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盛世-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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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灭绝，在他看来无疑是消除西部边疆威胁的最彻底、最有效的办法。为了大清王朝万世永固这个最终目标，他可以做出任何决定，也可以把自己变成一头野兽。确实，通过灭绝政策，乾隆皇帝实现了对西部中国前所未有的牢固控制。
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努力控制西域的一个完美结果。从汉代张骞通西域开始，天山南北以及巴尔喀什湖一带就是中原王朝一直努力经营的目标。汉、唐、元这三个强大帝国都实现了对西域的管辖，在这个地方设置过都护府，但是由于距离遥远，风土不同，中央政权一直很难在这里建立直接、持久、稳定的管辖，因此，西域一直是中华帝国版图中最不稳定的部分，与内地的联系时断时续，对内地的臣属也时叛时服。直到乾隆消灭了这片草原上最强悍的民族，把这片土地命名为新疆，中央政府才真正在这里建立了彻底、有力的统治。这一统治建立得相当牢固，在此之后的晚清时期，虽然列国对清朝瓜分蚕食，但新疆一直没有再次分裂出去。
中国的武功，自成吉思汗以来，还没有谁如此一举荡平二万余里，深入不毛之地。元代之后，中国的疆域，从来没有如此巨大，国家的统一，从来没有如此巩固。朝野上下，一致赞叹“国家如天之福”。文人学士纷纷进表上赋，欢呼庆祝。纪昀撰写了《平定准噶尔赋》，称“三十六国，咸遵正朔，浩乎大哉，此王道之极盛，而三五之遐躅也”。赵翼在《平定回部铙歌》则唱道：“一统车书大覆函，持盈睿虑倍寅严；从知兵甲全消日，文德逾敷万国咸。”后世史家也高度评价这一战争。王先谦说：“高宗皇帝……成两朝未竟之志，准回平而北无汉世匈奴之患，金川定而西无唐代吐蕃之扰，保世恢基，其极于无外。”（王先谦《虚受堂文集》卷二，《东华录序》）
除了驱敌拓土之外，平定新疆的另一个意义是它标志着乾隆盛世达到了“全盛”。中国历史上这最后一个盛世，人们通常称为“康乾盛世”。事实上，康熙和雍正的统治还称不上完美。直到新疆战争之后，清王朝在各个方面都实现了对历史的超越，进入无可挑剔的“全盛”。
平定准噶尔战争之后，“盛世”“全盛”等词汇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清朝臣民口中。人们不约而同地把这场战争与“全盛”联系在一起。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户部右侍郎于敏中赋诗称颂乾隆皇帝统一新疆的功绩说：“觐光扬烈，继祖宗未经之宏规；轹古凌今，觐史册罕逢之盛世”。（《素余堂集》卷二四）意思明确地说，新疆战争使乾隆超越了祖宗。乾隆自己也宣称，“比年以来西域大奏肤功，国家势当全盛”，（王先谦《东华录》）“方今国家全盛，府库充盈”。（乾隆《圣训》卷一零六）西域战争和府库充盈是乾隆宣布“全盛”到来的两大理由。从此之后，“盛世”就成了清帝国文件中不断提及的词汇，其频率之大甚至达到令人厌烦的程度。及至乾隆晚年所编的《八旬万寿盛典》，“盛世”二字居然出现了七十余次。
确实，以统一新疆为标志，大清帝国的统治攀上了历史的高峰。这一高峰，悬绝于历代的治绩之上。
第一，乾隆朝几乎消灭了对最高权力的所有威胁，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稳定。
历史上威胁皇权的势力有以下几种：一是敌国威胁，二是农民起义，三是权臣专政，四是太监擅权，五是后妃干政，六是外戚乱政，七是朋党之争，八是地方割据势力。这八种势力在历代都此起彼伏，兴风作浪，从来没有被彻底平息过。甚至在雄才大略的康熙和雍正时期，也仍然存在敌国、权臣和朋党的阴影。康熙朝前期，索额图和明珠一度权倾朝野，“是时索额图、明珠同柄朝政，互植私党，贪侈倾朝右”。（《清史稿·索额图传》）康熙朝后期，各皇子纷纷与大臣勾结，朝政一片混乱，以致康熙甚至担心死后可能会出现全国性内战。雍正朝初期，由于雍正喜怒不定、大起大落的个性，先后培养出年羹尧、隆科多两大权臣。年羹尧应召回京，“公卿跪接于广宁门外，年策马过，毫不动容。王公有下马问候者，年颔之而已。至御前，箕坐无人臣礼”。胤禛不得不罗织九十二条大罪将其除掉。雍正晚年，又形成鄂尔泰、张廷玉两大朋党。只有乾隆总结吸取历代统治经验，以极其高明的政治手腕，对内缜密阴柔地化解了鄂张朋党，对外积极主动地消除了敌国力量，把这八种威胁化解到近乎无影无形的程度，确保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和政治纪律的高度严明。没有一个大臣，敢于在皇帝面前造次；皇帝一声令下，举国战栗。历史上真正做到了“乾纲独揽”的帝王，唯乾隆一人而已。
第二，经济总量巨大，国家财力雄厚。
一直到乾隆辞世之际，中国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据统计，当时中国的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超过美国在今天世界上的地位。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是英国的八倍，俄国的六倍，日本的九倍，比刚刚建国的美国更不知要多多少倍。（《大国的兴衰》）虽然大清王朝不重视对外贸易，但仅凭其庞大的经济总量，它仍然是世界贸易的重要力量。《白银资本》中说：“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
由于经济总量巨大，乾隆时代雄厚的国家财政储备与以往各朝代比是空前的，就有清一代268年而言，也堪称达到了顶峰。康熙朝库存银最高额是五十八年（1719年）的4900余万两，通常存银为3000万到4000万两。雍正年间库存银最高额是6000多万两，最后几年为3000万两。乾隆二十年（1755年）前，通常存银也是此数，二十年后达到4000万两，以后持续增长，三十年（1765年）达到6000万两，三十三年（1768年）超过7000万两，此后一直在7000万两以上，四十五年（1780年）存银7800万两，五十五年（1790年）竟至8000万两。乾隆朝财政收入达到最高峰，是“盛世”的标志之一，也是减免钱粮的经济基础。
第三，军事力量强大，国际地位高高在上。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统一新疆后，中国疆域极盛，北起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领土面积1453多万平方公里。（《中外通史》）环顾四周，近郊诸邦，皆为属国，“通译四方，举踵来王”，不但传统属邦更加恭顺，葱岭以西，巴达克山、浩罕、安集延、左右哈萨克、布鲁特等，都纷纷遣使来朝。“以亘古不通中国之地，悉为我大清臣仆，稽之往牒，实为未有之盛事”。（《清高宗实录》）就是汉唐时期，也没有如此气派恢宏，威震遐迩。《洪业——清朝开国史》说：“清朝统治者建起了一个疆域辽阔，文化灿烂的强大帝国。在此后的近两个世纪中，中国的版图几乎比明朝的领土扩大了一倍。因而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再没有真正的对手能够向清朝的统治挑战。”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清代对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控制力前所未有。汉唐元明盛时，中国版图也曾经十分庞大，不过那其中许多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都只是对中央政府名义上的服从，王朝对它们缺乏实际控制，比如万历皇帝之控制努尔哈赤部落。只有乾隆盛世，所有王化所不及的地方都被专制权力牢牢控制。一些“顽梗不化”的地区，比如大小金川，虽然不过弹丸，但也被皇帝视如眼中钉、肉中刺，必举全国之力粉碎消化为止。直到乾隆时期，中国才真正对版图内所有土地都做到了强有力的控制和管理，使边疆地区和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真正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四，乾隆朝养育的人口达到空前的数目。
中国是一个人口崇拜的国家。在农业作为决定国家命脉的支柱产业的古代，人口数量历来被视为国家兴旺富庶的最重要标志。孟子说“广土众民”。“人丁兴旺”是每个家族的祈盼，养活尽可能多的人，被认为是一个政府最重要的政绩。
在清代以前，中国人口多数时间在数千万，只有少数几个历史时段突破过1亿。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人口统计数字5959。6万人，是西汉末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记录。从那时起到南宋绍熙年间实现第一次翻番，达到1亿人，历时近1200年。从南宋的1亿人口到17世纪中叶的1。5亿人，则用了450年的时间。
乾隆六年（1741年），第1次全国规模的人口普查结果是共有人口14341万，由于经济繁荣，农业发展，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人口增至29696万。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第3次人口翻番，只用了54年时间。而且其直线上升趋势，也与此前波浪式增长迥然有别。人们在论及乾隆年间的人口发展时，几乎较为一致地称为“人口爆炸”“人口奇迹”。以10亿亩上下的耕地养活30％左右的世界人口，而能长期保持国家安定和社会稳定，谈何容易。这不能不说是康乾盛世又一个超越千古的成就。
戴逸先生说：“传统观点认为汉、唐是真正的盛世，无论国力还是文化等诸多方面都达到极盛，而清朝已经开始衰落，不如汉唐。我则以为，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荣的盛世。”从物质财富角度看，这确实是不易之论。
三 “盛世”的四个支点
乾隆盛世的诞生，是多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除了以大权独揽形成稳定的政治局面，除了重视农业和农民，除了彻底平定了准噶尔，乾隆顺利攀上盛世之巅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父祖两代奠定的基业。
人治之下的中国之所以多灾多难，主要原因就是统治者素质大多平庸低下，偶尔出现几个雄才大略者，也是忽起忽落，难以持续，前代积累的统治成果很容易被下一代某个轻率的错误葬送殆尽。所以，中国历史上很难出现长期连续的和平稳定时期。汉代的文景之治，不过四十多年，其间还夹杂着规模庞大的七国之乱。大唐盛世中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中间也隔了一段相当长的政治动荡时期。
乾隆能成功，一半是由于清王朝的择优立储原则，一半是由于历史的偶然性，素质一流的三位皇帝实现了政治接力，时间长达一百三十多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乾隆登基之时，继承的是令所有皇帝都羡慕的基业。康熙和雍正在制度上实现了摊丁入亩、养廉银、密折制度、军机处等一系列宝贵的创新，为乾隆铺设了驶往全盛的轨道。乾隆本身是实干家而并非思想家，事实上，乾隆一朝的内政外交大方针，一秉父祖遗轨，并没有大的制度创新。只不过他出色的实践能力使这些大政方针落实得恰到好处。
第二，乾隆的勤政。
优秀的遗传、良好的教育、成功的自我砥砺，乾隆皇帝在学生时期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品质：诸事有恒。他一生生活起居，都如钟表般有规律。清代史学家赵翼以他的亲身感受记下了乾隆皇帝的勤政情形：
皇帝每天早上都在卯时（六点钟）出宫……从寝宫出来，每过一道门，就放一声爆竹。我们在直舍值日，听到爆竹从远到近，就知道圣驾到了乾清宫。冬天的这个时候，蜡烛还要再烧一寸多，天才大亮。我们十多个人值班，五六天轮一个早班，已经觉得很累了。谁知道皇帝天天如此。这还是平时。当西陲用兵之时，如果有军报到了，虽然是夜半时分也必然亲自览阅，然后召集军机大臣到前面指示机宜，动辄千百余言。我那时负责撰拟文件，从起草到作成楷书进呈，有时需要一两个小时，皇上仍然披着衣服在等。（《檐曝杂记》卷一）
一个朝鲜人也记下了乾隆成了固定模式的起居：
卯时而起，进早膳，然后看文件，召见公卿大臣们讨论如何处理，一直到中午。晚膳后还要继续处理没看完的公文，或者读书写字作诗，一直到睡觉时分。
从登基到离世，乾隆基本上都是按这个日程生活，六十多年没有变化。
历代皇帝临朝，都是大臣们齐集之后，皇帝大驾才姗姗而来。可是在乾隆朝，却屡屡出现皇帝枯坐宫中，苦等大臣不到的情景。其原因不是乾隆朝的大臣们特别傲慢或者懒惰，而是因为皇帝起得太早了。每天微露曙光之际，皇帝就已经穿戴整齐，做好准备，静坐宫中。经常是太监们出去看了好几次，大臣们“始云齐集”。皇帝等得不耐烦，只好“流连经史，坐以俟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