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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大国无兵-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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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建,是罗泽南第一个率军出省远征。那是咸丰三年(1853)六月。此前,湘人江忠源以帮办江南军务的身份率“楚勇”驰援南昌。五月初,太平军强攻南昌,江忠源拼力御之。危急中飞函乞援,这才有罗泽南、郭嵩焘、夏廷樾等统湘军一千四百多人千里驰援的壮举。至南昌,湘军屯永和门外,与江忠源守军左右呼应。七月二十四日(公历8月28日),双方接战,太平军诈败而退,罗泽南挥军追击,中伏,军败,死伤累籍。不少罗泽南的学生殉命沙场。吃一堑,长一智,此后罗泽南指挥军阵则屡战屡胜,成为与塔齐布名的常胜将军。他的政治地位亦渐次提升。办团练初,以劳绩叙训导;后以剿湘中匪擢知县;南昌保卫战后擢同知直隶州;再后擢知府,以道员记名,授浙江宁绍台道,加按察使衔,又加布政使衔。累加的虽是行政职务,罗泽南却一天也未莅任,戎马倥偬,在年逾四十之后,他日夜拼杀于战阵。

——咸丰三年秋,南昌解围后,罗泽南以三百人破江西安福土匪数千人。

——咸丰三年底,率军回湖南,屯衡州,剿平永兴土匪,所部增至千人。

——咸丰四年六月,率部攻岳州,扼守高桥、新墙一线,断太平军退路。与突围的太平军大战三次,歼敌过千。闰七月,率部攻破高桥,击太平军于岳州北城陵矶,并与塔齐布乘胜追击,连毁太平军营盘十三座,终将太平军逐出湖南境。

——同年八月,受曾国藩令,与塔齐布合攻武昌。罗泽南攻花园,塔齐布攻洪山。武昌、汉阳一并克复,太平军东遁。罗部克湖北兴国。

——同年十月,与塔齐布水陆并进东征太平军,战于湖北田家镇。罗泽南部屯马岭坳,攻半壁山,以二千人胜太平军万人,夺半壁山,克田家镇。

——同年十一月,湘军继续夹江东征。罗泽南部与塔齐布军相继收复广济、黄梅。

——同年十一月,罗泽南约诸军进攻孔陇驿与小池口太平军。伤臂流血,仍指挥冲锋。终以五千人胜太平军二万人。

——同年十二月,罗泽南率军合攻九江城,破太平军于梅家洲。当月,曾国藩水师被围于鄱阳湖,兵败,曾国藩逃入罗泽南军,欲自杀,被罗劝止。

——咸丰五年正月,太平军犯江西饶州府、广信府,罗泽南率部由南昌出鄱阳湖东迎击之。

——同年三月,罗部破太平军于陈家山、大松林,收复弋阳县,攻克广信府。

——同年四月,罗部与太平军战于景德镇。太平军退入徽州,罗泽南移师饶州,欲图湖口。

——同年六月,罗泽南军入义宁州,连破太平军于梁口、乾坑、鏊岭、鸡鸣山等地,斩敌六千,并攻克义宁州。当月,塔齐布卒于军。

——同年八月,罗泽南见江西军事不得要领,上书曾国藩备陈大事。其主要倾向是:占据武昌,再图九江;解武昌之围为当务之机。曾国藩从其议,派罗泽南率部并“宝勇”一千五百人西行入鄂。

——同年九月,罗泽南率部克湖北通城县、崇阳县。又在崇阳西羊楼洞重创太平军。

——同年十月,罗冲破太平军于羊楼洞,并克蒲圻县,击退太平军二万多人的进攻。

——同年十一月,罗泽南部攻克咸宁,并北据武昌南的战略要地金口。此后与胡林翼部会攻武昌,大破太平军城东南诸坚垒,进抵洪山,将太平军围于武昌孤城。

——咸丰六年三月,湘军围攻武昌之太平军,罗泽南率部由西路洪山突进。激战中,他临阵指挥,不幸中炮身亡。虚龄仅五十岁!·輦·輵·訛

还是他太热诚、太忘我了。两军厮杀,我中有敌,敌中有我,他那么无畏地立于刀剑的锋镝之上,炮火纷飞,驰马而进,血流被面,仍不退避。后又带伤指挥移师,回到大本营犹危坐指划。亲兵相劝,不为所动。次日,卒于军中。一介书生,牺牲于疆场,完成了社会道义,也完成了人生飞跃。

如果说江忠源作为“兄”,带动了诸“弟”的奋起;那么罗泽南作为“师”,则引发了诸“生”的立功。四十五岁之前,罗泽南穷年汲汲,假馆四方,教育了一大批学生,其中由“练勇”而入“湘军”立功者,便有曾国藩之弟曾国荃、曾国华,及李续宾、李续宜兄弟,王錱、王开仍兄弟,蒋益礼、刘腾鸿、钟近衡、易干良诸人。传统的诗礼之教,让这些人确立了经世致用的世界观,所以危难之际,一呼百应,奋然而起,共同成就了大丈夫事业。

上面,我们简介了两个“书生”的经世之路。他们只是代表人物。考察整个湘军的官佐构成,“书生”占了很高的比例,因而湘军之将,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最密集的“儒将群体”。据罗尔纲先生《湘军兵志》对182名有出身可考之湘军将领的统计,出身于进士、举人、贡生、诸生、附生者,占到58%。

治世之“书生”,乱世之“儒将”,文武逆势,荣辱翻覆,确实印证了“时势造英雄”的旧话。在镇压太平天国数年血战之后,湘军的“书生”们通过非科举途径一跃而变为清王朝的封疆大吏,据粗略统计,湘军系列推出的总督竟有十四人,巡抚竟有十三人。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省级政权都控制在他们手中。这,又是一种政治奇观!

本节标题中,还有“民兵”二字。“民兵”古已有之,今仍存在,但以“湘军”时代的“民兵”为最能战斗、最有功绩、最为风光。

“民兵”,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从“宽”处说,“湘军”是“民兵”。因为当时的国家军队是“绿营”与“八旗”,“湘军”既非“绿营”,又非“八旗”,所以只能划入“民兵”范畴。而从“窄”处说,“湘军”又不是“民兵”。因为它虽然独立于国家正规军之外,又是限定地区、限定数额、临时招募的,但它却纳入了国家最高统帅部的指挥体系,由国家最高权力任命其将佐,且由国家财政(尽管有地方募捐予以助饷)予以后勤支撑,所以尽管“名”不正,却也是地地道道的国家正规军。

我们在本节文章中揭橥“民兵”的“救国”作用,其实是基于国运变数、民命变数的思考。“兵”与“民”,名不同而实同。“民”向“兵”的身份转变倘若呼应了国家安危的吁求,则亦民亦兵,皆无不可。

基于这种大而化之的体认,在下强调在太平天国背景下“民兵救国”的作用,当然并不掩饰对“天兵乱国”的否定。

这一否定,并非针对着“起义”,我们关注的是“起义”或“革命”后能给中国的“民”一个什么样的“法度性”或“制度性”环境。较之清王朝的制度,洪秀全政权的制度建设没有历史进步的大势。因而,是“民”的不满,重新聚集了对“造反者”的再遏制。有“造反”的“民”,又有“反造反”的“民”,淡化了“兵”的身份外加,在客观上这一切又都是由“民”的分裂引起的。

清政府在这一时期作了政策调整,他们利用“民”的分裂,推行了“以民制民”策略。湘军的组建,是清政府重新组合“民心”、“民力”的最好例证。

说到近代史上的“农民起义”,史家每以“此起彼伏”、“如火如荼”形容之。在“量”的评估上,取夸大之势。比如湖南,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洪秀全金田起事的十年期间,会党变乱与各种反抗斗争累计50多次。这确实给人一种“湖南大乱”的印象。但考其规模,如1842年武冈曾如炷率人杀死知州,1844年耒阳阳大鹏聚众抗粮,1846年宁远胡有禄围攻县城,1847年乾州厅石观保率众抗租,新宁雷再浩割据全州,1849年新宁李沅发转战湘桂黔边,等等,每一拨皆百千人,无过“万人”者。从量的比值上看,“乱民”占极少数;大多数的“民”,是朝廷“顺民”。这就为“团练”的招兵买马、为政府系统“民兵”的扩充保留了兵源空间。

“民”,只有在抽象的、哲学的意义上,它才是一个整体。而在社会的群落里,“民”永远分散着、且分裂着。处于“弱势”,却永远结不成“群体”。这与经济状态有关,与政治处境有关,亦与国家统治者的政策倾斜有关。

让人始料未及者,“民心”的、“民力”的聚合往往又不是依赖“民”的策划与发动。在经过了暗示、引导之后,滴沥成流,百流成川,分散而分裂的“民”因广泛汇聚而获得动能。沉默者变成了发言者,不论用“选票”发言,还是用“刀剑”发言,就在他们“发言”的那个历史时刻,一方面完成了乾坤再造的任务,一方面尽了一次“工具”的责任。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时下传媒之广为流布的“弱势群体”一词,却是个虚假概念。一旦结为“群体”,又焉能以“弱势”目之?

老百姓结成了“湘军”,在短期受挫后,“湘军”无往不胜。而曾经无往不胜的“太平军”,则节节败退。“胜”与“败”,是两个极富概括性、抽象性的概念,回复到历史的鲜活状态,一刀一枪的拼杀,杀人者与被杀者都是老百姓——历史画卷的底色,永远是百姓血泪的涂抹。但胜利者毕竟不同于失败者,参加了湘军,经历了战斗,立了军功,又有幸活下来的“民”,被保举,被提拔,脱却布衣,着以官服,平步青云,有了另一种扬眉吐气的人生。据罗尔纲《湘军兵志》统计,湘军战士被保举而任三品以上武职者,有数万之众!三品以下,人数更多。

人,改变了战争;战争,改变了人。

三、内乱,催生军队“现代化”

现代推出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大都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近代史”的起始点。这一分界暗示国人: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以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战争为第一推动力。

大势仿佛,也有道理。

但这个“暗示”极易引发思维偏执。若将“暗示”视为“通识”(与“共识”有别),或许就要相信是飞来的“外因”,撞击出老大帝国的“内因”觉醒。

翻翻史册,人们看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并未启动任何事关全局的“近代化”程序。化外之“夷”,远在万里,几筐黄金白银打发了事;天朝上国。羁縻有道,祖宗之制,变它作甚?

由“不变”而“变”,不是老外们挤压的,而是洪秀全们闹腾出来的。太平天国的超级动乱,原是一个“破坏因素”,但对苟且因循的清王朝来讲,却生发了“激励作用”。

在“太平军”冲击下,绿营兵、八旗兵纷纷败绩。败势下,“湘军”应运而生。“湘军”,与它之后出现的“淮军”,是不同于营、旗军的另一种国家军队。“湘军”、“淮军”出,即标志着清王朝旧的军队体制开始解体。国家的“现代化”,从军队的“现代化”开始,“旧军”寂灭,“新军”诞生;后来人所定性的“洋务运动”,其实是以当时的“军队现代化”为主要目标的“国家现代化”工程!发起这一运动的,是湘、淮军首领;推进这一运动的,仍是湘、淮军首领。从“反面”论析,不可以是说洪秀全们的“造反”给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们的“建功立业”创造了绝佳的机遇吗?必然的逻辑结论当是:内乱,催生了大清王朝的军队现代化或国家现代化。这个“现代化”即我们习讲的“近代化”。

其一,创“新军”,是清王朝军队现代化的第一步。

“湘军”、“淮军”之“新”,不是单指名称。它的兵制、将制、薪饷、战器、战略、战术等,都与绿营军、八旗军明显不同。如兵制,绿营是终身兵籍,或世代兵籍。不但绿营兵战士一旦入伍,终身为兵;他的子、孙亦可自少年起充任“余丁”,待年满十六岁,再由“余丁”身份考补“守兵”。因而,绿营内既养老又养小。 兵源不愁,兵额不缺,但战斗力因老弱过量而不能保证。“湘军”、“淮军”则以招募为组军手段,多用多招,少用少招,战斗结束,即行遣散。“终身军籍”的打破,既利于减饷、省耗,又利于提高军队战斗力。“湘军”的“营制”,即营、哨、什的三级统御制;“湘军”的“长夫制”、“统领制”、“营务制”与“粮台制”,都带有创制色彩,影响了“淮军”及以后的陆军。訛由“湘军”而“淮军”,犹如母生子;由“淮军”而“练军”、“新建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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