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条橙-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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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安东尼·伯吉斯
声明：本书由　。。。

出版者记

按照作者在引言中所极力强调的，这个美国新版本添长了一章，最后一章。它在原来的英国版本中是有的，但美国版删掉了它，所以库勃里克的电影里面也没有。

美国的出版商很乐意使这部引人入胜的小说版面扩大，焕然一新；但他的回忆与作者不同，删去此章节，固然戏剧性地改变了小说的冲击力度，不记得那是出版的条件呢，还仅仅是出于构思上的建议。

不管怎么样，压倒一切的真理是，《发条橙》是一部现代经典，必须不折不扣地以符合作者意愿的形式呈现给美国读者。现在办到了。

文里克·斯温逊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有意思的《发条橙》——代序

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Burgess，一九一七～一九九三），英国当代著名作家，生于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自幼丧母。他出身天主教世家，父母都从事音乐舞蹈，但他却心安理得地背叛了在英国不算主导宗教的天主教。为此，他在小说中频频展现“自由意志”和“命中注定受天主拯救”观点之间的对立；除了《发条橙》，还有《缺少的种子》（一九六二年）和《尘世权力》（一九八○年），都表明他的信仰游动于残存的贝拉基主义（五世纪在英国本土上出现的基督教异端，认为人类性本善，享有自由意志。到了近代，它演化为人道主义宗教）和奥古斯丁教义（六世纪自罗马帝国传来的基督教正宗，有原罪之说教）之间。本书的主题颇有哲理意味，原因即在于此。

他曾希望成为作曲家，却入读了大学英文系。前半生随军队的职务调遣而东西奔波，从事教书作曲；五十年代他在马来亚和文莱做官，负责教育，积累了大量创作素材。他著有马来亚三部曲（一九六四年）。

一九五九年，他被诊断得了不治之症，医生说最多还能活一年，于是他回国成了职业作家，希望为妻子留下一些生活保障。他活了下来，六十年代以后，他接二连三地发表了三十多部小说和其他作品，除了描写异国风情，也讽喻本国的奇异习俗。但没有人预料到《发条橙》的出现。《发条橙》的内容和风格被为该书美国初版写后记的评论家海门（StanleyEdgarHyman）评为“野蛮”。连作家本人也在美国新版本引言“再吮发条橙”中对作品的成功表示意外。

一、《发条橙》的故事与后现代社会

故事发生在似乎不太遥远的未来英国社会。那时人类科学技术相当发达，已经在“月宫”上建立了定居点，地球上的环球电视转播也已经形成了电视文化；而就在室外，冬夜里，却恶梦迭出。正如作者所提出的，“发条橙”外表像普普通通的橙子，内部却是机械装置，并非自然物产，作者之所以选用了发条橙的象征，而不是“发条苹果”，“发条葡萄”，是因为英语的“甜橙”称为orange，马来语的“人”称为orange。原来是机械控制下横冲直撞的人啊！具体落实在本书主人公身上，我们便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反社会行为。

我们说，本书无论从内容，还是从科学发达导致人类堕落的悲观论调看，都属于科学幻想小说中的“幻想小说”范畴。

中国的读者大概还记得，美国的科幻电影中，不是外星人袭击地球，就是人类自己发明的机器人企图奴役人类，或者用生物工程再造的恐龙失控伤人，现实的发达文明秩序有毁于一旦的危险，《发条橙》中并没有直接描写科学发明，却呈现给我们一幅人类移民月球，“再也不去关心地球上的法律秩序”的社会景象。伟大的英国居然成了小流氓制造夜间恐怖的场所。外星人、机器人会损害我们的物质文明，而本书所关心的是精神文明的前途，即作者在书中强调的个体自由。他认为“道德选择权”比行善更重要，所以他举了一些极端的例子：“纳查奇”（青少年）们滥施超级暴力。由于惩罚犯罪的手段出了问题，主人公最后尽管吃尽苦头，却还能够回到社会上继续作恶，直到娶妻生子，才与恶行告别。不像传统社会秩序所要求的那样，他没有杀人偿命。这似乎令人费解。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变成了问题……主人公应该为自己的恶行负责吗？

其实，我们首先应该认识到，这是科幻，故事发生的时代属于后现代社会。中国读者如果对后现代社会的背景不熟悉，就会影响小说的阅读。

按照西方社会学家的观点①，这种后现代社会的属性是“消费资本主义”，其特质是由于自反性（社会内部的批判反思功能）的作用，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劳动力）。客体（货币、生产资本、商品；发条橙貌似主体，实为客体）流通加快。我们发现，纳查奇小流氓一晚上要连续作案多起，不仅是出于情节戏剧化的考虑。随着周转时间不断加快，客体包括文化制品在内，都成为一次性商品，其意义耗竭很快。如此整个发展过程是这样的：某些客体，例如电视机、音响，本身又会产生大量的文化制品或符号（“能指”），令人目不暇接、无法应付；人们受到超额能指的轰击，渐渐无法赋予其“所指”（意义），人们开始身在福中不知福了。亚历克斯喝的牛奶搀有毒品，强奸的时候听着贝多芬的音乐。人们已经不大看报，书本要撕掉，而且通过药物加心理刺激矫正罪犯的现代（而非后现代）方法，被证明行不通。

传统社会是客体流通不畅，能指所对应的意义虽然强有力，其作用却发挥不开，“藏在深山无人识”。而后现代社会中，能指极大丰富，能指反而耗竭了，“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要有效消灭犯罪，只有通过招募小流氓来对付小流氓了。

【①见斯科特·莱希约翰·厄里著《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王之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即出。】

总之，由于文化制品的日益丰富和加速流通。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不是批判或激进否定，而是加以极度夸大，说明它比现代主义还现代。由于一系列形式上的否定之否定，现代社会的许多准则都不管用了；本来，犯了罪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而在后现代社会中，原本是主体的人成了客体，他对自己的行为还怎么负责？还有，主人公钟爱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合唱歌词被篡改，成了喧闹、屠杀、打架的颂歌。电视机里播出的节目、音响里的音乐，到底算不算主体的行为记录？难怪西方知识分子这么痛恨“音乐电视”，对成天守着电视机的电视瘾君子不屑一顾。

有一点我们是深有感触的，美国经常发生青少年持枪不问青红皂白向人群扫射的事件，他们视性命如儿戏，是否以为被杀死的人可以像电视中所表现的一样转身站起来，若无其事地走开？而传统社会中，人们可是对鬼神、死亡充满了恐惧的，提起地狱的名称，也足以吓住胆小鬼。《发条橙》教育囚犯的一种方法，就是宣传地狱的可怕景象，这一套会灵验吗？

发条的程序是如何设计和运行的呢？我们还是来看看社会学家关于文化商品的论断。唱片厂商的营销手段是使音乐成为青少年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不得不听，欲罢不能。也就是说，文化商品不再是超验的表象，而是被包装成为弥漫在信息和传播结构中的一个内固性客体，是日常生活的实在。“流行音乐”成了“流行文化”。在分化程度不大的前现代部落社会中，文化只有象征符号的功能；只有在文化性得到现代化和自由意志化（也就是分化）之后，文化才变得以表象为主。到了后现代社会，我们已经看到，表象接管了客体的功能位置，这些客体与日常生活中其他客体的差别，仅仅在于它们具有非物质形式和审美类特性，明星麦当娜不仅仅是一个形象，一个表象，她是文化客体，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她的形象作为文化制品，出现在年轻人的T恤衫上，他们纷纷仿效她的穿着。这种文化制品构架着年轻人对事物分类的方式，并告诉这些年轻人：他们是何种人。

随着社会结构在意指上的式微，并为信息和通讯结构所部分置换，日常生活的审关化才有可能出现。奇*书*电&子^书原来，意义的耗竭是为了腾出位置给所谓的“品牌”，就是文化公司通过施加象征符号暴力……商业炒作……打出来的。于是，文化制品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让位于符号价值，物质客体的符号价值增高。审美化发生于物质的生产、流通、消费过程之中，其最终结果是产生一个取代现有权威的新统治阶级。理论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了狂欢节的概念。它不仅仅是一个非结构性时空，而且是浪荡子们戴上面具的区域，他们可以从一个面具的集合中自由地挑选，即随变换身份，“我跳迪斯哥儿，彼得戴猫王普雷斯利，乔治戴英王亨利八世，可怜的丁姆戴着一个诗人的面具，叫做什么雪莱。”从叙述口气上看出，亚历克斯除了面具店伙计告诉的雪莱是诗人，对哥们所戴的面具身份一无所知。本来，品种多样的面具是成系列推出，任意选购的，可在这个社会学上的非结构区域提供一个初露端倪的通讯结构。在当今高度发达的信息和通讯结构框架中，狂欢节面具已经成为无所不在、不断流通的大众文化审美容体。这里存在一个悸论，巴赫金的狂欢节中，人们试戴着面具；而在当代大众文化的流通性信息、通讯网络中，面具大有可能在试戴着人们。于是，大众艺术吸引大量观众的条件是社会结构相对弱化，为自反性开辟空间。例如，《发条橙》中，小流氓有意给依赖社会施舍的老太太一些小恩小惠，让她们提供自己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老太太一方面是见利忘义，反过来也说明社会对于她们的救济力度不大，在商品极大丰富的时代，没有保证她们满足喝酒的基本愿望。因而社会对她们的约束力也很有限。这些弱不禁风的老太太，通常的作案对象，结果却成了帮凶。社会中的批判力量。自反疏远现象来自方方面面，到处揭竿而起，令人防不胜防。而小流氓们如此考虑周到，是不是电视节目提醒他们的呢？

自反性必然伴随着评判，评判均需要有一般普通项包括特殊项。在认知、道德评判中，这种普通项是高度抽象的，中介层次多，而在审美评判中，普通项相对没有中介，比较具体。也就是说，在意义耗竭的当口，作者跃跃欲试，企图拿自己的价值观念乘虚而入，从而成为新兴的社会统治者。作为职业作家，他的写作起码能保证养家活口，积累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还能在社会上赢得一点发言权，可是，如果通过操纵审美化过程，往往事半功倍，把自己的世界观灌输给读者，何乐而不为？看完此书，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作者对未来的发展没有把握，十分忧虑，宁愿保持现代社会的现状。这也可以解释为他对现实生活的热爱吧。另一方面，作者对美国书商和电影导演大赚其钱颇有微词，而相比之下他自己境况不怎么样。据此，国内理论界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者名利双收，是因为他们不加反思地沦落为资本主义文化产业的生产机器。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是对西方社会不了解而造成的盲人摸象式的推理，正因为他们有品牌意识，使原有的普通能指置换为某种品牌，并使自己成为该知识产权的拥有者，才成为流行时尚的引导者。他们具有极强的权力意识，这是成功的保证。他们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统治阶级，我们不能由此认为他们丧失创造性、前卫性、批判精神，否则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就不会为大众所接受，列入大学必读节目，收进博物馆了。

《发条橙》的作者对此又何尝没有作过尝试呢？他十分成功，小说主人公以“我”的身份出现，十五岁的小流氓，“我”的赎罪表现得模棱两可。社会处于西方人想像中的软弱不振的苏联式“社会主义”阶段，人们不爱看书学习，尽管街道仍以艾米斯、普里斯特利等作家命名；俄国通俗歌手日瓦戈风靡世界，而青少年通用语纳查奇词汇大多采用俄语词根；“除了小孩、孕妇、病人，人人都得出去上班”；由于所有监狱必须腾出来关押政治犯，罪犯们不得不接受快速改造；反对党还存在，并举行选举，但当政者总是连选连任。高压统治威胁着自由意志。“哥们”一起昼伏夜出，用“超级暴力”恐吓公众，并从事“抽送”勾当。连说话的语言也要独树一帜，以打破统治结构的语言霸权，使作为“失去品质的符号”的语言，恢复成为“作为意义载体”的语言（借用符号学家霍克海默Horkhaimer和阿多诺Adorno的说法）。事实证明，经典著作《发条橙》在书店里经常脱销，伯吉斯的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