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不忍成历史-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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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因为死者都穿军装，并带有枪支”，我方坚持飞机上那个女性是非军人，现场还有她一双白皮鞋。而且“文革”期间，我国民航均由空军管理（蒙古民航也是由空军管理），不能以军人驾机就片面认为是军用飞机。由于双方立场不同，唇枪舌剑非常紧张，谈判陷入僵局。谈判在温都尔汗进行了五轮，但最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最后蒙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单方签定了《现场调查纪要》和《安葬纪要》。一场夜以继日的紧张谈判不欢而散。这时中国使馆打来长途，让许大使速返乌市，想必国内急于得到飞机失事的情况。下午6时，双方悻悻登机返回乌兰巴托。

事后回想起来，蒙方强调“军用”二字不是没有道理的。但由于当时国内没有讲明飞机性质和其他更多情况，只是告知飞机因迷失方向误入蒙古领空，驻外机构必须按上级指示和口径办事；同时蒙方一再强调飞机是“在没有外来影响下，由于自身不明原因坠毁”，似乎在有意躲闪什么。加之不久前，苏联以间谍侦察为名，在某军事敏感区上空将一架他国民航客机击落，这就加重了我方对飞机坠毁原因的怀疑，在实地勘察中也偏重这方面调查；关于飞机上的“黑匣子”（驾驶员座舱语音记录器）我们没有提出索要，这是非常遗憾的。我使馆人员当时没有这方面常识，国内也没有这方面的要求。据航空专家讲，三叉戟“1E型”已装有“黑匣子”，这使对飞机失事的调查缺少了许多宝贵资料。其实早在许大使到达失事现场之前，“黑匣子”和飞机上的一个发动机已被苏联人取走了。就在许大使离开现场不久，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又来到坠机现场，挖开墓穴，割下林彪和叶群的头颅，架起大锅煮烫去皮后带回莫斯科（苏联保存有林彪1938—1941年在莫斯科治病的详细病历）。

回到乌兰巴托后，许大使立即向外交部做了汇报，根据国内指示就尸体和遗物索要工作继续与蒙方交涉。中方急切的态度引起了蒙方的疑心，蒙方要求中方提供死者的姓名和身份。为了防止蒙方要价，许大使奉命停止了外交交涉，并派孙一先带着有关资料返回国内汇报。

我的姥爷孙继述

小时候，姥爷在我的记忆中很遥远。我在南国广州，对远在东北沈阳的姥爷只有一个浅浅的印象。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父母很少提及他，只知道沈阳的姥爷生活低调，长期赋闲在家，但有知识，手很巧。20世纪50年代末，国家经济和科技尚不发达，姥爷给我们寄来了自己制作的矿石收音机。那用硬纸板压出的弧形机壳，用红色电线做出的刻度盘，犹如一件工艺品，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着实让我们这些外孙们惊诧不已且爱不释手。到了60年代，姥爷又给我们寄来了用塑料肥皂盒做的半导体收音机。1968年我参军入伍，正值文化大革命，按部队规定，战士是不允许使用半导体收音机的。可是我太喜欢了，于是，我采取瞒天过海之术瞒过连长的检查，将这个冒充“肥皂盒”的半导体收音机带到了连队。尽管当时不便使用，但它却在我的行囊中伴随了我的军旅全程。

长大了，我逐渐对姥爷有所了解。记得是1979年3月上旬，我恰从广州回京探亲。父亲刚刚解除审查回家的第四天，有人来访，我去开门。见门口站着一位身着军装、略显福态、慈眉善目的老人，旁边还有位清瘦的女同志。他们用浓重的东北口音问到：“这是孙辛女儿家吗？你是孙辛什么人？”谁是孙辛？我一时愕然！后来我得知来访者是军委炮兵副司令高存信伯伯和夫人白竟凡阿姨。他们不仅是父亲在冀中军区的老上级，也是延安时期与姥爷同在“东干队”的领导。从那时起，我知道了姥爷曾经使用过两个名字，参加革命前叫孙继述，参加革命后叫孙辛。

后来我回到北京，离东北近了，与姥爷接触多了起来。加上我在部队曾做过无线电报务员，和姥爷过去曾是同行，因此共同语言也格外多些，日久天长，我对姥爷有了更多了解。

投身抗日

姥爷1911年出生在沈阳市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虽不富裕，还算殷实，兄妹5人均受到过良好教育。

16岁那年，受父母之命，经媒妁之言与比他大一岁的姥姥结婚。听姥爷说，结婚前，在双方家长策划下，曾在沈阳中街的一家杂货店里“偶遇”过一回，远远地“瞄”了姥姥一眼，长得咋样也没怎么看清楚，成亲那天不免有些忐忑。进洞房后掀开姥姥的盖头，只觉眼前一亮，哎呀！长得还挺漂亮。

18岁那年，姥爷从沈阳电报学校毕业就业于沈阳电报局做国际电报报务员，邮电局属国家公务员系列，每月工资80块现大洋。按当时的物价，生活绝对是温饱有余。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在不做亡国奴的思想驱使下，姥爷毅然携家眷（姥姥、母亲、）离开沈阳赴天津，在天津电报局任打字员、无线电报务员。

1937年“七七”事变，天津也沦陷了。当时的国民政府交通部命令天津电报局停业并决定：职工家在北方的一律停薪留职；家在南方的可去南方各局就业复职。

根据这一规定，姥爷属停薪留职一类。但他既不能回日本占领下的东北老家，这有违当初逃离沈阳的初衷，又不能继续留在正沦为日本人统治的天津。为了寻找生计，只能将姥姥、母亲、舅舅寄放在沈阳的大哥家，孑然一身投奔汉口交通部要求复职。临别时与姥姥约定：“打不倒日本我不回家，打倒日本要饭也要回家！”满怀生离死别的悲愤，姥爷乘船离津绕道香港，经广州抵达汉口，并获准在汉口电报局国际电台工作。

在当时的形势下，汉口本应呈现一片同仇敌忾积极抗日的景象。但战时的武汉灯红酒绿，到处可见国民党的腐败和消极抗日。所幸姥爷有读书看报的习惯，他从《新华日报》上经常能看到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抗日救亡活动的消息，同时从三联书店的进步书刊中得到启迪。姥爷不仅萌生而且坚定了投身抗日的信念，也确定了投奔革命的方向，到延安去！

此时恰逢西安电报局要报务员，姥爷便申请到西安电报局工作。在国共合作期间，西安设有八路军办事处和东北救亡总会。由于这些机构的合法存在和活动，西安街头到处可见抗日救亡的标语，这就更坚定了姥爷去延安的信念和决心。

去延安

延安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各界爱国人士和热血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但当时从国民党统治区去延安参加革命并非一件易事，要冲破重重险阻，须经受重重考验。

根据当时规定，电报局的报务员即视为国家公务员，若擅离职守即是非法行为，何况是去投奔共产党。因此首先必须取得合法手续离开电报局，惟一的选择就是请病假获准离开。

其次，去延安参加革命还需要相当单位的介绍。姥爷是经过“西安东北救亡总会”介绍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但如何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办理去延安的手续还是一大难关。虽然是国共合作期间，但八路军办事处驻地周围遍布国民党的特务，必须提高警惕，稍有不慎即会被跟踪和绑架。

从西安去延安是第二难关。原有的交通工具已被国民党阻断，去延安只有徒步而行，800里路程要走十几天。不仅如此，由于去延安途径的大小县城、村镇都有国民党军特驻守，对去延安人员倍加注意，时有绑架发生。因此只能躲开城镇一路绕行，食宿在偏远的乡下，这对于城市青年来说也是一次磨练和考验。姥爷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了他们，毛主席说，……你们来延安参加革命要学会三件事。第一件你们已经做到了，你们步行800里走到延安来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你们还要学会开荒种地；也要学会打草鞋……

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我党在延安建立了抗日军政大学并在敌后建立了“抗大”分校，培养造就了大批党的干部，成为敌后和根据地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姥爷是1939年4月底到达延安并进入“抗大”八队学习，他将原名孙继述改为孙辛，3个月后提前结业调到抗大直属二队（即“东干队”）学习。

“东干队”全称为“东北干部工作队”，队长是张学思同志（张学良的胞弟，建国后曾任海军参谋长），副队长是高存信同志（东北著名民主人士高崇民之子，建国后曾任军委炮兵副司令）和罗文同志。学员大部分是来自东北军的中下级军人和原东北大学的流亡学生，这些人是我党为收复东北储备的骨干。在技术干部里只有姥爷是做电信工作的，还有两名医生和4名朝鲜同志。

“抗大”的学习虽是短期的，但相当紧张，除讲授军政一般理论外，还有哲学、联共（布）党史等马列主义基础课。讲课的教员都是些知名学者和中央领导同志，有时还能听到毛主席在大会上的讲话和周副主席关于国际国内的形势报告。

“抗大”的学习和生活是比较艰苦的。窑洞是宿舍，露天为课堂，每人一个小马扎既是课桌又是坐凳，上课开会随身携带。吃的是小米，菜金每人每天一分钱，每人每月发给零用钱一元。

尽管生活艰苦，但业余生活仍是丰富多彩的。那时学校经常可以看到话剧、京剧和歌曲演唱会。各单位自己动手排演一些小型文艺节目，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在大的集会会场上更是歌声不断，此起彼伏，“抗大”的啦啦队生龙活虎甚是活跃，很有知名度，连当时美军观察团和一些国民政府的官员来此参观都深受感染。

延安开展体育活动虽受到地形和器材条件限制，但篮球运动还是较为普遍，在篮球场上时常能见到朱德、贺龙等中央领导的身影。

开赴敌后

1940年抗大“东干队”结业后，全队集体调赴冀中军区，姥爷被分配到司令部三科任通讯参谋，分管司令部的电台和电话通讯工作。在冀中姥爷和在作战科当参谋的我的父亲同在一个司令部工作。后来，每逢说到这一段，姥爷总会自嘲地对我说：“哼！那时在我们这些老参谋眼里，你爸不过是一个只会接电话的小参谋。”

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最困难阶段，冀中根据地是靠近京津地区的敌后根据地。日寇占据津浦、德石等铁路沿线，筑有碉堡，不断对根据地进行扫荡，斗争非常残酷，冀中的部队已没有条件集结进行大规模地运动作战。为了适应形势需要，冀中军区采取“化整为零”的策略，把军区机关疏散到六分区的各个游击小分队坚持敌后斗争。当时武器弹药稀少，并优先保证一线作战部队。像姥爷这样的技术干部仅配给一颗手榴弹。姥爷说，这颗手榴弹是最后留给自己用的。姥爷曾自豪地对我说：“当年在冀中打鬼子，使用挑门帘子战术，我们在门后躲着，鬼子进来一个我们整死一个。”说得煞似轻松自如。但我也当过兵，很清楚被鬼子堵在屋里那种走投无路的滋味。整死一个好办，来一群呢？

为以防万一，不给敌人留下可以证实个人身份的东西，部队将所有的文件统统销毁，姥爷的一枚“抗大”毕业证章是无意中滑入衣服的夹层角里才得以保存下来。

1942年“五一”反扫荡后，姥爷调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任司令部通讯参谋和在职报务员培训队队长。当时冀中各部队报务人员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战指挥，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来自各部队40余名现职报务员参加了培训。由于战争形势恶化，鬼子连续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培训队根本没有集中训练的条件。无奈之下，姥爷和指导员只能各带一个培训班分散活动。一次几乎与敌人遭遇，他们发现敌情后及时转移到山上。此时正值严冬，由于衣着单薄，不少同志被冻伤。

重回延安

1943年底，根据抗日战争的发展，为大反攻接收城市做好组织准备，军委三局决定在延安通信学校开办有线电报培训班，姥爷从前线调回“延安通校”任专职教员。

培训班的学员都是来自各部队从未接触过有线电报的通讯人员，约40名。授课没有教材，姥爷运用过去电信学校所学的有线电报常识和在国民政府电信部门的实践，亲自编写了《有线电报通报用语》小册子，要求学员下工夫熟记通报英文用语，同时概要地讲授了电磁学。为了掌握有线电报的通报技术，给学员的实践机会，姥爷利用仅有的两部音响机分别装到两个窑洞里进行实际操作收发电报训练。通过近一年的学习，学员基本掌握了有线收发报技能。

另外，姥爷利用课余时间给学员们介绍了国统区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