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巨枭-毛人凤-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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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戴笠的办公室出来,毛人凤的面目立刻变得“平静”了,心想:戴笠尚且如此,我还能怎样?于是,源于权柄膨胀而稍稍滋生的“良好感觉”一下子薄得渺如轻烟,惯有的隐忍之心又充塞了胸际,他好言劝走了挨揍的小同乡,默默地庆幸这个突如其来的警示,从此也愈加谨慎小心地维护着自己的“菩萨”面目。要说这跟从前有什么不同,恐怕阅历已把他造就得城府更为坚稳幽深了。不妨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体会体会:
某日,军统派在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当稽查处长的何庆龙,邀毛人凤去书场看川剧,占了一排最好的座位。正巧,几个迟到的空军飞行员也有意于这排座位,硬挤进来,双方发生了冲突。何庆龙自以为是“领袖耳目”,毫不示弱,结果挨了一顿揍。毛人凤由于忍得住对方的辱骂,没有遭殃。回到罗家湾后,他跟旁人谈及此事,以为匹夫见辱,拔剑而起;忍辱负重才是大器。
这件事虽很小,却不难看出毛人凤把握“忍”字的坚稳,真可谓:大事大忍,小事小忍,从不轻易流露阴狠的机锋。为此,上上下下大多数人都被他的“菩萨”面目蒙蔽了,甚至连戴笠也不例外。后来,沈醉在回忆中谈到:
“毛人凤因为老替受戴笠处分的特务们说情,经常遭到戴笠的斥责,当面批评他是‘菩萨心肠’,不能成大器。他那种假仁假义,连戴笠也被他欺骗了,等到他掌握了军统大权以后,才全部暴露出来”,正好凑足忍、等、狠三昧的“沙蟹”哲学(这当然是后话)。
夜访“马半仙”
1942年旧历春节刚过,戴记特务组织又迎来了成立10周年的吉日。毛人凤遵照戴笠的指示,亲自出面筹办纪念大会,忙得不亦乐乎。这一天,有人从金华来重庆,代表东南办事处主任毛万里汇报过工作后,拿出一幅文字,说是毛万里为“四一”纪念日拟了副对联,特请毛先生过目,如以为妥善,就请人缮写装裱,正式作为贺仪送来。
毛人凤出身刀笔,诗词联语上的功夫远不及周念行、王莆臣等,但碍于目前的身份,无意屈尊就教,便把身边有“福建才子”之称的潘其武叫来,共同斟酌。
毛万里是临近民国时上的学,步入中学年代,正赶上“五四”新文化运动,要说有什么收获,善用白话文写对联算一条。此回拟的草稿也无例外,上联是:“从鸡鹅巷到罗家湾,机构虽有不同团体还是一个”;下联是:“改特务处为调统局,兄弟遍布中外敌我决不两全”。
看完对联,毛人凤不语,等着潘其武发表意见。这位才子虽有名声,但性喜阿谀,逢迎权贵,落在这般场合,点评之语自然不全在文理之中。他先是对毛万里的联语美言一番,什么“内容明白、辞气流畅、对仗工稳”云云,然后归入“正题”,以“家学渊源”的话语,把毛人凤一起捧了进去。
毛人凤是明白人,听得出潘其武未尽真言,至于自家兄弟的农民出身与沾不上边的“家学渊源”更是无稽之谈!于是再三要求潘其武为这段文字润色。潘其武推拒不开,“斗胆”改了两处,一是把“机构”改成“组织”;二是把“兄弟”改成“同志”。随后,毛人凤也改了两处,把“团体还是一个”改为“精神还是一个”;“调统局”改为“军统局”。毛人凤知道,这次“四一”大会,蒋介石要来训话,前不久,他反复强调:“念(我们)是搞抗战建国,念是要提倡礼义廉耻的四维精神”。因此“精神还是一个”。
“调统局”改为“军统局”则是讨戴笠欢喜,否则与中央党部的那个调统局(即中统)分不清楚,读歪了,“老板”会心生不悦(戴与中统素来不和)。
改完了对联,潘其武连声叫好,左看右看,真是辞意好,书法也好,捧得毛人凤十分舒服。毛人凤见潘其武不像要走的样子,便拉开抽屉,取出一盒三五牌香烟,抽了一支递过去,自己则点着一根国烟与潘其武闲聊起来。
毛人凤已养成习惯,在一般同事面前只抽国烟,因为洋烟大多是缉私署搞来的“没收货”,抽了显得不“清白”。
闲聊无轨迹,东扯西扯,慢慢地又转到了戴记特工成立十周年的题目上。
“也不知流年是否吉利?”两只蚂蚱拴在一根绳上,都为前程思虑。毛人凤突然想到自己的起运岁数是“6”,今年46岁,按照命相,该是第四个大运,恰与军统10周年重合,不知纯属碰巧呢,还是老天的有意安排?
潘其武也笃信命相之学,听毛人凤这么说,马上记起一个人来,绰号“马半仙”,自述家门,是“刘神仙”(本名刘从云,是刘湘的军师)的关门弟子,打算极灵,现正住在朝天门附近。于是,当晚瞅个空档,两人结伴来到“马半仙”的住处。
“马半仙”无愧盛名,毛人凤只将生辰八字报上,他便啧啧而叹,称赞这四柱八字搭配得极好,只是命中缺火,须得有火旺之人相扶,便有官运。
接着合起双目,扳指头掐数了一番,也道是六岁起运,今年适逢第四个大运。
一席话听得毛人凤十分佩服,竟与当年自己在黄陂时请人推算的意思差不多。
有了笃信,不缺虔诚。毛人凤马上说明了来意,请“半仙”算算流年荣枯。“马半仙”故伎重演,再作合目掐指状,随后又找出一本“秘笈”翻了几下,振振而言,说是官星逢冲,有些小妨碍,但命宫里自有吉神相值,一生运势,便在这当口上大转!乐得潘其武抢着付了双倍的酬金,不住口地向毛人凤道喜。毛人凤平展着脸面,看不出是喜是忧,披着夜色,两人往罗家湾走,一路闲聊,顺便还买了点吃食。回到家里,斟上茶坐定,毛人凤才暗自揣摩:“那小妨碍究竟是什么呢?”
不小的“小妨碍”
“四一”纪念大会刚过,那“小妨碍”便显山露水了,虽说矛头主要冲着戴笠,但皮存毛附的连带,无一不使毛人凤心惊胆颤。
妨碍的一半来自蒋介石对戴笠的猜忌、疑虑和不满。形成这般“冷却”
的因素太多,实非一日之寒。往前挪,首先是戴笠与孔祥熙夫妇的牴牾,焦点落在战时经济管制、交通检查和缉私权力的争夺上,双方拳来脚去,寸厘不让。偏偏孔家门里不争气,让军统搜集到的“脏东西”太多,单拣那桃色的丑闻张扬一番,诸如孔夫人姘夫的妻子与孔大公子暗中有了一手啦;孔二小姐热衷同性恋,把自己玩的女人转手给父亲啦,直把孔氏家人弄得灰头土脸,面子丢尽。于是,孔夫人宋蔼龄去找胞妹蒋夫人告状,蒋夫人再到委员长面前“下蛆”,说戴笠的坏话,三番两次委员长的耳膜便起了刺。
另外,蒋夫人手里有“王牌”,利用自己跟盟邦(主要是英美)的特殊关系,假洋人之口向蒋介石表达了对戴笠的鄙视与不满的情绪。老蒋听了很不是滋味,深觉有辱国体,妨碍观瞻,接连两次在戴笠有关涉外合作的呈文上批示:“以后最好不要自己出面与外国人打交道,有什么事尽可让外交部或军令部二厅代理”。
戴笠碰了钉子,感觉到委员长对自己犯了心病,怏怏不快地关起门来对毛人凤等发牢骚说:“委员长的病,只有夫人能治;夫人的病,只有孔夫人能治”,随后又说,领袖的苦心应该体谅,与豪门(指孔氏家族)的斗争要坚决进行下去。
另一半妨碍来自于工作上的“纰漏”。最近,军统局派在天津和上海等地的秘密机构迭遭破坏,大批“地下工作人员”变节的变节,脱逃的脱逃;再加上军统内部被共产党渗透的消息传出,一定程度上也动摇了蒋介石对戴笠的重用与赏识。
然而,逆船遭遇打头风,妨碍到此并没有为止,相反,郑介民执意要去贵州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的一纸请求,勾起了老蒋的猜疑,以为从前种种关于排斥异己的传闻可能是事出有因的。于是把郑介民召来,问他走后,谁来协同雨农(戴笠表字)
管理调统局工作?郑介民说,有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同时还流露出不甚愿意呆在重庆与戴笠共事的想法。这一切都给老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后,老蒋专门召见戴笠,指责他在军统搞“个人主义”,“不能运用组织”,特别是不该把郑介民“送出去”。接着,又以委员长手令的形式,任命唐纵兼军统局帮办的职务,贺耀祖在宣布手令时,还作了一番特意的解释:今后遇上戴笠离开重庆,军统局的工作由唐纵主持。
帮办原是前清经北洋留下来的旧官称,顾名思义,即有主官副手的意思。
戴笠现职为军统局副局长,唐纵以委员长侍从室第6组少将组长兼军统局(局长)帮办的身份重返“娘家”,无论往哪边靠,都足可与戴笠同称一字并肩王。这对已习惯以“老板”自居的戴笠来说,含义不言而喻。明的方面,老蒋有意要削弱戴的权力,想通过唐纵来实行监督和扼制;暗里看,是老蒋对戴笠的信任赏识打了折扣,正把他由漩涡中心往外甩。戴笠对此十分不满,一肚子的委屈渲泄到了唐纵身上,这在唐纵1942年5月14日的日记里可以看出:“雨农约我晚餐,卫兵不让我进,抑留于门口。今日雨农约我去到差,便在门口挡了驾,好在我是不愿去的,否则太不吉利。”唐纵身为“十人团”的老班底,军统局的卫兵不可能不认识他,显然是戴笠事先有关照,要给唐纵来个“下马威”,以表示自己不欢迎的态度。
戴笠对唐纵剑拔弩张,文章做得很表面。而同时心里发怵、充满敌意的还有毛人凤。因为唐纵的出现,事实上已严重地危及到了他的“内当家”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已不敢奢望,墙矮有人骑的苗子也接二连三地冒了出来。周伟龙就是一个,过去畏惧戴笠不敢声张,现在情势有了变化,积怨外泄,恶状径直告到唐纵那里,一巴掌打两个屁股,发力在毛人凤身上,捎带着把戴笠也告了进去。再就是王孔安,掮着“老招牌”,只在戴笠手下混了个闲差,早就窝着一肚子火。如今攀着唐纵的门沿,凭藉黄埔六期的同窗之谊,话讲得更不留情,说是当今调统局内,有三大危机:一是特训班学生与旧干部的斗争;二是贫穷与豪华的对立,具体地说就是“工作同志”与“少数吃黑钱”的对立;三是负责干部的请示,得不到解决,但调统局的制度又不得不请示,最后的结果只能助长敷衍塞责的风气,长此发展下去,人心动摇,险局可预,不整治怎行?听话听音,这第三条鞭挞的就是毛人凤。不久,消息传到毛人凤耳朵里,弄得他整天心境忐忑,没着没落地跟悬浮起来一般,比之戴笠的表面文章,紧绷的程度并不逊色。
“第五纵队”案
或许是急于求功、力挽颓势、以求重新获得领袖信任的心情难以按捺,一向聪明的戴笠,一贯冷静的毛人凤开始失态,仓促出动,惹了乱子,使得未暖乍冷的局面陡添了几许寒意,这就是所谓的“第五纵队”案。(文-人-书-屋-W-R-S-H-U)
事情开始于唐纵奉令兼任军统局帮办的时候,有人向戴笠提供了一个所谓的重大线索:陪都重庆可能隐藏着一个规模巨大的“第五纵队”(意指敌伪间谍组织),这个组织不仅有机关、有计划、有行动,而且成员已渗透到了党政中枢和军统局的高级干部之中。说出秘密电台的隐藏地点,更是危言耸听,竟在“党国元老”、司法院院长居正的公馆内。通常,这么重大的线索,必须经过仔仔细细的查证核实,确凿无疑了,才可采取行动。然而,外压重重,时机不待人,逼得戴笠把毛人凤、何芝园等少数亲信找来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