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沧桑-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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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河子在舒兰县是个大镇。小日本的一个勘探队在那里勘探，说二道河子地下有煤。当时日本一个中队驻扎在那里，东山里的胡子也很少到这一带活动。因此虽是个风雪天，街里的集市仍然很热闹。
我走到镇上的时候，饿得可真就不行了。肚子“咕咕”叫个不停，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两条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每迈一步都觉得特别沉。
二道河子集市上的各色小吃应有尽有，麻花烧饼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我摸了摸兜里的钱没舍得买，找了一家小饭馆，要了几张苞米面煎饼和一碗豆腐脑吃了起来。
那天这家小饭馆的人特别少，加我总共只有两个人。掌柜的走出柜台和那个吃饭的人闲唠。
他说：“老弟，你们那屯有没有识字的？”
“干啥？”
“我这才是没事找事呢，后街的‘张记糖房’要找一个管账先生。我顺口说‘我那旮旯南来北往的人多，想法给你物色一个’。没想到这管账先生这么难找，有钱人家识字的不稀罕干，穷人家又都不识字，老张家还当个事似的，天天来问有点眉目没有，你说咱答应人家的事能不给人家办吗？办又办不了，我这两天正犯愁呢！”
我一听急忙凑到跟前说：“掌柜的，您看我怎么样？”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小伙子，你是哪的人？”
“溪浪河的。”然后把良民证拿出来给他看了看。
“念过几年书？”
“四年。”
“会打算盘么？”
“学过珠算。”
“行，我看小伙子挺精神，你抓紧吃饭吧，吃完了我领你去。”
我着急忙慌地把饭吃完了，随着掌柜的去了“张记糖房”。
饭馆掌柜的领我进了大门，走进正房的时候，只见八仙桌旁坐着一个干瘦的老头，正在“咕嘟咕嘟”地吸着水烟袋。
饭馆掌柜的进屋说：“张爷，你托我办的事，我给你办妥了，你看这小伙子怎么样？”
他抬起头来仔细地端详了我一下：“刘老板，他是你的亲属？”
“不是亲属，但也托底。他是我老婆娘家的一个远房侄子，不托底我能给你介绍吗？”
“那倒是。”然后问了我一下年龄、家搁哪住、念过几年书、在哪个学校念的。我除了年龄外其他的都如实做了回答。
“好，那我考你一下，你先背一下‘小九九’。”背完后，他又从一个油漆斑驳的柜子里拿出了文房四宝，我一看这文房四宝也真够有年头了，砚台缺了一个角，毛笔只剩了个茬。
他见我瞅着发愣说：“小伙子，你别看我这东西破，可都是好东西。你就说这笔，这才是真正狼毫的！”
我没吱声，心想，再好的笔使成这样，这字写出来也不一定好看。铺好了宣纸，研好了墨。我挥笔写下了“恭喜发财”四个字，张爷戴上了老花镜，站在桌子前仔细端详了起来，然后抬起头，瞪着吃惊的眼睛瞅着我，半晌才伸出大拇指说：“行啊！小子，只念了四年书这字就写得这么漂亮，这可真是少见的事，咱二道河子还没有这样的人才呢！”
我心想，我是卖对子出身，这字要是写得不好能卖出去吗？
刘老板也来了兴致，一边端详着字一边说道：“这字写得可真不错，笔锋犀利，柔中有刚，是大家风范。”
“行，这小子我用定了。工钱吗，我给你最高价每月十二元钱，生意好了还有小份子钱（奖金），你看怎么样？”
“行，太行了！”
刘老板对我说：“张爷这个人好啊，你好好干，他不会亏待你。”
“谢谢刘老板。”
张爷从兜里掏出五元钱，递给刘老板说：“大兄弟，这几个钱你拿回去买酒喝吧，这事麻烦你了。”
刘老板稍微推迟了一下，把钱揣到兜里后说：“张爷，你这说哪去了，咱们兄弟谁跟谁，以后有事只管吱声。”然后离开了糖房。
我送走了刘老板回到屋里，张爷给我介绍起家中的情况。他家只有三口人，老两口领着一个十九岁的姑娘过日子。张爷的祖辈一直都在衙门当差，家中有祖传的四十余亩旱田，依靠收租子生活。
张爷的老伴是后续的，比他小二十来岁，前房老婆得了痨病，没留下一儿一女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的这个老婆是一个佃户的姑娘，因为家中交不起租就把她给了张爷。
头几天，黑龙江呼兰县的一个外甥来他家串门，唠嗑的时候说他会拔大糖块，拔大糖块是一个非常挣钱的买卖。手艺好的师傅拔出的大糖块，吃在嘴是脆而不粘，越吃越香，是东北人冬季最爱吃的一种糖。
张爷的外甥姓朱，是个三十来岁的光棍。他说他的手艺在他们那旮旯是出了名的，只是因为呼兰一带胡子闹得凶，日本人隔三差五扫荡，这买卖不好做。张爷一听活了心，和老伴一合计，光靠地吃租子生活只够维持，不如借着外甥的手艺做买卖。于是和外甥合计了一下，由张爷出钱，外甥出力，利润三七开，张爷占七。他外甥是人走家搬光棍一个。在哪儿也是呆着，因此也就同意了。因为这是属于两家的买卖，怕在经济上出现猜疑闹得亲属掰了生（翻脸），才决定雇个管账先生。
我到张爷家的时候，正是入冬季节，可张家的糖房除了挂块牌外，其他的还八字没一撇，张爷急得够呛。
“张爷，这怎么还不张罗开张？”
“营业执照还没有办下来呢！”
我问他卡在哪，他说不知道。
伪满洲国的时候，在城镇里做买卖，无论大小都得办理手续。而农村开个小铺什么就不用办手续，但得纳税。那时候的手续比较简单，只需到警察署商务课领一个营业执照就行了。至于什么卫生费、环保费等都没有，因为日本人要的是钱，你只要按时交税就可以了。
为了让糖房早点开张，我跟张爷说：“咱们这么干等着也不行，明天兵分两路，咱爷俩上警察署和商会办手续。叫朱大哥张罗雇人做家伙（工具），到粮行购买原料。”
“那手续办不下来咋整？”
“做买卖日本人他不反对，卡必然有个缘由，明天咱俩去看看。”
第二天，我和张爷到舒兰县城商会，找到了一个姓杜的副会长。他听完情况后乐了：“你们这死脑筋啊，还要做买卖呢？”
张爷说：“那咋办啊？”
“今天午间你们到陈记饭庄安排好饭，我领警察署商务课的人去吃饭，这事保准能办成。”
按照他的吩咐，我俩来到了陈记饭庄。陈记饭庄在舒兰县城是一个大饭庄。县城里的高官要员和富商大贾要办事一般都在这里吃饭。当我们来到饭庄的时候，这里的雅间都已订满，我俩和掌柜好说歹说才勉强给了一个。
在菜上张爷可犯了难，不知道点啥好。他对我说：“我长这么大，还没上过这么大的馆子吃过饭，这菜我也点不好，你照量着办吧！”
“这商务课的人都是些什么人？”
“课长是日本人，其它的人都是咱们人。”
“这日本人我知道，爱吃鸡和甜的。”
“你就琢磨着整吧。”
跑堂的报了一通菜名后，我点了清蒸鸡、糖醋鲤鱼、锅巴肉、红焖肘子和几样青菜。中午时，杜会长领着日本商务课长和两个中国课员来到了饭馆。进屋见面客气了几句后，各自入座。
菜一端上来，鬼子课长一看乐了，对张爷说：“张桑，你的知道我们的口味了？”
“这是我家管账先生点的。”
“中国菜大大的好，这几样我通通的爱吃。”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日本课长有点醉意了。杜会长把我们要办糖房手续的事和他一说，他说：“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买卖的我大大的支持，下午手续的办。”然后又拍张爷的肩膀说，“张桑，你的良民大大的，税的少的。你我朋友是，以后有事，你的找我。”两个中国科员见课长喝醉了，扶着他回了警察署。
走出饭馆，我又给杜会长买了三条烟，他说：“这年头和日本人办事，你这脑袋得活点。”
下午我又买了五条烟，到警察署办了手续。
张爷说：“妈拉个巴子的日本人，我都来两次了，左一次说检查，右一次说没时间，闹了八开毛病出在这顿饭上。”
回来后，又忙活了十多天，好不容易糖房开业了。
开业的头一天，张爷叫我四处送请贴。张爷说：“哪个庙都得拜呀，落下一个神，咱这买卖都不好干。”
开业的那一天，二道河子警察所、村公所的人，日本人守备队的中队长、勘探队的队长和镇里的名人、买卖家都被请了来。
我不解的问他：“别人都还可以，这勘探队的队长你请他干啥？”
他苦笑着说：“这你就不知道啦，我那乡下还有三十来亩地，这勘探队说占就占，一分钱都不给，不拉好关系能行吗？”
张爷家为了开业这一天招待客人，在院里现搭了一座大席棚，又从街里饭馆请来了两位上灶师傅。那场面不次于婚丧嫁娶。从中午一直吃到了晚上，把张爷两口造得愁眉苦脸。客人们走后，张爷来了脾气，摔摔打打的。
他老伴说：“你发什么毛秧（脾气）？”
“我这么点小买卖架得住这么铺张么？”
张爷外甥的手艺真不错。拔出的大糖块，无论是在色度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无可挑剔的。大块糖上市没几天就叫响了，把其它几家糖房顶得叫苦连天。
“张记糖房”的大块糖一出名，这事就接二连三地来了。今天镇长捎个条要吃大块糖，张爷就得给送去一筐；明天警察所来人要吃糖，张爷还得拿去一筐；后天收税来了，吃个臭够，临走的时候说一句：“你家这糖拔得不错。”张爷再赶紧给装上一筐带走。就这样每天都得送出三筐两筐的。长此下去，张爷可吃不消了，到月底一清账，不赔不挣白忙活。张爷说：“这样干可不行，咱得扩大点规模。”于是又招了三个伙计，在二道河子镇西边的大道边增设了一间铺面。
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张记糖房”的生意火了起来。街里有两间铺面、五个散卖的小摊，四外屯的大块糖小贩也都到糖房订货。张爷晚间没事时对我说：“小子，照这样下去，这一冬可能挣点好钱。来年开春，我再买点地，把厢房换成砖瓦的。”
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正当张爷，掰着手指头算计每天进多少钱，一个月能挣多少钱，这一冬下来能净剩多少钱的时候，“张记糖房”西街的铺面出事了，
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上午，四辆日本部队的军车满载着日本兵由吉林方向开往舒兰。在二道河子西岭下坡的时候，从横道上穿出一辆马车。这辆马车是二道河子北街老宋家姑娘结婚的送亲车，上面坐了满满一车送亲的人。日本军车头一车的司机，一见马车穿了出来，立马来了个急刹车，随着“嘎吱吱”的一阵汽车刹车声，四个轱辘都不动了。
那时候，日本人的军车在大道上横冲直撞。一般也不按喇叭，这台车车速又快，虽然车轱辘不动了，但是巨大的惯性推着车，加上道路溜滑，仍然飞快地向马车冲去。大道旁的人都惊呼了起来。马车上的人也都傻了眼，除了几个年轻的小伙子跳下车以外，其他的人都呆呆地瞅着即将撞上来的汽车。“咣”的一声巨响，马车被撞出去十多米远。车上的人被摔了一地，哨子马都被摔趴在地上。穿着婚礼服的新娘子坐在地上捂着满脸是血的脑袋嚎啕大哭。
后面的三辆军车急忙刹车打舵，但是，由于车速快，又处在下坡，后面的两辆车相继撞在一起，只有最后的一辆没有撞上。汽车直接撞到了路边“张家糖房”的铺子上，柜台被撞得四分五裂，大块糖撒得满地都是。
车上的日本兵纷纷跳下车来，把送亲的人和糖房的两个伙计好顿打，打得一个个就像血葫芦似的。送亲的人不说，光糖房的两个伙计就一个被打断了三根肋骨，一个左腿被打断了两节。
日本军车开走后，人们纷纷涌到现场，忙着抢救受伤的人。很多人骂了起来：“这日本人也他妈的太霸道了，撞了车还打人。尤其是糖房的两个伙计，这打挨得多冤！”警察所的所长领着两个警察来了，问明了情况后说：“你们还瞎扎呼啥？你们的马车挡人家的道，没说你们有意害皇军就不错了，打你们一顿就算捡着便宜了。还不他妈的赶快散开，该干啥干啥去！”
这件事激起了二道河子百姓的极大愤慨，当天下午人们就聚到村公所，孩子哭，女人叫，男人们骂吵吵的，纷纷要求政府给个说法。在民众的压力下，镇长领着几个镇上有头面的人，找到了舒兰县伪满政府。政府的答复是皇军部队是去剿胡子，这是在为地方办好事。你们的马车挡人家的道，没按你们破坏皇军军事行动处理，就算你们捡着。再说，这四辆军车是过往部队，政府无权过问，要找去找关东军司令部。
那年月日本人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