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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大国无兵-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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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升”号八百英烈的悲剧,是大清国最高当局战略失误所致。简单表述:错在“守”牙山,错在“援”牙山。

先说“守”之错。中国军队驻守牙山,是“高升”号沉没前四十多天才形成的事实。出兵,是为了“援朝”,是为了“平乱”;牙山的地利,利在据此而便于进击乱党。果然,大兵一到牙山,朝鲜的乱党由全罗溃如鸟兽。因而叶志超将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圆满完成了“援朝”任务。至此,牙山便不可久留了。其实,在叶志超援军抵达牙山的第二天(五月初十、即6月13日),朝鲜政府就函告“通商委员”袁世凯,说“不敢再劳天兵前进”,理由是匪人散伏,“似非上国士卒堪执此责”。訛这等于下达逐客令。袁得函,转电李,李得电,转命叶,曰:“若再前进,殊无趣味,应即速调部回牙山整饬归装,订期内渡。”如果知道“无趣味”,真的“订期内渡”了,此后的一切悲剧原不会发生。可惜,李鸿章举棋不定,一不派轮撤兵,二又命叶志超部“坚忍约束”,“切不可移近韩都挑衅”,这就将中国1500名援军钉死在牙山孤城,失去了调度、进击的有利时机。甚至在日军迫近牙山时,他仍电告叶志超:“日兵来牙窥探,可置不理,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挑衅。”·輥·輱·訛愚于料敌,一厢情愿,这等于捆住猛虎,专待猎人射杀。

再说“援”之错。照常理,一军受困,一军相援,无可非议。但“援”牙山又当别论。牙山驻军,是为“援朝”;任务完成,理当撤军。不撤的理由,是因为日本军队进入了朝鲜,如此,牙山驻军的任务便急速地由“援朝”转为“抗日”。若为“抗日”,不但驻军有理,增兵亦有理。但看由大沽连发三船增兵,总计不足三千人,加上牙山叶部,共四千五百人左右,仍然不到日本兵力之半。不论从战略看,抑或从战术看,都是劣招。以少击多,以劳攻逸(日人已先登陆),除自取败绩外,不会有第二种结果。这还是就援军全渡的状况而说的。在不能掌握制海权的背景下,在护航不尽责的情况下,让手持轻武器的陆军乘坐商船,千里渡海,这种增援,又是极端的不负责任。

这两错的核心,在于李鸿章的错误估计:日人“断不能无故开战”!用“和平”思想指挥“战争”,不亦惑乎!

百年之后,重新拨弄旧算珠,在下之意有二:“援朝”完成,急速退兵;若要“抗日”,应发大兵。

“大兵”既调不出,又开不进,扯旗放炮派去三船增兵,只是做做样子而不是为了真的“抗日”。这是六月二十日(7月22日)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己次会见中国招商局会办盛宣怀时,盛氏向日本人透露的政治机密。

李鸿章做样子,日本人来真的,胜负即分。

“高升”号的沉没,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护航力量薄弱。其实,运兵轮出发之前,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早就有一个派北洋主力舰队护航的计划,声言“并力拼战,决一雌雄”。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李鸿章复电曰:“叶号电,尚能自顾,暂用不着汝大队去。” 接电,丁汝昌撤销了主力出海的计划。假若在丰岛海面是北洋水师主力与日本的联合舰队相遇,结果肯定不是“济远”败逃、“广乙”搁浅、“高升”沉没、“操江”被俘,鹿死谁手,尚在两可。因而,我辈可以断言:“高升”号的八百官兵,是死于军机大臣李鸿章的战争误测。

二、“内战”常胜军,“外战”走麦城

后人对中日甲午战争常有错觉,认为那是一场“海战”的失败。其实,“海战”的失败是由“陆战”的失败引发的;在“海军”显现无能之前,最先是“陆军”表现了不堪一战。

本节标题之“常胜军”,所指为“淮军”。

“淮军”是继“湘军”而起的一支由招募形式所组成的国家军队。它试办于咸丰九年(1859),正式成立于同治元年(1862)二月。就在同治元年三月,新编淮军由安庆分乘七艘英国商船顺江东下,移师上海,参加了守上海、收苏杭、配合湘军消灭太平军的多次恶战。

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7月19日),天京陷落,不久湘军裁撤,淮军在平定太平军余部及捻军战斗中一枝独秀,所向披靡。故被人赞为“支持同光间三十年国防” 的雄师劲旅。

若视曾国藩为淮军之父,李鸿章则是淮军的直接经营者与第一领袖。淮军以将领立营,将雄兵勇,名扬国中,如刘铭传之“铭”字营、张树声之“树”字营、潘鼎新之“鼎”字营、吴长庆之“庆”字营、周盛波之“盛”字营、郭松林之“武毅”军、周盛传之“传”字营、张树珊之“珊”字营、杨树勋之“勋”字营、郑国榜之“魁”字营、吴毓芬之“华”字营、王永胜之“开”字营、王可升之“升”字营、董凤高之“凤”字营、刘士奇之“奇”字营、唐仁廉之“仁”字营、李昭庆之“忠朴”营、戴宗骞之“绥巩”军等等。

从建立到甲午战争爆发,淮军都是中国重镇、雄关、边隘、海防的主要力量。

朝鲜有事,清政府首先想到的可用军队便是淮军。这即是上一节提到的叶志超、聂士成部淮军。在国内,叶志超、聂士成都是常胜将军。

叶志超,字曙青,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小同乡。入淮军,从小卒子干起,在刘铭传部一级级往上爬,靠的仅是轻伤拼命,重伤不下火线。捻乱平,积功升任总兵。光绪十五年(1889)擢直隶提督。做了“从一品”的全省最高军事长官,叶志超革命意志不衰退,似乎还是很能打硬仗的。如光绪十八年(1892)热河教匪李国珍倡乱,叶志超率军征剿,平建昌,连克榆林、沈家窝、下长皋围,攻乌丹城,一路连捷,仍然保持着平捻的气势。·輥·輵·訛

聂士成,字功亭,安徽合肥人,初从袁甲三讨捻,补把总。同治初改隶淮军,从刘铭传分援江、浙、闽、皖,累迁副将。东捻平,擢总兵;西捻平,晋提督。在中法战争中曾渡海援台。还师后,统“庆”军驻旅顺,又调统芦台诸军,晋头品秩,授山西太原镇总兵,仍留芦台治军。·輥·輶·訛

叶、聂二人,均为淮军中的佼佼者。派他们联手东渡援朝,李鸿章应该说胜券在握了。但日本人在兵力上占着优势。这两位长胜将军能否利用他们的战争韬略、战争勇气,变被动为主动去创造另一次战争荣耀呢?

答案让人失望。

先说牙山之战争。加上两船的增援部队,叶、聂麾下的牙山守军已有三千三百多人。总体上虽弱于日本侵朝军,但在局部上,三千劲旅,仍是虎狼之师。

鉴于牙山无险可守,聂士成向叶志超建议道:“海道梗,牙山绝地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势便利,战而胜,可据以待援;不胜,犹得绕道出也。”聂士成所说的公州,在牙山东南。而在公州北面、牙山东北五十里,尚有一险要之处,名成欢驿,为公州门户。二人商定,由聂士成率五营兵力驻守成欢,叶志超则率一营移驻公州。

六月二十五日(7月27日)聂部在成欢布防完成,次日,日军即分两路大举进犯。一路从下面大道,一路从东面迂回,侧击聂军右路。聂部先设伏击敌,杀伤不少。后因日军占领成欢东北山头,炮击淮军各垒,故聂部不支,向公州退却。成欢虽失,聂部却也表现了顽强斗志。尤其是武备学堂学生军的于光炘、周宪章、李国华、辛得林诸人,英勇杀敌,誓不后退,全部力尽而牺牲于异国他乡。作为统帅,聂士成虽处险境,倒也从容镇定。撤退途中遇日本伏兵,又加迷路,众军惊恐,面无人色。聂士成见两鹤立于山头,遂对众人说:“彼处无伏兵,可以突围。”

待聂士成率军退到公州时,叶志超听到前方不利,早已弃城遁走。聂士成无奈,知牙山不可去,故绕走朝鲜东部山区,北上平壤,追赶叶志超军。

叶志超不战而弃公州,做了一次逃跑将军。

七月二十三日(8月23日),叶部至平壤。二日后,聂部亦至平壤。

从牙山至平壤,绕行一千五百多里,历时近一个月,叶志超、聂士成经历了一次境外“小长征”。公正地说,敌强我弱,战略转移或战略撤退都是可行的。况且,他们选择的战略目的地是朝鲜旧京平壤,放弃新京,占据旧京,这在精神上也算与日本人打成“平手”。问题是,叶志超不敢实话实说,却又将狼狈的逃遁铺张成“抗日”胜利,吹嘘“成欢一役,杀伤相当”。事闻于朝,李鸿章大喜,嘉奖叶氏,并赏银两万两犒军。七月二十五日(8月25日),上谕下,任命叶志超为平壤四路驻军的“总统”。加官晋爵的“圣旨”是这么表述的:

总署来电,奉旨现驻扎平壤各军,为数较多,亟须派员总统,以一事权。直隶提督叶志超战功夙著,坚忍耐劳,即著派为总统,督率诸军,相机进剿,所有一切事宜仍随时电商李鸿章妥筹办理,钦此。

出于礼数,或者出于自知,叶志超接到任命后确曾复电力辞曰:“惟超望浅才庸,实难当此重任。”但朝廷还是根据他牙山突围报告,认为他“孤军御敌,冒险突围,督率有方,堪胜总统之任”。

叶志超铺张军功,惟一可以称说的善念便是他并没有埋没聂士成部的战功。这则勉强告慰成欢保卫战中牺牲的一百多名官弁勇丁了。

朝廷说平壤驻军“较多”,是确实的。这支联军包括叶志超部六营二千人左右,卫汝贵部十三营六千余人,上十九营为淮军;另有左宝贵部奉军六营三千五百人,丰升阿部盛字练军六营一千五百人,马玉昆部毅军四营二千人,这十六营皆非淮军体系。淮军与杂牌军相比,理所当然是这支部队的主力。统帅这三十五营一万五千多人的一支大军,面对任何强敌,都可一决雌雄。更何况平壤城依山带河,城垣绵亘,固若金汤呢?

据罗尔纲《淮军志》勾勒,平壤实为大同江边的铁城雄关。大同江自东北流向西南,正好流过平壤的东门长庆门和东南门大同门,以江为池,天然具有易守难攻的特点。城墙南北绵延十余里,另四门(北为玄武门,南为朱雀门,西为七星门,西南为静海门)分别与大道相接。尤其是玄武门,跨城北牡丹台山而筑,由于该山与城墙相连,便自然成为居高临下的防御要塞。牡丹台山外,复有三山环抱,迤逦而西,内屏平壤城,外屏平壤通义州大道。背靠岗岭,面向大河,对日军来说,不要说攻城不易,抢渡大同江都是困难的。·輦·輮·訛 史书说叶志超“素庸懦,不足服诸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致命的是他根本就拿不出合乎军事科学的、知己知彼的守战之策。他的拙招是:除远征途中留驻平壤后方交通线上的六营部队外,二十九营兵力全部用以婴城自守。这等于龟缩一团,被动挨打。其具体部署为:

叶志超居城中,调度全局;

左宝贵部奉军、丰升阿部盛军、江自康部“仁”字两营,防守城北玄武门一带;

叶志超部芦榆防军防守城西七星门一带;

卫汝贵部盛军防守城南迤西南隅朱雀门至七星门一带;

马玉昆部毅军防守城东大同江岸一带;

另以左宝贵部之聂桂林,率队策应城东与城南两面。

虽然四面设防,其重点则放于东南。

但狡猾的日本人并不盲目强攻平壤。他们在侦知了中国军队的防务状况后,于八月十四日(9月13日)分四路向平壤逼近,其中的元山支队从上游偷渡大同江,进占平壤北面四十里之顺安,切断中国军队退往义州的归路后,复以顺安为依托,南窥平壤。其朔宁支队亦从大同江上游横渡,与元山支队联络后,于八月十五日(9月14日)合兵攻平壤城北玄武门、牡丹台山一带阵地。另两路,一为日军混成第九旅团,攻平壤东南大同江防地;一为日军第五师团,攻平壤西南阵地。

日军的四路总攻,开始于八月十六日(9月15日)拂晓之前。因为前一天的北门之战,日军已占城北山顶数垒,取得了居高临下、炮轰平壤城的优势,所以吓得“总统”叶志超坐立不安,随即召集诸将,提出当天(八月十五日)便应弃城突围。闻其言,左宝贵大怒,斥其误军误国,并派亲兵监视之,防其弃师先遁。所以到了十六日清晨大战打响时,左宝贵这位回族将军依回礼,早已沐浴净身,服黄马褂,著二品顶戴,披挂整齐,亲临玄武门指挥退敌。部下劝他,这副装束易于被敌人发现,遭受袭击,而左宝贵则答道:“吾服朝服,欲士兵知我先,庶竞为之死也。敌人注目,吾何惧乎!”

士兵见左宝贵朝服临阵,士气大振,奋力迎击,日军死伤涂地。自清晨战至上午九时,日军破外围东垒。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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