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老师没教过的历史-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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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复台湾之时，郑成功写下了下面这首《复台》诗：
开辟荆榛逐荷夷，
十年始克复先基。
田横尚有三千客，
茹苦间关不忍离。
台湾光复之后，郑成功祭告山川，颁布屯垦令，开始了对台湾的开发建设。他下令屯垦的范围，北达噶玛兰（今宜兰），南至琅峤（今恒春），后因大肚土番与琅峤番人的反抗而放缓了屯垦进程。郑成功实际统治的区域大约是从二林（今彰化县二林镇）到茄藤（今屏东县佳冬乡）之间。
郑成功收复台湾继续抗清等于昭告天下他将抗战到底，永远不会向清政府屈服，清朝统治者对郑成功曾经抱有的一点点希望伴随着台湾的收复彻底地破灭了，控制在他们手中的郑芝龙（郑成功之父，已经降清）也就完全失去了价值，只有死路一条了，于是，他们以牙还牙，把郑芝龙一家推上了刑场。噩耗传来，郑成功面北而泣，悲不自胜，虽然他痛恨父亲的叛国求荣，但毕竟他是父亲的亲生儿子，曾深受父亲的宠爱啊，而且被害的是一大家子人啊！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正当郑成功深陷丧父之痛时，四月间，南明的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朱由榔被汉奸吴三桂杀死于缅甸的消息传到了台湾。虽然他没有见过永历帝，但那一直是他心中的一面写着“大明”的旗帜。如今，大明仅存的这面旗帜也倒下了，他为之流汗流血流泪近二十年的大明刹那间变得虚无缥缈、若有若无了，他怎能不痛彻心肺！
尽管内心承受着巨大的痛苦，郑成功依然在努力尽着一个中国将军的义务。
早在1657年，郑成功就曾经致函给爪哇岛巴达维亚的一位华侨甲必丹，要求他停止与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进行贸易往来。郑成功曾多次对菲律宾华侨表示关切，并提出要率兵攻取菲律宾，以惩罚曾两次屠杀华侨的西班牙人。1662年，郑成功攻下台湾后，遣使到菲律宾向西班牙总督递交国书，谴责其杀戮掠夺华侨的罪行，严令其改邪归正，俯首纳贡，但西班牙人反而因此在马尼拉进行了第三次针对华侨的屠杀。
郑成功闻讯大怒，决定挥师征讨，为华侨报仇。他一面抚恤安置从菲律宾逃到台湾的华侨，一方面组织筹备军队，派人暗中与在菲律宾的华侨联络，以便在开战时里应外合，智胜敌军。遗憾的是，就在郑成功准备出兵之前，他听到了一个让他难以接受的消息：他的儿子郑经在厦门与家中的乳母陈氏通奸，并且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个消息成了从心理上压倒英雄郑成功的最后一根稻草。
郑成功是一个治家极严的人，而且又正是心情悲愤的时候，所以他得知儿子的丑闻之后，立即命令部将郑泰处死郑经及乳母。郑泰因不忍而抗命不尊，郑成功更加愤懑不快，偏偏又因为水土不服染上疟疾而病倒在床。在疟疾与郁闷悲痛心情的双重折磨下，郑成功的身体越来越差，最后在这年的五月（1662年6月23日）不幸病逝，死前大呼：“吾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
《台湾县志》记载：“国姓公卧病当初，五月初二早，忽天昏地暗，黄风大作，初三更风雨交加，台江及安平外海波浪冲天，继而雷震电闪，如山崩地裂……初五日，天平雨晴了，初八日，国姓爷归天。”
郑成功离开这个世界时只有三十八岁，英年早逝，令人惋惜。屈指算来，他生于1624年，正是台湾被荷兰人侵占的那一年，而去世则恰恰在他收复台湾的这一年，好象冥冥之中他就是为了这个美丽的宝岛而生。
第86章 大清之亡一纸书
满清王朝之灭亡，实乃缘于一纸书也。
此“一纸书”就是孙中山先生1894年初写的《上李傅相书》，后世称为《上李鸿章书》。
这次上书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的九年，即1885年到1894年，是中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段最好的时期。在此期间，国内无大乱，远东的国际环境缓和，中国与西方各国都处于和平状态。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历经三十年，效果明显，国内外战场上取得一系列胜利：左宗棠击败沙俄，成功收复新疆；冯子才在镇南关及谅山之役中大败法军；刘永福的黑旗军屡创法军；摧毁日本兵配合朝鲜开化党人制造的政变。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英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共进行了五次对外战争，中法战争后的《中法和约》是唯一一个没有割地赔款的和约。当时的环境应当说对中国的自强相当有利。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知识分子中间有不少人幻想当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李鸿章能够利用他在朝廷的高位，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施行新政，推行改良，从而实现自强之梦，孙中山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出于这种思考，年轻的孙中山决定上书李鸿章。那时，他正在香港西医书院就读。
1894年1月底，孙中山回到家乡翠亨村闭门谢客，历时十多天写出了洋洋万言、思想精深的鸿文《上李傅相书》，他在其中提出“富国四策”：“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冀望出现一个能够改良时政的政府，采纳他“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具备，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的治国谋略，实践他改变苦难民族生存环境的愿望。
是年二月，孙中山与好友陆皓东一同北上天津拜谒直隶总督李鸿章，当时李担任直隶总督这一要职已长达二十余年之久，同时，他兼理外交，兴办洋务，又与外国人接触颇繁，位尊权大，驰名中外。
临去天津前，改良派元老郑观应及王韬分别为孙中山写信给李鸿章所信赖的盛宣怀和慕友罗丰禄等人，竭力加以推荐。可是，孙中山虽然不惮路途遥远关山险阻前往天津，并对此次上书做了充分准备，寄予极大期望，然而结果却是热脸贴了冷屁股，事与愿违。“书上后，鸿章虽甚赞许”，但那时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军务繁忙的李鸿章正在芦台督师练兵，顾不上这类接见，更无暇考虑这些和平时期的改革建议，仅答复说：“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孙中山深感失望，“闷闷不乐”回到上海。
上书受挫之前，在孙中山的思想中，改良处于主导地位，受挫之后，革命和改良在他的头脑中展开了拉锯战。在这种思想状态下，孙中山与好友在六七月间到达北京。此次北京之行让孙中山充分目睹了清政府的贪污腐败，军备废弛，认识到“实现任何改进是完全不可能的”，从而在思想上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走上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道路。
五个月后，孙中山在夏威夷共和国（当时美国还没有吞并夏威夷）的檀香山成立反清革命组织兴中会，清王朝的丧钟敲响了！
1911年十月十日，武昌城头一声炮响，满清帝国土崩瓦解，不久，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大总统。
如果当初孙中山上书得到了李鸿章的重视，他可能不会走上革命道路，而是成为康有为之前的“康有为”，如果没有孙中山的领导，清王朝就不会这么快地走向灭亡，这大概也可以作为蝴蝶效应的一个真实案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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