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之梦-第5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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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其中一个小村子里，不少农人刚刚从田里回来，没有散去，而是聚集一处，正听一个头戴儒巾，身材肥胖的老者正坐在一张石凳上诵读着报纸上的文章。读得也不是《大公报》、《清流报》这样的大报，就是常熟当地几个名门大族共办的《常熟县报》。
“自光复10年起，常熟县户籍之年满6足岁，不满10足岁之男童，皆须前往所属乡镇之小学登记，并且接受智力测试，凡心智正常者，都有进入小学，接受四年教育之义务。凡拒不履行义务者，官府将处以罚银50元之惩罚！”
“依据《大明钦定义务教育法》之规定，常熟县衙教育司公告之县立各小学收费办法如下，凡常熟县户籍之男童入学，每年须缴纳学费2块银元（含书费、杂费），分两次缴清，一次6月底前收取，一次春节之后收取。如家庭却有困难者，可向所在乡镇之小学提出减免申请，学校当酌情减收。”
当这个老头子念到学校收费标准的时候，四周的黑黑瘦瘦的农人顿时纷纷嚷嚷叫了起来，神色多有怨恨和不满。
“2块银元啊！也太贵了，比族学私塾贵了一倍都多，一石上好的白米就这样没有了……这什么义务教育的，和咱们寻常小农有什么关系？咱们又不想做官，就是不认字也没有什么嘛！”
“是啊，我家有3个小子都在6岁到10岁，这就是三石白米没有了。还要交租子，纳田赋，这不是要我卖儿卖女么？”
“要减免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吧？衙门里的话哪有那么好说？没有人请托，谁给咱们寻常小民减免啊？”
“翁大老爷，您老的儿子是朝廷大员，不如去和皇上说说，不要搞什么义务教育了……”
那个姓翁的老者微微摇头，叹了口气：“当今圣上本意是好的，让天下贫苦子弟都能读些书，知道些道理，将来也好有个上升的机会。只是行事还是过于操切了些，和过往一样，很少为小民所想。这朝中大臣也是的，怎么就不知道向皇帝进谏言呢？再这样下去，这大明江山怕是又要不稳了！”
另一个声音响起，满是无奈：“邃庵先生，您老又在这里议论朝政了，之前请您去苏州公局当议员您又嫌麻烦，却又和自家的佃户成天瞎说八道。”
这位被人称为邃庵先生的翁姓老者顺着声音回头一看，就见一个红袍子官员带着几个穿西服或是长袍的人站在不远处的一处屋檐下面。他老眼昏花的看不清来人的脸面，不过这红袍子的声音老者是挺熟悉的，此人名叫瞿秉渊，出身常熟名门铁琴铜剑楼瞿家，光复3年江南乡试中了秀才后就在常熟本地为官，去年又中了举人，现在官拜常熟县令。他还有个老爹叫瞿墉，和潘世恩一起投靠朱皇帝，是当下的黑龙江省巡抚。
而这位“邃庵先生”不是旁人，正是朱皇帝跟前的红人翁同龢的父亲，名叫翁心存。在满清的时候他已经官拜户部侍郎，还有个儿子叫翁同书的在道光二十年中了进士，官拜詹事府少詹事。太平军逼近北京之时，翁心存、翁同书两父子就从北京人间蒸发，去天津当了两年寓公，之后也没有出仕大明，而是回了常熟老家闭门读书，很有一些不贰臣的意思。不过这并不妨碍他的儿子翁同龢在大明朝中内外钻营，步步高升。
正因为有翁同龢这个靠山，翁心存翁老爷子自不把瞿秉渊这个晚辈放在眼里，哼声道：“镜之啊，当今之世不是讲言论自由的吗？老夫又没有说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有什么打紧的？再说了，老夫所言也俱是实情。当今天子的武功虽已超过成吉思汗，堪称一代天骄，但是文治还是稍差一些，对于小民生计，更是漠不关心，比起清鞑的康乾二君是有所不如的。”
瞿秉渊登时没有话说，回头看了眼一个穿着儒生袍的高大男子，苦苦一笑，刚想说什么，那男子一摆手，就径直走到了翁心存身边，一施礼，开口就是南京官话：“老先生，在下姓罗，是《清流报》的记者，能问几个问题吗？”
翁心存滞了一下，点点头道：“啊，罗先生有什么话就问吧。”
这位罗先生笑了笑，却朝翁心存身旁的佃户们点点头，问道：“诸位都是翁老先生的佃户？”
“是的，我等都是给翁大老爷耕田的。”其中一个上点年纪的老农恭敬地答道。
常熟这个地方历来文风鼎盛，谁都高看读书人几分，这位“罗先生”一身儒士打扮，自然也容易受人尊敬。
“老丈家中自己可有田？又租种几亩？租子多少？交了租子后所得可够温饱？”
这位罗先生笑吟吟的又是一连串问题。
“老汉家里有一亩半的薄田，还租了翁老爷的五亩水浇地，每亩交租子一银元外加800个小铜板，在常熟已经是轻的了，所以交了租子后足够一家温饱了。”
一旁又有农人帮腔道：“翁大老爷心善，收的租子都比别家要低一些，差不多占到四成的收成。”
“四成的租子不少啊？”那罗先生显然是不知道农事的，懵懵懂懂地问道。
一旁马上就有农夫指出。
“那得看什么地，翁老爷的地都是水浇地，一年两熟，多的话五百斤谷子都能收上来，交完翁老爷的绅粮一亩都能余下三百斤谷子，差不多就是两石白米啊！”
“那还是种稻子，如果再种些蔬菜养些鸡鸭，收获可就更好了，这可都是托了翁老爷的福。”
“可惜现在土布卖不出去，市面都叫机织布的占了，否则这光复朝的日子还真不算难过。”
“是啊，男耕女织，这是老祖宗几千年的规矩，怎么到光复朝就行不通了呢？”
“现在又强逼着咱们这种寻常小农送娃娃去上学……还一学四年，每年要两块钱学费，这可就是四石百米啊，要是家里有三四个娃，日子还过不过了？”
好嘛，七嘴八舌又开始抱怨了。他们这些人都是最底层的小农，在满清也好，在新明也罢，总是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当然不可能是眼下欣欣向荣的大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受益者了。而且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冲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首先自然是土布市场被机织布占领，让苏湖地区的小农少了一笔额外收入；其次则是一部分没有功名的地主从士绅地主向资本主义农场主转变，造成大批佃户失去份地沦为无产阶级或远走他乡。而得以继续托庇于翁心存这种官僚大地主的佃户，从某种角度来说，还真是幸福的。
翁心存也嗤笑着说道：“这大明天子就是喜欢多事，天下纷乱方止，本是应该于民修养，可却偏偏纷扰不息，还好当今天子武功鼎盛，堪比始皇帝，否则这天下又该扰乱不休了。”
这位翁老头子的嘴皮子耍得痛快，可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就在他背后十几步远的地方，他的宝贝儿子翁同龢的腿肚子可是抖得厉害，哭丧着脸都快急死了，恨不得冲上去用块抹布把他老爹的嘴给堵了。因为现在正和翁心存说话的罗先生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朱大皇帝。
第1013章 微服私访：必是朝鲜
现在已经是1856年孟秋，正是一年当中最美好的季节。在将国家大事暂时移交给了皇后罗香梅，左右丞相左宗棠、罗泽南之后。朱济世就带着玛丽亚·克莱门蒂娜、苏玉娘、洪宣娇、千叶佐那子、三井熏等宠妃，还有郑洪、潘祖荫、翁同龢等亲信大臣，当然还有恩格斯这位皇室财团总经理，在一干御前侍卫大内高手的护送下，悄悄离开了南京城，一路游山玩水往上海而去。路过苏州府的时候，朱皇帝突发奇想，就拐了个湾到翁同龢的老家常熟一游。结果遇上了上了年纪，喜欢胡言乱语（可能有轻微的老年痴呆）的翁心存了。
对于老头子的瞎说八道，翁同龢自然心急如焚，不过朱皇帝却似乎并不介意，还在那里和翁老头子聊得起劲。就在这时，纷纷嚷嚷的声音由远及近传了过来，乱哄哄的一大群农人从村子外面涌了过来。
女扮男装守在一旁的千叶佐那子刚想给暗中警卫的御前侍卫下命令，就听见有人在高喊：“走，走，去找翁大老爷评评理！”
马上有人应道：“评理就评理，我就不信翁大老爷会向着你们这些穷棒子！”
原来是有人找翁同龢他爹评理的。现在毕竟是1856年而不是1956年，士绅在乡村的统治虽然因为朱皇帝的科举改革和官府下乡而出现了极大的动摇。但是动摇并不是崩溃，绅权在汉地十八省的大部分农村依旧可以和王法并列，在很多情况下，乡村的各种民事纠纷是不去官府解决，而是由乡绅领袖裁决的。
朱皇帝也想看看这翁心存是如何裁断乡里纠纷，于是轻轻举起右手挥了挥，佐那子轻轻点了下头，然后又快步走到朱济世身旁，警惕地看着涌进村子的几十个短衫农人和几个长衫的汉子。
翁心存捋着白胡子，冲朱济世点点头，“罗先生，容老夫先料理一下乡间的琐事。”
“老先生您忙吧。”朱济世笑了笑，就和佐那子一块儿靠边上站好。几个打扮成农夫或是书生的侍卫也悄悄围了上来，把朱皇帝护在中间。
翁心存认得来人，指着那些长衫汉子中的一人穿绸缎袍子的胖子，叹口气道：“于九智，怎么又是你？你好歹也是个诗礼传家的读书人，怎么尽干些为富不仁的勾当？”
那个叫于九智的胖子约莫三十几岁，一身的肥肉走路都在抖，面相倒是和善，白白胖胖不像恶人，听到翁心存的质问，先是俯身一礼，然后才道：“邃庵先生教训的是，晚生所为，的确有辱门风。可是晚生也不想如此，谁让晚生痴长了几岁，不能参加科举，只好在乡从事经营了。既然晚生已然当了商人，自然难免在商言商了……”说着话他一指对面的短衫汉，“这些人都是晚生家中的佃户，一共租了晚生130亩水浇地。现在晚生想要涨一倍的租子或者把田收回来自己经营。晚生已经计算过了，这130亩水浇地只要好生整顿一下，再买些耕牛农具，再雇工经营，所获利润可以比租给佃户多五成……”
翁老头子连连摇头：“怎么就想着钱呢？那么多年的圣贤书都白念了？九智啊，难道你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就没有学到一点做人的道理么？”
那胖子冲老头子拜了拜，道：“邃庵先生，晚生其实也是为这些佃户好，他们留在常熟乡下，过得是吃不饱，饿不死的日子，永远也不会翻身的。还不如早点离了家乡，无论去东北，去西北，还是下南洋，就算是去上海做工，也比现在强啊……”
原来又是个超龄不能考科举而改行当资本家的！朱济世一听这胖子的话，心里已经明白了七八成。
在后世，朱济世只知道地主什么的最坏了，个个都是万恶不赦，没有一个好东西——当然，生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地主例外，反正朱济世看过的伟人传记和自传里面是没有哪一位的老爹的坏地主。
不过到了这个时空，当了大明地主资本家的总头目以后，朱济世也知道地主这种生物，也是有好有坏的。基本上，朱皇帝认识的地主，对待佃户都是不错的，不管是左宗棠、罗泽南、李鸿章，还是这位翁心存，还有朱大皇帝自己，都是顶好的好地主。没有谁会去当黄世仁、周扒皮。但是，就如前文所述，这种不大在乎土地收益的官僚地主，并不是农业土地市场的正常参与者，也不是一个合格的经营管理者，土地在他们手中是无法产生最大收益的。
而黄世仁、周扒皮们，虽然邪恶，但却是一个正常的经营者，土地在他们手中，是可以产生最大效益的……而在私有制下，生产经营的过程，就是产生剥削，产生压迫，产生罪恶，当然也是产生财富的过程。
和朱皇帝一块儿出来体察民情的某位革命导师，这会儿也在做着深刻的思考。在他后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是这样说的：
“……很显然，自从来到人间，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是肮脏的和血淋淋的。寻找高额和更高额的回报，就是资本的天性和本能。而当中国的一部分封建地主转化为农业资产阶级之后，传统士绅的虚伪的温情完全被赤裸裸的对利润的追求而替代了。当一个中国地主拥有绅权（做官的权力），担当农村基层统治者的时候，他们还要维持最基本的公正和仁义的假面具。而当他们转化为资本家后，他们就毫不犹豫地丢弃了一切伪装，成为了为了利润可以出卖灵魂的资本家了。而对中国的农民来说，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情。
这样的过程，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已经结束，或许在俄罗斯还没有开始……但是在英国、在德国、在法国，这个过程已经结束。而我很有幸在中国这片东方的土地上目睹了这一切的产生和发展。当然了，这样的过程对于解放中国的农业生产力，促进中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