。苏辙不久被委任为大名府推事,当时的大名府也叫“北京”,在今日的北京南一百余里。

苏东坡在离开凤翔府之前,有两件事需要提起一下:一件事是数月前王弗的哥哥自川中来到凤翔投奔妹夫,这与苏东坡将来的生活关系甚大。

第二件则是在凤翔任上所结识的两个人,其一是苏轼与之不大对眼的陈太守的儿子陈糙,此人一身好武功,张弓射得天上飞鸟;其二是邻县的太守章惇,其人富有才华,豪爽大方且胆略过人。

这二人都是在此时与东坡结交为朋友,我们日后将会不断的熟悉他们。

新皇帝英宗,是老皇帝仁宗的堂侄,只是由于仁宗无后才幸运的被收养到宫中做了太子,早年曾任岳州团练使、秦州防御使,也算是出身基层官场。

英宗赵曙从闲诗文章中早就对苏东坡十分倾慕,在加上太后从老皇帝那里转来的那句“一榜觅来苏门两宰相”的御言闲谈,心想:新朝新气象当用新人,破格提拔这已空缺的苏轼吧,便与宰相韩倚商量,要把苏东坡委任以翰林之职,专为皇帝起草诏令,官名就是“知制诰”,若如此,东坡便将如同一步登天,直接进入了大宋中央的决策班子。

但是宰相韩倚却反对,老头认为让苏东坡突然居此高位,对苏东坡可不是什么好事,有文才不等于老练,重用未必适用。这的确是韩倚居官多年的老道之处:一个世界冠军让你突然给提拔成了国家体委主任,其实等于毁了他。

但皇帝毕竟是皇帝,不提拔自己心仪之人总有些不舒服,于是便又一次建议授苏东坡翰林修注,掌管宫中公务以及记载。

结果还是没能过了宰相韩倚这一关,韩倚的理由还是与前次差不多:“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

这就是说,宰相也认为东坡有“为天下用”的大才,应该留在中央培养锻炼,不过要提拔的让天下士子信服,让他坐直升飞机直接进中央政治局常委,反而害了他。

修注这个工作与“知制诰”类似,还是工作在中央决策班子内,所以不能这样擅越提拔。

最后老头自己给东坡推荐了个活路:进入国家史馆修史吧,不过要先再考他一回,这是宋代官员就任新职前的惯例。

这下皇帝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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