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不忍成历史-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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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戍区不但在首都机场，而且在北京地区各个军用机场附近，配置了数团齐装满员能够快速机动的地炮、高炮、坦克和摩托化步兵部队，各部队都制定了反突袭、反空降方案。
周恩来殷殷叮嘱：“你们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要接受布拉格事件的教训。你们特别要把机场调度指挥系统控制起来，部队不一定多，但要精悍。还要注意，我们不首先开枪。所以部队要做两手准备，要配备一些棍棒之类的冷兵器，要挑选一些会武术的战士去执行这个任务。”
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吴忠立即把副参谋长邱巍高找来，做了具体布置，并要邱巍高到现场组织落实。吴忠又把周恩来的指示和他们的执行情况向总参作战部做了汇报。
父亲得到报告后，指示作战部的一位处长去现场对卫戍区部队落实周恩来的指示情况进行检查。这几件事情表明，在1969年战备最紧张的日子里，周恩来和林彪都在抓战备，而且在有些问题上是所见略同，不谋而合。
据“林办”秘书张云生在《实话实说“林彪一号令”》中提到：“据我观察，林彪为防止苏联借谈判之名对我实施突然袭击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命令发出后，他一直在注视着苏联方面的动静。10月20日那一天，他让我与总参作战部取得不间断的电话联系。林彪平时在中午12点以前就开始休息，但这天却坚持不等苏联代表团从飞机走下来决不睡午觉。他担心苏联人坐的飞机指不定会运来什么不祥之物。为此他吩咐我盯住北京的电话，探明这架飞机什么时候从苏联的伊尔库茨克起飞、何时飞经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何时飞越我国边境小城二连、何时飞经张家口、何时飞近我国首都北京。我是一步一报，他是听得不厌其烦。直到中午过后北京传来消息：代表团的飞机已经在北京机场降落……代表团在库兹涅佐夫的率领下，已从飞机上走下来。我外交官上前迎接，情况正常。林彪这才肯去休息。”
次日双方开始举行谈判。谈判中，苏方根本否认中苏边境存在争议地区，由于双方认识和立场差距太大，谈判从一开始便陷入僵局。这场谈判谈谈停停，延续了将近9年。双方代表团长换了几茬，始终未达成协议，这都是后话。但是“一号号令”在全军却被认认真真地执行了半年多之后，才逐渐做了调整。随着中苏关系暂时缓和，人们对紧急战备的指示似乎淡忘了。
因为当年我所在部队也曾执行过“号令”，据当时的敌情通报，沿中苏边境一线的苏军全部取消了一切休假，且调动频繁，有些部队似有向我前沿推进的趋势；驻在太平洋和远东一带的美军，也开始加强戒备；就连在台、澎、金、马的国民党军队也进入战备状态。各方面的动向表明，似乎战云密布，一触即发。
多年后我就“号令”的必要性与父亲交流过，他告知我这样一个情况：1969年5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指定陈毅元帅牵头，邀集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几位老帅共同研究国际形势，提出书面意见，供毛泽东考虑战略问题时参考。
四位元帅经过16次近50个小时的认真讨论，先后于7月11日和9月17日写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份书面报告，经周恩来呈送毛泽东。两份报告的基本观点是：苏联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并已做好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但是对华作战非同小可，苏联并没有战胜中国的充分把握。何况中间还有一个苏美关系问题，苏美矛盾大于中苏矛盾，苏进攻中国如不能速胜或两败俱伤，得益的是美国。四位元帅认为，目前，苏联不敢挑起反华大战。同时他们一致认为，中央决定加强战备非常重要，无论何时都不能放松战备。要立足于打，有备无患。
父亲还对我说了另一件事。1969年9月30 日，林彪在召见吴法宪、温玉成、阎仲川谈国庆期间战备工作时，一开始便讲了他对形势的基本估计和他的决心，他说：“这个仗看来八成打不起来，但要做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在这一点上，林彪与四位老帅观点相同。
从中外战争史上看，研究战争的因果关系，并不像验算数学公式那样简单，一成不变。战争打与不打或是大打小打，往往不是一开始就决定的。而是由敌对双方或多方多种因素互为作用、不断演变的结果。历史证明，当战与和两种可能都存在时，如果只把“宝”押在和的一边，往往要吃大亏。世界上有的国家近百年没有战争，但他们防备外敌入侵的工作却从不松懈。因幻想和平疏于备战而被外敌入侵的实例也不胜枚举。
1969年的中国战备是被迫进行的。饱受百年外敌入侵苦难的中国人民深知独立与自由的珍贵，他们牢固树立了以正义战争抵御非正义战争的精神和物质准备，绝不允许历史悲剧在中国重演！根据当时中苏关系的现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一方面要坚持原则准备谈判，另一方面则是预防战争的突然报爆发，并力争将战争爆发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特别是在珍宝岛战斗后，中苏双方都在抢时间！而“一号战斗号令”不过是1969年诸多战备工作中的一项工作。 就是在今天，我们的军队也要随时以自己的实力和忠诚，保卫改革开放的成果。因此，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当年的备战并不为过，由于中方的高度戒备而引发敌方的过度反应也在情理之中。正是因为中国军队战备充分以及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才最终制止了苏联踏上战争的脚步。
七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后，林彪一下子从神变成鬼，他的历史受到彻底清算，来了个大翻个儿。
父亲因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留北京值班未参加会，加上他那种除工作外对其他事情一概不过问不打听的自我封闭作法，使他对“九一三”之前中央领导层内部已经出现并急剧发展的反常情况并不清楚，也很不敏感。中苏关系虽有所缓和，但战争威胁并没排除。作为分管作战工作的副总长，他满脑子是战备工作，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没人跟他“路线交底”或透风。9月13日10时左右，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向几位副总长传达了林彪出逃的消息，父亲犹如晴天霹雳，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随之陷入了迷惘之中。但当时并没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周恩来还向父亲布置部队的戒备工作。
9月24日，父亲随副总理李先念赴越南访问，他原定的任务是结束访问后代表团回国，他一个人留下来，赴越南南方考察战场，学习越南抗美经验。但到9月28日代表团回国前，突然通知他与代表团一起回国。在机场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找父亲谈话，让他揭发黄永胜。
从此，父亲开始了漫长的隔离审查生活。他在总参工作了2年零4个月，隔离审查时间是7年零6个月。最初的3个月仍在西山的机关住地，从1972年1月之后，便移交北京卫戍区3师看押，地点不详，事后我们才知道在北京的通县管庄。
在此羁押的人员不少，几栋楼关得满满的。每个人由一个班看押，关押条件极其恶劣，关押期间不能与任何亲属见面。父亲说这些人里，哪条线上的人都有，有的老同志“文革”初期就在这里了，林彪事件以后许多年还没有出去。海军参谋长张学思就是在这里被折磨至死的。在此期间，父亲生死不明，我们承受着巨大压力。
随着审查的深入，父亲大多数问题被排除了，但在“第一号号令”问题上始终过不了关。被定性为 “林彪政变反革命预演”的“第一号号令”像一座山似的压在父亲头上。
1971年底，负责对父亲审查工作的副总长张才千、陈继得同他谈话时，郑重严肃地告诉他：“总理已经讲了，‘一号号令’是林彪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预演啊！你要充分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做深刻的反省交待。”
父亲问定性的根据何在？
“总理问过主席：知不知道林彪发过一个‘一号号令’？主席说，什么‘一号号令’？我没听说过。”
“这一点也不奇怪，”父亲坦然地说：“主席那里那么多事情，怎么会去记一个电话稿的编号？再说林彪向主席那里的报告根本没有编号。别说主席不知到什么‘一号号令’，就连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等人，开始也不知到这个电话稿的编号。”
两位领导对父亲的答辩提不出新的论据予以批驳，谈话无法继续进行。
父亲认为自己和林彪、黄永胜等完全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执行公务均有据可查。“一号号令”绝不可能是背着毛泽东、党中央擅自发布的。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以武装斗争起家的毛泽东对军事的关心非同一般。中共执政后，他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却一直兼任军委主席。军队重大工作事项必须向他报告，特别是“文革”期间连调动一个营、一个连都要经他批准。那时像部队每天搞个五公里越野、不对炊事班搞个野炊训练都要报告毛主席。考虑到主席日理万机，军委办事组经研究后报主席批准，部队在营区五公里以内的军事训练报总参作战部备案即可。可想而知，像发布“一号号令”这样的大动作如何能瞒得住他？林彪“玩弄”这样的“反革命政变”岂不是引火烧身，自取灭亡？“号令”既然未经毛泽东批准和同意，他知道后又为何不予撤销而仍让其继续执行？况且，从1969年4月党的“九大”后到当年12月，经军委和总参向全军发布内容相近的战备命令不止一个。拿一个战备命令的编号大做文章，实在令人匪夷所思。①【刘志男：《1960年，中国战备与对美苏关系的研究和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妮娜第3期。】期间对专案组提出的问题，父亲凭着记忆，对每个问题的来龙去脉都能说得清清楚楚，所以经常与专案组“顶牛”。
总参机关开过几次团以上干部参加的批斗大会。据事后曾参加过父亲批斗会的同志对我讲，开批斗会时，在主席台上摆个凳子，父亲被带上来，光着个头，穿着一身没有红领章的军棉袄，脚上蹬着一双黑布老棉鞋。被叫坐后，不慌不忙从口袋里拿出香烟，又掏出个烟嘴插好，静静地等候批判。这时台下总参通信站的女干部就会带领狂呼口号，不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阎仲川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之类。每当会议组织者提出问题叫父亲回答，父亲都不急不恼有理有据认真对答，对不实之词时有顶撞，一时间会场大乱，这使组织者很恼火又无奈。接着又是一阵疾风暴雨般的口号，最后你父亲干脆就什么话也不说了。会议组织者本想打打父亲的态度，结果适得其反，草草收场。最后专案组只得将他的问题“挂”了起来。
后来听父亲说，专案组头一年还讲点道理，后面就不讲理了。他们态度粗暴恶劣，不仅让父亲承认在作战部所作所为与“反革命政变”有联系，甚至拿着某人在高压政策下做的、所谓湖南为林彪南逃做准备的伪证让父亲认账，要父亲向他学习。②【某主要领导谈《在湘遭遇》中提到，1971年8月7日湖南省委组织的哲学学习班去汨罗参观，因动用了专列，架设了电话；湖南省委为给主席修房子而派人去广州学习等这些正常广州，在张春桥的授意和高压之下，他违心地作出：“派出专人”、“架设专线”、“开出专列”为林彪难逃做准备的伪证。该证据被写入中央批林批孔文件。】这回惹恼了父亲，父亲当着专案组的面将这些伪证材料拽到地上。
事后父亲对我说：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们有责任帮助搞清楚。如果都屈于压力胡说八道，会伤害多少同志，以后有谁还相信共产党！
在排山倒海的政治运动面前，父亲深知，任何辩解都是徒劳的，惟一的选择只能是沉默。
近八年的牢狱生活是孤寂难挨的，生活苦点没什么，最重要的是没有了组织的信任，生命在这时间的磨砺中一天天逝去。好在父亲在留下了九本日记，记录了狱中近八年父亲的心路历程。
日记是从1974年1月开始的。从时间上判断，这段可能是审查告一段落被“挂”起来的时侯。
在首页上他写到：把我“在这里”所经历的“大事”小事、思想活动、还有学习心得、一股脑儿记录下来。可能没有任何用处，也可能作为判定自己思想标准的左（佐）证，随便怎么样吧，由他去吧！
过去两年没有这样做，一则自己没有预计会这样长，二则条件也不具备，连个本子也没有，现在也没有办法再作两年的追记，只好从头开始。
读过父亲的日记，我把日记的内容归纳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也是数量最多的是学习体会。过去工作忙没有系统的学习，现在如能把专案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