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民国当大帅-第8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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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已经走到了1912年的8月，南京留守府名下的军队基本上都裁撤完毕了，可袁世凯同学的善后大借款因为洋人狮子大开口，条件不断加码，依然没能顺利办下来。在后世很多人看来就无法理解了，袁世凯不知道换个人借啊，为什么非借这五家的不可呢？
到不是袁世凯吃了回扣非找五国银行团（美国已经退出）借钱不可，实在是五国银行团够无耻，够不要脸。而他们无耻和不要脸的根源来自于本国驻华公使馆的支持，这个支持是什么呢？哈哈，就是你袁世凯同学如果不找五国银行团贷款，那么偶们就不承认你这个政府是中国之合法政府。可笑不，历史就是这么真实。要在后世看来，不承认就不承认了，谁稀罕你承认了。当时的国人还真的是很稀罕的，至少袁世凯是不得不稀罕的。因为这些该死的洋鬼子一天不承认你这个政府的合法性，那么当时在中央（注意，不是中国）税收占据大头的两项，盐税和海关税你就一分钱都拿不到。
为什么呢？这是当年西太后非常勇敢的对八大列强宣战的恶果，辛丑战败之后。这位号称中国最了不起的领导核心喊出了量中华之物力，结各国之欢心的口号。
结果《辛丑条约》第一款就白纸黑字的写着：清政府赔款各国（共11国）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计982，238，150两（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担保。
这个担保的实际操作，就是这些税虽然还是你的，但是由洋大人代你收了。
末了，到了财政结算日，你还了洋大人的钱，洋大人就放款子给你。。。
现在好了，大清没了。这一年七八千万的税款都压在了洋大人的手里，而且洋大人也公开的说了，我不赖账，问题是，你们谁有这个资格来和我结这笔款子。
这个资格也是要花钱买的，善后大借款名义上是袁世凯去借钱，实际呢？是洋人逼着袁世凯借钱，这就是真实的历史，绝对无耻下流的空前绝后。
在今天看来，这个善后大借款里面有个非常好笑的关系。
第一， 袁世凯拿不到税款，所以没钱。
第二， 洋人要求袁世凯接受不平等的条件向自己借钱。
第三， 袁世凯不愿意借这个硬塞给自己的贷款，毕竟他不是小学毕业的工农干部，基本的常识还是有的。
第四， 洋人说你不借，我就不给你税款。
第五， 袁世凯拿不到税款，还是没钱。
历史上善后大借款最后谈成是在1913年，最后谈成的结果放在任何一个时代看，都是十分的苛刻的：借款总额2500万英镑（2。5亿银元），年息5厘，期限47年；债券9折出售，八四实收，扣除6％的佣金，净收入2100万英镑。借款指定用途，扣除偿还到期的庚子赔款和各种外债、遣散各省军队、抵充政府行政费外，仅余760万英镑，而到期归还本息竟达6789万英镑。借款以中国盐税、海关税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税项为担保。
同时还附带了一堆特别条款：今后未经银行团允许，不得向他国借债；由外国人参加盐税征收，在审计处设华、洋稽核员，凡关于借款款项之领款单须有华、洋稽核员会同审核，签押后方可提款；中国政府在北京设立盐务署，由中国总办1员、洋人会办1员主管；各产盐区设稽核分所，设中国经理、洋人协理各一员，共同担负征收存储盐务收入之责任：人员的任免，由华洋总办、会办会同定夺；盐区之盐纳税后，须经华洋经理、协理会同签字后方可放行；盐务进款存于指定银行，非有总办、会办会同签字的凭证不得提用。
这样的条件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商业贷款范围，完全就是一个新的不平等战败条约。
其实袁世凯也不是傻子，他也不想当卖国贼。看到这些个条款，他心里就发懵，于是他选择偷偷找别家借钱，这其中就有华比银行。
据说，时任财政总长熊希龄拿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你老袁为什么要拿税款，不就是因为没钱吗？你要是有钱了，还急着要这税款吗？不急着要这税款，你还在乎列强承不承认吗？
对啊，所以老袁立刻让熊希龄去找华比银行谈借款。
第103章 大开发（二）
1912年1月24日，一些被排挤在六国银行团之外的英法比国银行组成了一个国际财团，以比利时的华比银行为代表，开始秘密和北洋政府进行接触并就贷款事宜进行谈判。
相对与咄咄逼人的五国银行团，这个华比银行的条件就已经不是用温和可以形容了，简直就是温柔。合同规定借款利息五厘，九七扣，签订合同十五天后付款；中国以通常岁入以及京张铁路的净利和财产为此项借款的担保，并同意给该财团以出借一千万英镑的优先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指明借款用途。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果断签，这一借款史称比国借款。
3月14日，双方签约，第一笔款子约100万英镑即可到账。消息传出，立刻引起了五国银行团的不满，他们立刻指责袁世凯不守信用，各国公使也向袁世凯施压。最终4月29日，袁世凯不得不退还了比国借款，继续向五国银行团借钱。
于是人类历史上最强买强卖的一笔银行业务诞生了，五国银行团也因为自己的骄横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请大家记住他们的名字：英国汇丰银行、法国东方汇理、德国德华银行、俄国华俄道胜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
而华比银行最终没能和北洋政府建立业务关系，一千万英镑的贷款额度依旧躺在这个银行的账本上。弗兰基先生希望能把这笔钱借出去，而叶祖文回到汉口后到处宣传王振宇的湘西大开发计划也引起了弗兰基的注意，他约了礼和洋行汉口分公司的经理的汉斯，以及卢森堡的菲利克斯，一起拜会了叶祖文，并且明确的希望能了解湘西大开发计划的详细情况，如果可能，希望能为这个项目贷款和招商。
这方面比利时以前和大清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有过合作，当初全长1200多公里的卢汉铁路就是比利时人出资承建的。
卢森堡也是一样，汉阳钢铁厂的总工程师就是卢森堡人吕贝尔。
至于德国礼和洋行，很多中国的桥梁和铁路建设都有他们的影子。不过最著名的还是青岛的建设，这家洋行出力最多。王振宇一听到这个礼和洋行的大名，就立刻来了兴趣，自己正打算在安江建设整个湘西的首府呢，缺的就是有这方面经验的人才和公司，这不，自己送上门来了。。。
作为熟知历史的未来人，王振宇在割据一方，发展力量的初始也曾考虑过引进外资的问题。这不单单是个资金的问题，还有技术的问题在内。
这个时代的中国，虽然经过了洋务运动数十年的努力，建立了一定的工业基础，但是这种基础是单薄的。相当于后世中国足球不去搞基础性建设，不去搞管理制度改革，而是满足于选拔几十个苗子搞一个留洋队一般。洋务运动就是一个以不触动大清根本制度为标准的中国足球式的改革运动，这样一棵根基不正，目标不明的树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长出什么好果子。
结果几十年过去了，洋务运动虽然开了几朵鲜红的花儿，却依然改变不了中国的一片苍茫。
相比之下，王振宇的控制范围虽然局限于湘西一地，这个地方的经济，文化，交通放眼全国都是很垃圾的。但是就统治基础而言，却是领先于这个时代的。
一个政权崩溃的前兆，就是权力和利益被高度集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实在的高级动物，当你一家垄断了全部的好处，别人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改变自身的境遇，却只能为你的幸福增砖添瓦的时候。大家就会做出两个选择，第一是沉默，第二是爆发。
很多人会疑问，没有第三个选择吗？有的，不过只有一个人会选择第三个选择，无私奉献的雷锋。
为什么后世的中国足球搞不上去？就是因为一切都被小圈子化了。
管理权力始终被掌握在足协及其上级部门体育总局手里，而足球投资方除了出钱就不被允许有任何发言权；
球员和教练的选用始终在管理部门手里，而他们选用人员的标准就只有一条，论关系的远近亲疏；
联赛的分红也永远是管理部门拿大头，当然这也是他们死抓着管理权不放的原因；
至于这个行业投资人的利益，那就用一句英语就概括了：whocareyou？谁管你？
时针指向2013年，在一百年后的中国尚且如此，那么我们看回到1912年一百年前的民国。
在湘西这么个苗汉杂居，土匪，哥老会，神兵，商会各种势力交集的小地方，四府二十县的实际统治者王振宇却进行了一场堪称颠覆性的政治改革。
他依仗着自己手里的军事实力，在短短数月内成功的整合了湘西的各方势力。而他能够获得各方势力认同的原因非常简单，大棒加胡萝卜。
对于威胁他统治的，不服从他的，一根大大的杀威棒就毫不客气的朝着你脑袋砸了下来。现在在靖州县的西门，当初纠集在一起攻打县城的杨守银等四十多个匪首的脑袋还挂在那里，现在已经完全风干，完全看不出模样了，但是震慑的效果依然。。。
对于支持他的，他的回报也是立竿见影的。他开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一个先河，把地方的民政权力交给了这些支持者。其本质和后世的土地责任承包制是一样的，县人治县，民政自理。各地的宗族势力，商帮势力，社会名望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发现自己从官府统治之下突然转到了官府的头上。只要交足了镇守使大人的税，他们就可以在家乡这一亩三分地上对军队以外的事情商量着办。县长由自己任免，县政由自己制定，再也没有居心叵测的空降官员来此剐地皮，再也没有破家的县令，灭门的府尹。这种当家作主的感觉让大家愿意拿出自己家的私产，在自己的家乡修修路，搭搭桥，办个学堂什么的，因为这些钱不会被原来的上官所贪墨，而这些基础设施的改善，自己和子孙也能享用。
财富可以大大方方的摆出来，亮一亮，晒一晒，不用担心被官府盯上了，相反现在的官府还得担心被自己盯上，这种感觉太美妙了。
当然在这些地头蛇看来，改革还是有些不完美的，第一，他们在地方上还是不能肆意妄为，因为镇守使居然派出了所谓的司法机构，法院和检察院。前不久还剥夺了十几个违法犯罪的议员的身份，其中四个被押到洪江执行了枪决。人们总喜欢拥有制约别人的权力，同时讨厌自己的权力被别人制约，镇守使的存在，让他们感觉很受制约；
第二，在湘西的地盘上，自己这些人无论多么有钱有势，都要被镇守使大人给死死的压着。权力迷人眼，镇守使如果能消失，县人治县变成湘西人治湘西那就更完美了，但是大家终归还是要面对现实的。放眼全国，虽然到处都在高喊**，高喊立宪，高喊还政于民，可真正能把民政交给地方的，就这位王大帅了。
是的，王大帅，这个充满了军阀意味的称呼已经在各县士绅中广为流传开了，一般用来指代和敬称我们的王振宇同学。
研究民国历史的史学家也一直在争论一个问题，中国的**之父，究竟是提出三**义的孙中山呢？还是这个看起来有些**zhuanzhi的王振宇。。。
不过在1912年8月，比利时人弗兰基却对王振宇下了一个准确无比的判断：“这是一个拥有超强控制力的人，我可以断定：在至少未来十年里，除非遭到重大外力打击，否则这位镇守使在湘西的统治将如扎伊尔的钻石一样坚不可摧。他的势力范围，值得我们冒险去投资，更为重要的是，他和其他野蛮粗俗贪婪腐朽的中国官员不同。从所谓的县人治县地方自治政策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懂**，**律，而且很务实的官员。他既然能够保护本国商人的私人财产不受侵犯，自然也就能让我们的投资得到保护。”
其实弗兰基先生的判断还是存在一些误差的，王振宇没他讲的那么懂**，就算是来自后世，由于所接受的教育和国情的原因，王振宇对于**的概念也是相当模糊的。所以杀起反对者来他是不会有半点心软的和含糊的，至于法律，王振宇的理解可以用十个字概括：“法律是为统治者服务的。”
他之所以选择县人治县，地方自治的原因非常简单：
第一，他不是湘西人，而是宝庆人，要获得支持，就必须拿出足够的筹码，不然中国人强烈的地域排他性就会让没有省政府支持的他称为一个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