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盛世-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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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例，赐皇后谥号，先由皇帝发出谕旨，然后由礼臣们拟出几个字上奏，由皇帝挑选钦定。而孝贤皇后的谥号，直接由皇帝赐给，未由大臣拟定，实无先例。
对皇后的悼念，持续了整整一生。
在富察氏之后，后宫不能久虚。在太后的多次催促之下，乾隆十五年（1750年），皇帝册命另一位妃子乌拉那拉氏为皇后。
然而，对于那拉皇后，皇帝一直谈不上喜欢。她与富察氏一样在他登基前就成了他的妃子，她也称得上端庄秀美，性情贤淑，皇帝很难确切指出她有什么不好。可是，皇帝在心里却再也找不到爱意。
乾隆十六年（1751年）三月，在富察氏去世三周年忌日，皇帝写了这样一首诗，分析自己为什么不爱新皇后：
独旦歌来三忌周，心惊岁月信如流。（时光迅速，一转眼已经过去三年）
断魂恰值清明节，饮恨难忘齐鲁游。（又值断魂清明时节，不由得想起那次不幸的东巡）
岂必新琴终不及，究输旧剑久相投。（难道是新人真的不如旧人吗？其实是因为与旧人相投日久）
圣湖桃柳方明媚，怪底今朝只益愁。（湖水澄澈，春光明媚，我为什么却这样忧愁？）
虽然皇帝一再调动自己的爱意，无奈真情不能勉强，新皇后始终有名无实。乾隆三十年（1765年），一直备受冷落而心情抑郁的皇后终于与皇帝发生了冲突，被打入冷宫。从此，乾隆再也没有立过皇后。
对富察氏的思念纠缠着他的后半生。随着时光的流逝，他对她的怀念却从来没有变淡。任何一个与她有关的场合，都会引发他的悲痛。
在为第二个嫡子永琮办理迁葬之时，他又想到了这对母子的不幸命运，写下了这样一首挽诗：
一纾愤懑酹金卮，柳翣行将发引时。（在为你迁葬的时候，禁不住又悲从中来）
此去想应兄待弟，都来何致母随儿。（你嫡亲的哥哥正在等你。如果你们兄弟不死，你们母亲也不会这么早离我而去）
试言邂逅谁能受，叠遇乖张命实奇。（我的命运实在出奇的不幸，这种遭遇谁能承受）
不忍抚棺寄余恨，孩提莫道未全知。（不敢在你棺前待得太久，你虽然幼小，想必也能知道我的悲伤）
乾隆十九年（1754年）五月，皇帝东谒盛京，途经科尔沁草原时，探访了嫁到蒙古的女儿固伦和敬公主。富察氏生了四个孩子，只有此女存活下来，嫁给了蒙古达汗亲王之孙色布腾巴尔珠尔。面对着24岁的女儿，皇帝不由得又想到了她的生母，心里又是一阵酸楚：“同来侍宴承欢处，为忆前弦转鼻辛。”
乾隆三十年（1765年），皇帝第四次南巡，又一次经过山东。与前三次一样，皇帝都没有进济南城。皇帝赋诗一首，说明不进济南的原因：
四度济南不入城，恐防一日百悲生。
春三月昔分偏剧，十七年过恨未平。
17年前的三月，皇后在这里病倒，皇帝不愿勾起对往事的痛苦回忆，所以才匆匆而过。
这样的挽诗，皇帝做了不下百首。凡是看到皇后生前用过的物品，去到与皇后共同待过的地方，逢到节日¨wén； rén ；shū ；wū¨，甚至看到南飞的大雁，都会引起他对富察氏的思念。每次皇帝谒东陵，必到裕陵为孝贤皇后酹酒，祭祀亡妻。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80岁的老皇帝在陵前写下这样一首诗：
三秋别忽尔，一晌奠酸然。
追忆居中阃，深宜称孝贤。
平生难尽述，百岁妄希延。
夏日冬之夜，远期只廿年。
80岁的皇帝对地下的妻子说，年龄越来越大，唯一的安慰是可以早日见到你。自己不想活到100岁，与你相会之期最长不会超过20年了！
乾隆六十年（1795年），他仍亲往皇后陵前酹酒三爵，自称身体天下第一的老皇帝已经明显呈老态，需要别人处处搀扶着。他在坟前坐了良久，赋诗一首道：
本欲驱车过，矫情亦未安。（本想不到你坟前来了，想一想不来心中还是不安）
三杯不防酹，四岁又云寒。（还是给你酹上三杯酒吧，一晃又是四年没来你坟上看看）
松种老鳞长，云开碧宇宽。（当年的小松树已经长得参天了，大地无语，天高云淡）
齐年率归室，乔寿有何欢？（你先走了，剩下我一个人，活得再长，又有什么快乐可言？）
第二年，86岁的老人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陵前，望着陵前高矗入云的松树，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吉地临旋跸，种松茂入云。
暮春中浣忆，四十八年分。
在四十八年分句下，太上皇自注：孝贤皇后于戊辰大故，偕老愿虚，不堪追忆！
这一年，乾隆帝与孝贤皇后已分离48年。3年后，也就是富察氏去世51年后，老皇帝终于撒手人寰，完成了和富察氏地下相聚的愿望。
二 乾隆十三年的风暴
也许是因为父亲在位恰好13年，所以乾隆登极之初，就对13这个数字抱有不祥的预期。他说：“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清高宗实录》）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巧合。乾隆这个奇怪的预感竟然丝毫不差地实现了。这一年，乾隆遇到了两件“大不称心”的事，一件是金川战争进行到最困难的时候，面对小小顽敌清军骑虎难下，清朝政府面子丢尽；另一件是孝贤皇后去世。
表面上看，皇帝起居仍按常度，似乎皇后的去世没有影响大清帝国的运转。事实上，古往今来，几乎没有哪个皇后之丧引起过国家这样大的变故。
在乾隆皇帝看来，要有效寄托他的哀思，唯一的方式就是为皇后办理一个风光盛大的葬礼，这样才能配得上皇后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然而，皇后的去世，对皇帝和对别人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其他人很难感同身受皇帝的悲痛。对朝中大臣们来说，皇后的丧事对他们不过意味着例行公事地完成丧礼礼仪，对各地疆臣来说，也不过是给皇帝写一封表达悲痛的奏折而已。这是国朝百余年来的定例，谁也没有料到这一事件会演变成一场全国官场的灾难。
在葬礼办理过程中，懒惰懈怠的官僚体系一再出现一些心不在焉的错误。皇后去世一个月后，皇帝阅看翰林院所制的皇后册文，发现满文译文中将“皇妣”一词不小心译成了“先太后”，这一小小过失让皇帝勃然大怒，命令把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书阿克敦交刑部治罪。刑部见皇帝盛怒，揣度皇帝心理，从重判为绞监候。不料暴怒的皇帝居然认为判得还不够重，甚至因此认为刑部官员庇护原尚书，将刑部所有官员都一律革职，将阿克敦判为斩监候，秋后处决。消息传出，全国官员都大惊失色。
然而大家的震惊刚刚开了个头。丧偶悲痛中的皇帝事事横挑鼻子竖挑眼。五月间，因为皇帝认为皇后的册宝制造得不够精良，“甚属粗陋”，配不上皇后的尊贵，把工部全堂问罪。又因为祭礼所用的桌子不够干净，把光禄寺主要官员一律降职。因为册谥皇后时礼仪出现小小纰漏，礼部尚书也被降级。
事情到此远远没有停止。清制辫发，十天半月就要剃头一次。按满族旧习，帝后之丧，官员们在一百天内不能剃发，以表示自己专心悲痛，顾不上收拾自己的仪表。不过，这只是一种不成文的风俗，大清会典中并无记载，开国日久，一些满族官员对此也已不甚清楚。十多年前，雍正皇帝去世时，许多官员百日内剃发，朝廷并没有追究责任。因此，皇后之丧中，许多人也剃了头。皇帝发现之后，大动肝火，认为这一是证明官员们对已故皇后“大不敬”，心中无哀痛之情；二是证明朝廷纲纪不振，百年成法开始被破坏。一开始，他想把几个剃头官员一律处死，最后深入调查之下，他发现剃头的人实在太多，几乎无省不有，才不得不轻判。但对于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这样的一品高官居然也剃头，他却无法容忍。震怒之下，他赐周学健及另一个违制剃头的湖广总督塞楞额自尽，湖南巡抚、湖北巡抚因此革职。
对于自己的孩子他也看不顺眼。当他发现皇长子永璜和皇三子永璋在皇后的丧礼上表现得不够悲痛时，立刻大发雷霆指责说：“今遇此大事，大阿哥竟茫然无措，于孝道礼仪，未克尽处甚多。”皇三子“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为此他甚至公然宣布：“此二人断不可承继大统……伊等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杀伊等，伊等当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并请王大臣共鉴，他绝不食言。
永璜与永璋因为这次事件，失去了竞争皇位的机会。
对两个小孩子如此狗血喷头地痛骂，显示出皇帝正处于某种心理失常的状态。他希望所有人都理解他的痛苦，他不明白天都塌下来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平静无事？
皇后之丧风波中受处分的官员，从大学士、总督、尚书、巡抚到基层官员，不下百名。官场莫名其妙刮起了一场破坏力巨大的风暴。所有的官员都对皇帝刮目相看：原来在他们心目中一个温和儒雅、宽厚仁慈、自制力极强的君主，竟然还有这样喜怒无常、任性纵情、残酷冷漠的一面，看来他们对皇帝实在是太不了解了。看来这个人毕竟是雍正皇帝的儿子，雍正的酷烈无情，他一丝不少地继承下来了。
后人回顾历史，发现乾隆十三年是乾隆一生政治的一大转折点。“乾隆十三、十四年间，为高宗生平的第一变，由寅畏小心，一切务从宽大而一变为生杀予夺，逞情而为。”（高阳《清朝的皇帝》）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鳏夫因为丧偶而导致的心理失常事件。心理学家说，处于丧偶期的人，最容易出现人际关系不协调，常无故指责别人。他们希望所有人都能体会理解他的痛苦，总觉得别人对他的关心同情不够。当人们不能理解或感到厌烦时，他们的情绪就会出现强烈的波动。皇帝在极度悲痛中，无法控制自己，不加节制地释放自己内心的狂暴和仇恨，才造成了这样的局面。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场风暴实际上也是皇帝对官僚集团压抑多年的不满的一次总爆发。
即位之初，乾隆的政治生涯顺风顺水，宽大之政赢得了“万民欢悦，颂声如雷”。
但是，宽大必然有宽大的弊端。官僚集团具有深刻的奴性。作为一个整体，这个集团的性格是“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你对他们越宽纵礼貌，他们对你就越不客气。从风霜严肃的雍正时期跨入宽大温和的乾隆时代，一开始他们确实如沐春风，感激涕零，可是一转脸，他们就开始故态复萌。乾隆皇帝希望他们以勤奋的工作来辅佐自己的“宽大之政”，可是他们却迅速陷入懈怠之中。许多地方，所谓勤奋的官员“不过是按时上班，循规蹈矩地处理文件后，早早下班，回家闭门不见一客”。（《乾隆朝起居注》）至于懒惰的官员所作所为更不像话。乾隆元年（1736年）至十一年（1746年），安徽省未能侦破的重大盗案多达116起，已经破获的，也多是拖延着没有判决。乾隆生气地说：“可见从前的封疆大吏全未留心处理，以致积案如此之多。如此懈怠废弛，盗风何时能息？”（《清高宗实录》）
更为严重的是，雍正年间基本刹住了的贪污之风又开始抬头了。乾隆六年（1741年）前后，先后发生了布政使萨哈谅贪污税款、提督鄂善贪赃受贿、学政喀尔钦贿卖生童等贪污案件，让乾隆十分震惊。
乾隆六年三月，山西巡抚喀尔吉善举报自己属下的官员贪污不法。举报信说，山西布政使萨哈谅“收取钱粮税款时，提高税率，平时则擅作威福，纵容家人，宣淫部民”。并且举报学政“贿卖文武生员，赃证昭彰，并买有夫之妇为妾，声名狼藉，廉耻荡然，请旨革职”。
乾隆帝看过这份举报信后，十分气愤。他说：“朕自登基以来，信任各位大臣，体恤官员们的辛苦，增加俸禄，厚给养廉，恩情可谓优渥了。朕以为天下臣工，自然会感激奋勉，实心尽职，断不致有贪污腐败以犯国法者。不料竟然有山西布政使萨哈谅、学政喀尔钦如此秽迹昭彰，赃私累累，实在是朕梦想之所不到。朕以至诚待天下，而这些人敢于狼藉至此，岂竟视朕为无能而可欺之主乎？”
官员腐败案不断发生，又牵连出各地政府存在巨额财政赤字的问题，其中不少是因官员贪污挪用所致。乾隆总结说：“我看近年来亏空案渐多……其原因是他们的主管官员见我办理诸事往往从宽，遂以纵弛为得体。”
在“宽大原则”下，社会治安也出现恶化现象。雍正实行严刑峻法，对私盐查得很严，那些偷运私盐的小民往往被治以重罪。乾隆上任之初，大发慈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