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当国-第1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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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尚书张四维言辞恳切的说道，万历皇帝坐在椅子上看看进来的侍卫和宦官，那六个人都是低头垂手，噤若寒蝉，看看地面上跪着的太监和朝臣，那“二位太后娘娘”的话语更是让他心里一颤。
侍卫和宦官不敢奉命，屋中的人都在跪着，突然间，万历皇帝有一种错觉，好像是所有人都站着，自己却跪在那里，无比的憋气，无比的孤单寂寞。
文渊阁中静寂一片，万历皇帝轻吐了口气，用手捂在额头上颓然说道：
“诸位爱卿起来吧，既然王通所为没有旨意法度，寡人下旨如何。”
大臣们松了口气站起，却听到这末尾一句，齐齐愕然的看向了万历。
二百七十
“莫要君前失仪！”
看着众臣错愕的样子。张居正沉声说了这么一句。
文渊阁中的大臣们这才是各个站起，按照平日的顺序分列两边，这屋中的气氛变得平静下来，看着又恢复到皇帝刚进来的时候。
谁都能看出来万历的情绪已经很低沉，已经闹到了这样的地步，刚才更是将太后娘娘这尊大神都抬了出来，难道还要继续争下去吗？
争，和皇帝闹僵了绝无好处，不争，要真是皇帝下旨，在天津也推行平安牌子，那万万不能。
商税一事，明初山西为下属某县县令请功，因为该县收取商税超过了额度，并且大为增加，但请功的文报发到京师之后，明太祖朱元璋却认为此人太能盘剥，判了个流放西北。
自此之后，上下官员对收税该如何应对，就有个大概的判断了，税赋过重为苛刻。不收少收则为体恤民情。当然，田赋是不能少收的，在农民出身的朱元璋眼中，耕田的百姓平民缴纳田赋捐税，这是天经地义的。
大明立国前后，四下战乱，民生凋敝，地方上破坏的极为严重，工商业上也的确收不上什么税赋。
到了弘治年的时候，民生已经恢复元气，经济繁荣，工商业有了极大的发展，但当时秉承的政策和明初没有什么区别。
有杭州地方官收税，只在衙门门口摆下一张桌子，一个箱子，桌子上放着笔墨纸砚和一本账簿，箱子是个半开口的木箱。
贴的告示是请杭州商户自行在账簿上登记生意进出，然后朝着那箱子中丢进银钱算作缴税，桌子和箱子旁边并无人看守，全凭个人的自觉，没有人是傻子，这套家什在衙门门口摆了三个月，一共收上七百文钱。
这等像是笑话的举动，却被时人交相称颂。认为可以和唐太宗李世民的事迹相提并论——唐太宗李世民放死囚回家和家人团聚，然后死囚在约定的期限内都准时回来，李世民大赦了他们的事迹。
这门前自愿自行缴税的事情，也被认为是君子不贪钱财。不苛求百姓的美德，成为一时的美谈。
历经正德、嘉靖、隆庆到如今，收取商税，必然被称为是盘剥百姓，搜刮民脂民膏的禽兽之行，反之则是让民生安乐君子之举。
唯一还有些效力的商税收取，就是自杭州到京师这条大运河上设置的七个税关，船只过税关都要进行货物查验，按照所载货物的价值进行收税，可这七个税关徇私贪墨极为的严重，更别说许多货物都是通过免税免检的漕船来运输，压根收不到什么。
商税税制败坏，形同虚设，前期有前期的原因，到了中后期，却又有不同，大明南方有远超北方的经济繁荣。
这种经济繁荣又带来了教育程度的提高，江南的富农给子女提供的教育程度，北方往往要中小地主才能做到。
教育程度又决定了科举成绩的好坏，这又决定了在官场中江南人士的多寡，尽管科举取士有南六北四的硬性比例。但身在高位的文官大佬，几乎都是南人出身。
高官往往意味着他家里的富贵，即便家里短暂不能富贵，他也需要来自家乡的人脉和财力的支持。
换句话说，大明中上层官员往往都是出身于江南的富贵阶层，而这个阶层的繁荣富贵，是和工商业分不开的。
或许在初始的时候是依靠土地进行剥削，但真正的增长是在工商业繁盛起来之后，江南大富之家，或许不是大地主，但肯定是大商人和大作坊主。
他们和海上贸易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也是商税的税基主体，所以商税对他们来说是不可碰触的底线。
收取商税，就是对他们切身利益构成了损害，任何试图进行这个举动的人都被视为敌人，都会面临整个江南士绅阶层的压力。
这个阶层，他们的子弟不断的成为大明中枢的高官显贵，不断的维护这个阶层，这个阶层又依靠着这个维护不断的膨胀，然后周而复返，成为了一个不能碰触的利益集团。
谁去谈收取商税，谁就是个这个阶层为敌，谁就是和从这个阶层出身的高官显贵们为敌，如果从这个阶层所涵盖的人群来看，说是和天下士子为敌，和天下文官为敌，或许牵强了些，但绝不能说是错误。
这也是大明朝廷派出税监、矿监、织造等等内监前往各地，为内库搜刮收取钱财。各地的文官总是前赴后继的进行斗争，要知道这些敢于斗争的文官并不是什么清廉之辈，他们平日搜刮贪墨的钱财并不比这些宦官们少多少，而且宦官们搜刮的还有些入内库花在公处，这些文官们搜刮的则是尽入私囊。
可每次有这么出来斗争的一人，全天下无论朝野，舆论肯定是偏向这文臣，什么铁骨铮铮，风骨凛然的评语纷纷加上，为什么，就是因为此人维护了士绅阶层的利益
为什么权倾天下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总是谈天下财赋总有定数，只是清丈土地，改革农业的赋税徭役，而不去触碰油水要丰厚许多的工商业，因为他也不敢与这个阶层为敌。
士绅即是官绅，有功名者无需缴纳赋税，土地这一块国家已经无钱可收，可商税也不能动，否则就是公敌，一代代的下来，工商地主，江南士绅已经成了在大明帝国身上吸血的怪物和寄生虫，他们越繁荣。大明得不到任何好处，甚至有害。
平安牌子是什么，以京师看，平安牌子除了对青楼赌坊收取的银钱重了些之外，对那些商户收取的钱财绝称不上盘剥，可以说非常的合理。
平日里地痞无赖、当差的差役前往骚扰敲诈，店铺里也要损失，还要耽误正常的生意，平安钱收取的数目不比这敲诈勒索损失的多，而且还让人放心做生意，不能说是坏事。而且大生意交的多些，小生意交的少些，也是公道。
但这是根据各家的生意进出数额来定的，那个什么治安司派出吏目去查各家的账簿，然后根据这个数目收钱。
这是什么，说是平安牌子，可实际上就是商税，变了个名目，不代表大家看不明白，能坐到这个位置的，没有人是只读圣贤书的傻子，谁都明白其中意义。
京师是天子脚下，实行此事的不过有锦衣卫几个百户，顺天府一个通判而已，可这背后却有司礼监大太监张诚，甚至还有皇帝的影子。
不过是京师，毕竟不是江南根本，或许天子一时好玩，等这兴趣过后，大家徐徐图之，废除这个政令就是了。
可那王通在京师搞这勾当还不算，居然还要在天津这么搞，更可恨可恶的是，天子居然支持，还要下旨。
先是京师，再是天津，如果一个个的做成，岂不是要推而广之，如果此时不去据理力争，这之后被人认为对这个名为平安牌子实为收取商税的政策默认，甚至是支持，那可就滔天大祸临头了。
自己或许看得开，在家积攒的那偌大基业，身后儿孙的富贵荣华怎么办，必须要争，必须要去阻止。
可怎么张口，方才两位都御史以退为进的磕头死谏。说出那么重的话来，小皇帝居然喊进来了侍卫抓人，尽管没有动手，但万历发这么大的脾气还是第一次。
怎么说，谁去说，是要阻止，可为了阻止把自己的官位丢进去，那未免太不值得了，屋中诸人面面相觑。
都察院的两位都御史刚才还耿直谏言，此时却后退两步，再也不愿意出头说话了，众人目光短暂的交流了一阵，到最后还是都集中到张居正的身上。
“陛下，圣旨一下便是法度，可天下万事都有道理，平安牌子之事，从古至今，闻所未闻，更让锦衣卫去负责此事，其中更容易舞弊徇私，陛下，可否赐告臣下，这平安牌子的道理，也好让臣等有个做的缘由，也可以让那些挂牌子的商户心服口服？”
听到这话的人都是心中叫了声好，那王通撺掇着皇帝来做这件事，无非为了逢迎天子，搜刮钱财，那能有什么道理，在朝议上说不出道理，无法理直气壮，张阁老和冯公公就可以奏明太后，连京师的平安牌子都可以取消。
“张先生，诸位爱卿，寡人问你们，天下间的店铺所用的土地是谁的？”
“回禀陛下，率土之滨，莫非王土，自然是陛下的。”
“再问诸位，这外面的城墙是谁修的，谁出的银子？”
“……是朝廷出的银子……”
“是谁派兵马巡街护卫，是谁派兵马镇守四方，护佑他们平安做生意！？”
“自然是陛下，自然是大明朝廷。”
“他们能做生意，能平安如此，全都是朕在花钱修筑城墙，供养兵马，为什么朕就不能跟他们收钱，收上来的银子难道全是朕一人花用，还不是用在百姓身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难道有错吗！！？”
二百七十一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又有何错！”
万历皇帝的语气并不重，说完之后文渊阁中却是一片安静，接着众人开始小声议论起来，张居正也震动了下。
这时候再也没有人说什么君前失仪，冯保转头压低了声音问道：
“这些事可是你教万岁爷讲的？”
他问的人正是张诚，张诚满脸苦笑的说道：
“冯公公，咱家晓得轻重，又怎么会教给万岁爷说这些，再说，这些话，咱家也琢磨不到啊！”
万历皇帝说完这些话之后，坐直了身体，他说这番话的时候还有些忐忑，说完之后却发现文官们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不见了。
这些平素里满口大道理的大佬们脸色都有点尴尬，不顾在文渊阁中，天子之前，就在那里彼此的交换眼神，互相示意。
看到这一切，小皇帝的心思也渐渐安定，靠在了椅背上。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句话的确没有任何错误，如何反驳没有错的话，还是在天子口中说出来的。
“陛下，君子好义，小人贪财，一味的追求微末小利，不是正道啊！”
“陛下，太祖爷曾经说轻徭薄赋，这是祖制，不能擅改，陛下，世宗肃皇帝前的几位祖宗，多次向外派出内监，弄的天怒人怨，民乱不断，陛下今日重新行此政，那就是开祸乱之源，陛下慎之！”
“陛下，不应与民争利，张阁老清丈田亩，改革田赋税制，国库充盈，何必去与民争这微末小利，徒惹百姓怨气。”
短暂的安静之后，屋中的每名大臣都说了自己的意见，不管身份地位如何，也无论方才的说话没有。每个人都表示自己的反对。
只有张居正在那里沉默不言，万历皇帝坐在那里，神色却没有方才的愤怒和郁闷，他脸上甚至浮现出笑意。
这笑意不是方才的故作镇静，也不是讥讽，而是一种自信的笑容，大臣们所提出的理由，不是祖宗法度就是圣贤道理，可都经不起一驳，站不住脚的说法。
王通信中所说的果然有用，这些道理一条条的摆出来之后，群臣似乎乱了阵脚，万历皇帝从小就有一种对金银钱财的执念，自他记事的时候起，就是听他的父亲和大臣们绞尽脑汁的为国库操心。
四处花银子的地方太多，而国库的来源又太少，入不敷出，年年都有亏空，这些话甚至在他当上皇帝，去慈圣太后和仁圣太后那边的时候，也经常听两位太后说起国库枯竭之事。而这位一直做他老师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也是每日里为了如何充实国库殚精竭虑，潜移默化的，将万历皇帝培养成了对钱财极为看重的性格。
王通所做所讲的，都是如何赚钱，如何用正当的手段从民间收到钱，这也是万历皇帝对王通愈加信重的原因。
两人自从开始通信之后，落于笔墨之后，闲谈趣事就少了很多，人都不自觉的严肃了起来，王通讲述自己在天津的所作所为，万历皇帝看着有趣之余，往往要询问，王通为何这般做，这样做的意义如何。
这平安牌子的作用就是王通在最近的书信中用系统的理论解释了一番，从前在张居正的教育下，万历皇帝的思路几乎就是集中在农田上，认为朝廷的财赋收入只应在田赋和盐税上腾挪，王通这平安牌子带来的概念，却给小皇帝开启了另外一个方向，原来天下间还有这般的聚宝盆，摆在眼前许久，却没有人去碰。
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城墙遮蔽，军队护卫的理论，都是这王通在书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