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不忍成历史-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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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汕头读中学的李春蕃一下子被卷入了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他参加各种集会、倾听演讲、辩论，此时他已感到潮汕的世界太小，急需到外面见见世面。他不顾家人反对，在堂哥李春涛（国民党左派）支持下，经学校推荐，进入了同是教会学校的上海沪江大学。
一个学期结束，家庭断了他的经济来源。为了能继续读书，他向校方申请半工半读。好在校长和老师对他早有好印象，立即批准他在教务处当抄写员。白天读书，晚上工作两小时，星期日半天，可免交学费和伙食费，每月还有些零花钱用。为了能多挣些零花钱，他开始翻译英文短篇故事向报社投稿。他弟弟李春纬曾回忆，那时哥哥生活很苦，上海沪大是个有身份的地方，学生个个西装革履，而李春蕃只有一件灰布长衫，在人群中非常扎眼，看上去好像黄包车夫……有一次，趁天色昏暗，他把铜板涂成金色去买饼吃。
然而，在新文化运动中心之一的上海，李春蕃有机会接触许多新生事物。这段时间他读了李大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受到深刻教育。由于在教会学校念书，他的英文水平迅速提高。他借助字典翻译了美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上的文章，用“李春蕃”、“马丽英”等名字发表在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上，并先后在该刊上发表他翻译的列宁《帝国主义论》、《农业税的意义》，考茨基《社会革命论》等文章。在对各种思想、主义进行学习研究后，他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然而李春蕃翻译的左派文章受到校方关注，被取消了半工半读资格，而后又以闹学潮为名将其开除。
他转入上海大学继续学习。上海大学实际是共产党办的，多数学生思想左倾，其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当时一间宿舍挤住数十名学生，李春蕃与张太雷同睡一张两层架子床，当时在校学习的还有李硕勋、陈伯达、康生、杨尚昆等。同时他参加了张太雷发起的“非基督教同盟”，从而认识了张太雷、王一知（张太雷夫人）、杨之华、瞿秋白和他的弟弟瞿景白。瞿秋白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张太雷是上海大学兼课教授，两人是同乡，又都是留俄同学，英文、俄文都非常好，李春蕃经常向他俩请教，因此接触到更多的俄文版的马克思读物。在两位老师的帮助下，李春蕃首先翻译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由张、瞿二人介绍，在上海书店出版（上海书店是共产党在上海开设的书店）。
上海大学革命气氛浓厚，而李春蕃就读的社会学系更是如此。系主任瞿秋白经常邀请李大钊、章炳麟、李春涛等知名人士来讲学，阐述革命道理。1923年秋，李春蕃在杨之华（后成为瞿秋白夫人）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时，孙中山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以俄为师风气日盛。这段时间，李春蕃翻译了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该文译出后发表在《觉悟》上。据柯老生前回忆：“马克思自己写的著作比别人写的介绍性著作更容易懂、更有吸引力，因此我萌生了翻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念头，翻译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提高英文水平的有效手段。”
参与筹建黄埔军校潮州分校
1925年，广东革命轰轰烈烈，彭湃领导的汕头海陆丰地区的农民运动也如火如荼。瞿秋白、张太雷先后离开上海到广东参加革命战争，李春蕃也辍学返回故乡，到澄海中学当教员。家乡的青山绿水和安静的教书职业，使他有了一个很好的译书环境，他开始翻译马克思的名著《哥达纲领批判》。他收集了３个英译本，相互参照，反复推敲，日夜赶译，完成后将译稿寄到上海解放丛书社，自费印刷。该书头版印2000册，很快销售一空，以后一印再印。这本书是他翻译马克思著作在国内流传最广的一本书，成为我党许多党员学习马列的早期读本。前驻日大使柴成文曾说：“我年轻时，接触的第一本马列的书就是柯老翻译的《哥达纲领批判》。正是这本书的启蒙，才使我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5年11月，国民革命军北伐。黄埔军校在潮州筹建分校，蒋介石兼任潮州分校校长，汪精卫任党代表。何应钦任教育长（后代校长）。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分校政治部主任，王昆仑为秘书，借用潮州湘太马路李厝祠为校址。
担任黄埔分校早期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为分校的创立和政治工作的开展，倾注了一腔心血。他不仅聘请黄埔本校的熊雄、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员为分校的政治教官，还聘用共产党员李春蕃、国民党左派李春涛到校讲课。潮州分校自1925年12月正式开办到1926年底结束，共举办两期，为北伐军输送了800多名学生。他们在北伐军各部队中担任军事或政治工作，参加了北伐历次战斗，有近200人伤亡。他们的名字载入黄埔军校同学荣哀录。
北伐二次东征胜利后，东征军总政治部改为东江行政专员公署，辖潮汕地区。周恩来任行政专员，委任李春蕃为国民党澄海县政治特派员。1926年夏，他被调往广州，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教官，并协助张太雷编辑中共两广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
1927年春，李春蕃回家奔父丧，抽空翻译了马克思《一八四八年六月巴黎无产阶级之失败》，刊登在《岭东民国日报》副刊《革命》上（刊头系周恩来题写）。同年10月，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上刊出李春蕃所翻译的列宁《国家与革命》全文。
两次虎口脱险，营救澎湃
1927年４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三日后，何应钦之弟何辑伍在汕头发难。４月14日李春蕃的堂哥李春涛被捕（后被杀害），国民党随即到《岭东日日新闻》报社去抓人。李春蕃当时正在报社看书，听到门外喧闹，感觉情况不对，丢下书就往外跑，在门外被国民党截住，问他是干什么的？他机智答道：“送饭的”。摆脱了敌人的盘查，随即转身跑进一条死胡同，情急之中他翻墙跳入一户人家。没想到这户人家正好是他的女学生黄启农家。黄见状，立即引他到储藏室躲起来。黄启农是一进步学生，她不怕危险、不怕劳累，对李春蕃照顾有加，使他倍感温暖。时间久了，情感有所发展，在澄海形势稍有缓和后，两人喜结良缘。
为了逃避敌人追捕，李春蕃改名柯柏年，携妻逃往泰国投奔黄启农的哥哥。泰国是华侨较集中地区，当局为加强管理，有严格户口制度，柯柏年被通缉显然属黑户口。妻子怀孕临产，不敢上医院，无奈只得到书店买了本怎样助产的书，按他自己的说法：“那时年轻，胆也大，买把剪子，煮锅开水，照书上的步骤，自己做了接生婆。”这样，他用自己的双手迎来第一个孩子的降生。
1929年初，柯柏年携妻辗转到上海，加入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成为社联党组成员之一，以此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这年的１月７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以批判“立三路线”为名，在党内推行了一条更“左”的路线。瞿秋白、周恩来受到指责，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出现一片混乱。他们大搞游行示威，发动“飞行集会”，使许多党员、团员和革命群众暴露在敌人面前。中央在上海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被国民党查抄。1931年２月７日，反动派在上海龙华秘密杀害了柔石、李伟森、胡也频、殷夫和冯铿等24名革命同志。随后，洪灵菲、应修人、潘莫华等革命作家也相继遇难。敌人去逮捕柯柏年时正赶上他去逛书店，得知消息后迅速脱身。可以说是嗜书使他躲过一劫。
在上海，柯柏年直接受陈云领导，并参加了我党的特科工作，其主要任务是负责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掌握敌人动向，反奸除奸，营救同志等。
1929年８月24日，彭湃等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12号召开江苏省军委会时，由于其警卫员白鑫的叛变而被捕。在陈云领导下，特科组织了营救工作。８月29日，彭湃由上海市公安局水仙庙看守所押解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途中，特科采取了行动。但由于时间仓促和经验不足，运到的短枪枪管里塞满了黄油，不能打响，在找煤油清洗枪械时放走了囚车，劫狱失败。８月30日，彭湃遇害。彭湃与李春涛都是柯柏年的同乡、学长、革命的领路人，每每说起这次失败的营救，柯老都有说不出的懊悔和难过。
按说，特科的同志长期战斗在敌人心脏并担负极其艰巨的营救和除奸工作，个个理应百步穿杨且身手不凡，但柯柏年根本看不出有这方面特长，一介书生模样。他的孩子们说柯老挎了几十年枪，可能根本不会放！20世纪50年代，北京市公安局清缴社会私存枪支时，柯老将自己珍藏的一支毛瑟（驳壳）、一支白朗宁上交给了组织。
白区的中央遭到致命打击，党的中央机关已无法在上海生存，被迫转入江西根据地，“中国左翼文化界联同盟”也转入地下。这段时间，柯柏年东躲西藏，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生活极其艰难。他出身书香，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做工务农都不行。在泰国曾办过鸡场，因发鸡瘟，血本无归。此时只能以笔为生。1932年４月在上海主编《研究》杂志，只出了一期就被国民党查封了。其间为了生存，他自学无线电技术，试图开个电器行谋生，最后也不了了之。
参加延安整风
西安事变后，党中央于1937年初由陕西保安（今志丹县）迁往延安，中国革命有了一个较稳固的后方。柯柏年北上与党组织接上关系，被安排到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任教，讲授哲学和社会发展史，不久又转到中共中央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兼院长，柯柏年任西方革命史、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洪文涌任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艾思奇任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欧阳山任中国文化研究室主任，师哲任俄语研究室主任，王思华任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张心如任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等。
马列学院还设有编译部，这段时间是柯柏年翻译工作的黄金时期，先后与其他同志合作翻译编辑了：恩格斯《革命与反革命》（王实味、柯柏年译）；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通信选集》（柯柏年、艾思奇、景林译）；马克思《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柯柏年译、吴黎平校）；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柯柏年译）。
张闻天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并兼该部主任。他规定，翻译人员每天至少译汉字1000字，每千字可得稿费边币一元钱。
1942年２月１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风》报告。28日通过《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至此，以整顿三风（党风、文风、学风），与其相连的整顿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为标志的延安整风开始。
整风学习刚开始很正常，柯柏年、吴黎平、艾思奇、张仲实等受命编辑《马克思、恩格斯方法论》，完稿后交毛泽东审定，并作为整风学习材料之一在延安出版，在各解放区大量印刷。大家认真学习文化，研究党的政策、方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了一批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然而，这场整风运动随后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1942年６月２日，党中央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为组长，康生为副组长，领导全面整风运动。由于康生回国后当上了中央党校校长和中央社会部部长，掌握了教育、审干的一部分权利，且又善于耍两面派，见风使舵。他做出忠心耿耿和一贯与王明路线斗争的样子（在莫斯科他是王明忠实拥戴者，曾高呼过“王明万岁”，延安整风却摇身一变成为反王英雄），取得了中央的信任。
整风运动开始不久，中央研究院被点名为“教条主义大本营”，定为整风运动的重点，后又作为审干重点，把矛头指向一些老同志。中央研究院有一名特别研究员、老共产党员王实味，在整风开始后写了几篇杂文，批评他认为出现在延安的不良现象。他对延安经常上演京剧《玉堂春》、在周末举办交际舞会极为不满，认为前线将士为抗日流血牺牲而后方却歌舞升平，与战时气氛不协调，便在《野百合花》中以“歌喉玉堂春、舞回金莲步”对这种现象做了尖锐讽刺。
文章发表后，被国民党利用作为攻击共产党的口实，王实味为此受到批判，被打成托派分子。柯柏年的英文水平较高，译著也多，与王实味一起做过翻译工作，自然也逃脱不了关系，被指责为“教条主义典型”遭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