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之雪耻-第2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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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以上…，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倭**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
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倭国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
一如历史上那样卖国屈膝，但是对于汪精卫韩云华也是无可奈何，套用一句老话：“有心杀贼，无力回天”，韩云华很清楚历史上国民政府对于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反应，恼羞成怒的蒋介石甚至于还特意派遣戴笠率领中国宪兵以及大批的精英间谍去越南河内刺杀汪精卫，但是那是的汪精卫已经是惊弓之鸟，狡猾得很，再加上早已同日军勾结上了，日军也派出大批的精锐间谍进行明里暗里的保护。
那是一场只属于间谍之间的大战，中国方面固然是损失惨重，而日本方面也没有逃得了大少好处，甚至于连日本最著名的军中间谍也出动了。相对于损兵折将的中国方面来说，日本人无疑是幸运的。虽然也有惨重的损失，但是他们毕竟顺利完成了任务，保护周全了汪精卫的脑袋。
那是属于大佬一级的博弈，像韩云华这样的“马前卒”根本就ā不上手，就算是韩云华对于汪精卫这种行径恼怒异常，但是也是拿那个老狐狸一点办法也没有。现在人家可不是在国内，而是在越南首府河内。就算是韩云华所部的特种部队战斗力强悍也不能横渡虚空在短时间赶到河内将汪精卫干掉。
不过汪精卫发表这封电的时间比历史上整整晚了半年多，既然连汪伪电也登上了台，那么毕竟预示着汪伪政权的成立。韩云华知道自己身上的任务更加重大了，开辟新的根据地的任务迫在眉睫。
韩云华也不是傻蛋，日军这次指派来区区一千几百人到冀南，一方面固然是对八路军的藐视，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对韩云华以及内古军区在北方部队的重视。同时还有一点，就是日军现在很可能在酝酿一场大地震，无暇顾及他们这些小打小闹的。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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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四十一章：战冀南（一）
第三百四十一章：战冀南（一）
韩云华是一个眼里揉不进沙子的人，日军既然敢把他当傻子的玩，那么韩云华也就不客气了。当即韩云华下令冀南的各部队立即停止休整全力向日军各据点、各县市发动大规模攻击，这一次不是以杀伤日军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而是以收复失地惩处汉奸为第一打击目标。
这一次韩云华没有使用自己最擅长的游击战、阵地战相结合的新模式，而是完全采取阵地战。大名县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冀、鲁、豫三省交界处，是冀、鲁、豫三省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地带，全县面积1333平方公里，耕地140万亩。全县辖6个镇，14个乡，651个行政村，人口53万。大名县属黄河冲积平原，黑龙港流域，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境内有漳河、卫河、马夹河三条河流横贯全境，全县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资源丰富，适合花生、小麦、玉米、大豆等多种农作物和各类干鲜果品的种植。
但是很可惜，这里地理位置固然重要，然而日伪势力、溃军、正规军、游击队、土匪流寇、乡绅地主各方面的势力都想把广平县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敌我顽多方势力相互交杂，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国民政府在这里都不能说是主人，八路军就更不要说了。
韩云华所部进驻大名县，最震惊的莫过于冀南行政公署了，这个冀南行政公署并不是国民政府组建的，而是由自己的组建的这么一个行政机构。1937年，随着冀南地区社会混乱局面的澄清和对人民群众的普遍发动，以及民族统一战线的逐步形成，抗日斗争局面在冀南地区进一步打开。这时，在全区建立一个民主的、统一的行政权威机构，用以协调各方面关系，统筹各项工作的开展，已显得十分迫切而又必要了。讨论也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真正说是要行动还得要说起这么一个人——。
1938年7月5日，一二九师政委由太行抵达冀南，提出了建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方案。同月，冀鲁豫边区省委抽调大批干部、党员组成工作队，到各地开展群众工作和政权工作，改造与完善县、区、村政权，使各级政权大部分为所掌握，为成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做了必要准备。 8月14日，在南宫召开冀南各县代表会议。经几天民主讨论协商，决定撤销冀南军政委员会筹委会，成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会议选举杨秀峰为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下辖5个专署，计51个县。
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成立后，及党中央立即向徐向前、、宋任穷和冀鲁豫边区省委发出关于冀南新政府成立后的工作指示，要求新政府“在区内发布各种公告、法律、命令，提高威信，以完全新的姿态在人民面前出现”。
根据上述指示；省委和主任公署抓紧付诸实施，公布符合冀南人民意愿的八大施政纲领。主要内容是：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体同胞，建立坚强的根据地，抗战到底；建立民主廉洁的县抗日政府，严惩贪官污吏；整顿各县金融，发展农村经济，提倡土货生产；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合理税收；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改善民生的原则下，安定民生，发挥人民抗战积极性；实施抗日教育，普遍发动群众，组织战委会和工农妇学商各抗日团体及自卫队；肃清汉奸敌探，实行抗日戒严。“我们实行这八大施政方针有四个基本特点：一是坚决抗日，二是拥护，三是实施民主，四是改善民生。”宋任穷同志曾分析道。
说起这个冀南行政公署大家也许没有多少映像，但是要是说起“狼牙山五壮士”大家就不会陌生了，其实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冀南行政公署下辖的部队即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七连六班，班长就是全国闻名的马宝玉。 1941年9月25日，日军3500人疯狂进攻河北易县八路军部队，为了掩护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并使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七连六班在班长马宝玉的率领下，主动把敌人吸引到狼牙山的悬崖绝壁，据险抵抗，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最后毅然砸枪跳崖，3人壮烈牺牲，2人负伤幸存。
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管辖下的部队，在冀南行政公署成立后，冀南平原游击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全区呈现出生气勃勃的抗战局面。广大人民群众为了驱逐日寇保卫家乡，掀起了参加八路军的热潮。出现了许多“父送子、妻送郎，参军打东洋”的动人场面。使我军飞速发展。加之收编的各类武装，这时我们的部队不是成倍、而是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
这样，部队的吃饭问题就提上日程。所以，行署成立后迅速制定了财政、工商、贸易、税收以及减轻群众负担的一些规章制度，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政策。第一是制定了“棉花运销救国捐和不资敌货出境税暂行办法”，依法收税。第二是纳公粮。不搞平均摊派，实行合理负担。制定了“冀南公平负担暂行办法”。按土地多少划分等级，实行累进税办法。有一个起征点，然后土地越多，征收也越多。地主阶级多负担一些，贫穷农民少负担些。多者多纳，少者少纳，大家都负担点，这样比较合理。第三是开设银行。1939年10月冀南公署办了个冀南银行，发行货币叫冀南票，在太行、太岳和冀鲁豫地区都通用。冀南地区比较富些，人口也比太行、太岳多，太行、太岳的物资、兵员要由冀南供给和补充一部分。在短短时间内，伴随着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平原抗日根据地也初具规模。究其原因，首先是党中央、北方局及一二九师的正确领导。其次，冀南地方党有相当基础，冀南人民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第三、正确贯彻执行了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和团结了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阶层的各界知名爱国人士，争取收编了一些各类武装，壮大了我军力量，推动了各项工作迅猛发展。第四、时机有利。当时日军正集中进攻徐州、武汉，后方兵力不足，许多县城及广大农村为我军控制，为开展各项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标志着冀南大地上第一个抗日人民政府正式建立，以此为标志，以南宫为中心，西起平汉铁路，东抵津浦铁路，北至沧石公路，南跨漳河51个县、3万多平方公里的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
但是截至到1939年，冀南行政公署所起的作用已经很大了，但是由于韩云华所部的一切行动都属于八路军的高级机密，所以冀南行政公署直到现在也只是知道一个模糊的大概。对于这些被日军打的像丧家之犬的八路军，整个冀南行政公署很多人都是持不欢迎的态度的，毕竟这些人一来大大加大了冀南行政公署的压力，更加重了冀南老百姓的压力。
不过冀南行政公署的领导们也清楚，不管如何，韩云华所部也是隶属于的部队，尽管所属的系统或者是战斗序列同他们不一样，但是友军“落难”他们该帮助的还是得帮助的，再加上听说日军这次足足派了将近两千人前来围剿这批从山东或者是河南逃过来的八路军，所以冀南行政公署也派了两个步兵营过来帮忙并且知会了115师陈光陈大师长。
接到冀南行政公署发来的电报后，陈大师长顿时有些哭笑不得，那个杀神还需要你们帮忙吗？就你们冀南行政公署的那些破烂还不过人家一个步兵营收拾呢。不过陈大师长也知道冀南行政公署毕竟只是一个地方性的行政组织，对于军事指挥并不是作最擅长的，他们能再这样的情况下拉出两个步兵营前来帮忙已经很不错了，所以陈大师长也不好拒绝冀南行政公署的好意，只得将这个消息发给韩云华，让韩云华自己处理。
韩云华的反应第一是感动，第二才是哭笑不得。感动是很感激冀南行政公署能在大军压境的时候还记得他们这支友军，同时在他们比较“困难”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尽管这只刚刚伸出来的援助之手所起到的作用确实是有限，但是这份心意确实让人感动，因为大家都有一个相同的身份——八路军。
韩云华也没有拒绝冀南行政公署的这份心意，因为韩云华对于时任冀南行政公署主人的杨秀峰有一定的了解，杨秀峰于1897的7年2月27日，出生在直隶省迁安县杨团堡村一个世代书香门第——四知堂。曾祖父杨德，是“四知堂”的始立者，其尊崇孔孟之训，讲求为人处事不愧对天地良心，昭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故称“四知”。祖父杨静修，在本县办教育一生，都是秀才出身；父亲杨叙伦，是清末举人，后毕业于北京高等实业学堂。
杨秀峰受家庭影响，5岁入私塾读书。之后进本村初级小学学习。1911年，他在县立高小毕业后，考入滦县直隶第三师范，从此，也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1916年，他又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在史地部攻读，期间，因家庭经济拮据，辍学返迁安县立师范讲习所任教一年。1921年高师毕业，先后执教于江西省立鄱阳中学、直隶河间中学、通县女子师范、京兆中学、北京平民中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师大附中等学校。在读书和任教期间，他目睹了辛亥革命的成败，积极求索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途径。他先后参加了五四、五卅等革命运动，并在大革命期间加入了中国。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他成长为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 1929年秋，杨秀峰以公费赴法国留学，入巴黎大学社会学院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