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盛世-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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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天下亿兆民人感戴真诚全为泯没。而朕五十五年以来子惠元元之实政实心，几等于暴敛横征之世。”尹氏的罪恶，因此会大白于天下。
了解中国政治的人都知道，如此盘查，当然什么东西也查不出来。在“大是大非”面前，地方官绝不会有半点含糊。因此，尹壮图还没有出发，这个赌局事实上胜负已定。
但是，形式还不得不走。皇帝谕旨一下，户部侍郎庆成就带着尹壮图上路了。老皇帝因为生气而特别刻薄，在谕旨中还特别说明，庆成是因公出差，一切费用国家报销。尹壮图是自愿前去盘查，自找多事，所以不能给他提供差旅费，一路花费由他自己负责，以示国家大公。
庆成官轿仪仗在前，尹壮图骑着匹骡子孤零零地跟在后面，第一站来到了山西大同。
“检查”的结果当然毫无悬念。地方官员领着两位检查官，一个个打开粮仓银库，一本本打开账目，果然仓库银两“丝毫并不短少”，所储粮食“石数亦届相符”。检查完毕，地方官领着庆成去看石窟，留下尹壮图一个人在旅馆里写汇报材料。
再不知趣的人也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办。老实倔强的尹壮图终于学会说谎了。他用极为认真的语气，详细汇报了检查过程以及结果。然后，他无比沉痛地总结说，自己以道听途说的材料来“冒渎圣听”，实在是丧心病狂，“戆愚”之至。经过皇帝的玉音和事实的双重教育，他深刻认识到自己对大清天下的认识是彻底错误的。山西大同一处如此，自然证明全国处处皆然。当今天下府库充实，自不待言。现在形势已经明朗，因此就不打算耽误皇帝的宝贵时间了，“恳即回京治罪”，让皇帝早些把自己投入大牢，好省下心思来办别的大事。
按理说，事情到此，皇帝已经达到了目的，此事可以告一段落了。然而皇帝并不满意。比赛刚刚开始，尹壮图就应声倒地，显然是用假死来逃避打击。皇帝一定要把尹壮图拉起来，迫使他继续打下去，直到打得他真正心服口服，整得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才算解气。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十二月初三，皇帝发布上谕，说尹壮图要求事情就此结束，这是面服心不服，想以“半途而返”的姿态，造成“抗疏铮谏，朕不能容受直言”的假象，他骂尹壮图此举“居心巧诈，殆不可问”！皇帝说，尹氏要回京，我偏不让他回来。因为“一省查无亏缺，恐不足以服其心，尚当前赴山东及直隶正定、保定等处”。一定要让他心服口服后，再定他的罪。
“居心巧诈”这句詈骂一出口，老皇帝积累了多日的邪火喷薄而出，接下来又把尹氏从头到脚细细骂了一顿。皇帝也真有闲心，他把尹氏几次的奏折又读了一遍，挑出了两个用词不当之处，然后说，尹壮图因为升不了官外放不了学政而怨恨朝廷。其实不是朝廷不想重用他，而是因为他才学实在有限，这样白字连篇的人，岂能外放学政担当教育士子的重任？
皇帝还推测说，尹壮图当初提出要密查，其实主要是想到淮扬一带敲诈盐商们。因为那一带盐商都是巨富，如果尹氏以钦差大臣的声威一恫吓，他们必定会大加贿赂，尹氏就能名利双收了。
连讽带刺痛快淋漓地挖苦讥笑尹氏一通后，皇帝大骂道，这类伎俩就是庸主也不会受骗，还想拿来骗他？真是没长眼睛，活该倒霉！“若朕烛照所及，情伪周知，小人心术，早已洞见肺肝！”
骂够了的皇帝突然又想到了一个问题：他怕严责之下，尹壮图畏罪寻死，不能完整地起到反面教员的作用。所以他在上谕中要庆成转告尹氏，不会杀他的头，叫他好好活着，配合朝廷：“谬妄之处，固难辞咎，然究系愚昧无知，其罪断不至死，亦不值治以重罪。”皇帝大开宏恩，上一次说不能给尹氏报销出差费，但现在考虑到他是穷书生，带的盘费大概不会多，如果不够用，让庆成在出差费中酌情分一些给他，让他健健康康地回来，好接受最后的处理。
没有办法，尹壮图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庆成继续这哭笑不得的“全国大检查”。
他一边检查，皇帝还一边不停地给他写信，问他“途中见商民蹙额兴叹状否？”全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到底怎么样？大家对大清政权支不支持？
尹壮图知道，自己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用自己的嘴彻底否定自己那道惹事的奏折。因此，接下来这一路，尹壮图都忙于绞尽脑汁，撰写大量考察报告汇报给皇上。
在报告中，他一再奏称：“目见商民乐业，绝无蹙额兴叹情事。”“经过州县地方，百姓俱极安帖。随处体察，毫无兴叹情事。”
在报告中，他用大量篇幅，一次次“如实”报告沿途见闻，热情歌颂大清王朝的富庶安定，人民的安居乐业：
目击各省库项丰，他储充足，并无丝毫短缺，而往来数千里内复见商贾士民安居乐业，共享升平，实无地方官滋扰之事。
所过淮、扬、常、镇，以及苏州省会，正当新年庆贺之时，溢巷摩肩，携豚沽酒，童叟怡然自乐，未闻有官吏滋扰之事。
……
“全国大检查”结束之后，尹壮图再次上书，表示彻底认罪，“自承虚诳，奏请治罪”。说自己“业已倾心帖服，可否恳恩，即令回京待罪”？
这些汇报符合皇帝的期望。皇帝带着大获全胜的满足总结处理此案。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正月初十，乾隆发表长篇上谕，“令庆成带同赴山西、直隶、山东、江南等省，盘查仓库，俱无亏短，是尹壮图逞臆妄言，其罪已无可逭”……
皇帝总结此案，从头道来，说尹壮图原为内阁学士，只是因为云南没有大员，皇帝才破格予以提拔，要说他的才干学问，当阁学已属侥幸，还想往上爬，“其希荣卑鄙之念，朕早已灼见其肺肝”。因此而污蔑国家政治，其罪甚大。
不知为什么，皇帝总觉得这桩罪过虽然“甚大”，却还是不足以服众。他百般罗织，力图把尹氏彻底搞臭。
反复推求之下，皇帝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尹壮图当初由北京丁忧回籍云南，只应该经过直隶、河南、湖广、贵州等省，怎么会经过江、浙、广西各省？
皇帝自问自答：自然故意绕道各处，与地方官交往，以便打秋风，必须老实交代。
这个指责皇帝也知道不十分有力，因为毕竟只是推测，没有人证物证。不过他还有更有力的武器。经过调查，皇帝发现尹壮图年过70岁的老母仍在故乡云南生活。皇帝说，孝道乃人伦之首。作为孔孟之徒，既然你不能将老母接来北京，就应辞职回乡供养。而尹氏二者都不选择，一个人在京做官，“乃竟恋职忘亲，弃之不顾，尚得谓之人类乎？尹壮图不但无君，而无亲，人伦丧失，岂可忝居朝列，玷辱缙绅？尹壮图着革职，交与庆成押带来京，交刑部治罪”。
无君无亲，罪过还有比这更大的吗？
这么大的罪，应该如何处理呢？大臣们经过多次商议，按照“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制造假象欺骗政府，故意提出非法建议的罪名），提出应该将尹壮图判处死刑。
二月初四，乾隆对此案做了终审判决。皇帝做事，向来注意既要达到目的，又要笼络人心。出人意料地，皇帝采取了打击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皇帝说，大家对尹壮图的量刑是十分正确的，尹氏所犯大罪，即便不杀头，也应该充军。
但是皇帝特别仁慈，他尹壮图虽然卑鄙无耻，心怀恶意，但皇帝肚量如海，风格太高，“不妨以谤为规”，无则加勉而已。因此“著加恩免治其罪，以内阁侍读用，仍带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
那意思是说，原本是“敌我矛盾”，不过按“内部矛盾”处理。降级使用，从副部级降为司局级。因内阁侍读并无缺额，尹壮图被安排为礼部主事。
说来有趣，皇帝此时忘了他把尹壮图“恋职忘亲”列为定罪的重要理由，处理起来居然让他继续在京任职，与母亲分离。
倒是尹壮图知趣，一通感激涕零之后，他以侍奉老母为由，申请辞职。辞呈一上，皇帝无法拒绝，只好放他回家。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八月，尹氏领了圣恩，卷了铺盖回老家养母去了。
七中国人的“盛世梦”
盛世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梦。生逢盛世，是每一个中国人对时代的最大期望。
所谓盛世，就是内无严重的政治腐败，外无迫在眉睫的敌国外患，社会治安良好，老百姓普遍能吃饱饭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这样大规模的盛世出现过三次，即汉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开元盛世及清康雍乾盛世。除了这三大盛世，还有过几个小规模的盛世或治世，比如东汉的“光武中兴”、隋代的“开皇之治”、明代的“仁宣之治”。甚至在大分裂的背景下，一些角落里的小王朝也取得过不错的治理成就。比如十六国时期南侵之前的前秦苻坚，南北朝的刘宋文帝时代，以及五代十国的后周南唐统治下的某个时段。
然而也就仅此而已了。虽然历代中国人梦想盛世，但盛世的出现就是这样屈指可数，而且持续的时间也不长。
文景之治持续了近40年。事实上，文帝刚刚即位时，天下还相当残破，真正的盛世出现在景帝时期，并由汉武帝推向高峰。算上武帝前期，汉代治世持续近70年，其中盛世大约30年。
唐代盛世史称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这两个阶段并不接续。贞观之治从627年到649年，持续22年，这一阶段是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阶段，成就并没有超越前代。玄宗前期的盛世之治，持续大约30年。
只有康雍乾盛世持续时间最久，然而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算起，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为止，持续也不到100年。即使从康熙元年（1662年）算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也不过130多年。
有人统计过，数千年中国历史，盛世和治世累计加在一起，不过400年左右，剩下的都是充斥着灾荒、动乱和腐败的平世和衰世。
“盛世”这个词是中国独有的。汉文化圈以外的史书中，找不出这两个字。无怪乎中国历史多灾多难，细细掂量，“盛世”这个词本身就蕴含着无奈和不祥。“盛”“衰”相对，没有衰世作为背景，就没有盛世的美丽和灿烂。
第一，中国历史上的每个盛世，都需要一个大规模的祸乱之世作为前奏。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是文景之治。在这个盛世出现前20年，中国刚结束了秦末战乱。十余年的战乱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损失。《汉书》中多处提及改朝换代之际各地惊人的人口变化。《汉书·陈平传》记载，秦代曲逆城共有人家三万户，而刘邦在秦末战争中路过这个城市时，发现它的人口只剩下了五千户。《汉书》还说，在刘邦即位十二年之后，全国统计上来的人口数只有秦代的十分之二三。考虑到逃亡等因素，历史学家一般的推断是秦汉更替过程中的战乱使中国人口损失了约百分之三十至五十。
至于经济损失，更是惨重。大汉王朝建立之初，大概比任何一个王朝都要狼狈。《汉书·食货志》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就是说，老百姓没有一点存粮，连皇帝的马车都配不齐马匹，宰相出门都得坐牛车。
中国历史上最为人艳称的盛世当然是“贞观之治”加“开元盛世”。这个盛世的背景一样是空前惨烈的人口损失。在李世民登基的前三年，也就是武德七年（624年），隋末的大规模战乱方才平息。《隋唐演义》中章章都是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贞观六年（632年），魏征描绘战乱的后遗症时仍说：“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贞观政要集校》卷2《直言谏争附》）贞观十一年（637年），马周上书时仍然说：“今之户口不及隋之十一。”
而清代盛世的背景也是持续数十年的大屠杀和大破坏。明清易代之际，人口损失至少四千万，其中直接死于清军屠城的就高达七百万。据《扬州十日记》所载，仅扬州一地，焚尸“约计八十万余”。一个更为极端的例子是四川的人口变化。《清史稿·王骘传》里记载的王骘在康熙的上疏中说“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创痍。自荡平后，休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赵文林、谢淑君所著《中国人口史》认为真实的数字并没有这样极端，有大量逃亡隐匿人口没有被王骘统计出来。他估计说1626年，四川人口为三百五十六万。到了三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