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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大国无兵-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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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血是一个“罪”与“罚”相互累加的过程。因为有“侵略”与“反侵略”的时代背景,百年以来,中国的精英历史学者一直用讳言义和团的非人道烧杀,编织一幅“群众运动救国”的幻图。在下说朱红灯,无意于对整个义和团重建新时期的评价体系,只想抽取一段线索并提醒世人:这不是纯净的纤丝,它仅是一截血污的草绳。

朱红灯死,山东义和团垮。不是少了一位首领,而是来了一位克星。在毓贤离任的那一天(1899年12月26日),袁世凯抵达济南,就任山东巡抚职。碍于清廷“以晓谕解散为主,毋轻用兵” 之谕,上任伊始,袁氏亦曾对山东各地拳众出示晓谕,疏导劝诱,但不久,他便以权力者的清醒,认识到义和团气不可纵、势不可长。在上有弹劾、下有骚扰的两难之中,袁世凯于上任不满一月的时候,即上折抗辩,极言义和团不可纵容:“该匪虽托名仇教……侈口于洋人可灭,借以行其耸动号召之私,而不知其伎俩毫无……就使其能纠合百十万人,鞭挞五洲,尽驱彼等,而该匪等势成燎原,不可向迩,国家又将何以制其后?”袁氏对义和团决意取缔,得力于一位高人的指点,此人即时任山东布政使的张人骏。

开始,袁世凯对义和团剿抚难定,一日,晤张人骏,询以大计,张答曰:“公试揣此类妖妄之徒,古来有能成大事者乎?如料其能成,自宜善遇之;若策其必败,则亟须早决大计,毋为所牵率而获重咎也。”·輥·輵·訛 袁闻言,大悟,遂一改毓贤抚拳媚团之政,而专力于拒拳保侨(教)。这是徐一士的记述,想来不谬。徐一士认为:袁世凯“有术无学,重利害而轻是非,张氏以利害之说动之,宜其折服”。 是非为虚,利害为实,袁世凯秉一省大政,故一人之利害,实一省之利害,趋利避害,亦属大局;后生局外诸公,万不可以轻言否定。袁世凯在山东杀了一批义和团成员,有的为教案中杀人凶手,如肥城教案之孟洸汶、吴方城;有的为朱红灯义和团后期重要首领,如王立言、王玉振、朱士和、陈光训等。杀了少数人,救了多数人,山东义和团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三月遂告绝迹。教民得安,百姓得安,官吏也得安。拿袁世凯与山西巡抚毓贤比,与直隶总督裕禄比,袁氏便因与义和团划清了界限,得免陷毓贤流放、杀头及裕禄自杀后又褫职的惩罚。

这样比,太个人化、太功利了,但看看北京、天津二地因优容义和团造成的人的牺牲与物的毁弃(联军毁弃之前),后人自可想见失控的“群众运动”对于国家民族的损害几乎是毁灭性的——正因为起事者原本一无所有,所以他们要以创造“一无所有”的局面为最大满足。

袁世凯的驱赶政策,让义和团在山东的活动画上句号。光绪二十六年春,义和团活动中心由山东转入直隶。看一看柴小梵的《梵天庐丛录·庚辛记事》,我们可知义和团由东省入直,其实是“打回老家去”。

拳匪起于山东,而大祸之发,乃在直隶,东省得安闲无事,则巡抚袁慰亭剿匪之功不可没也。东省义和团,创始于嘉庆时,蔓延至于直隶,数十年来,人俱视之为邪教。及毓贤任东巡,颇尊信之,于是直隶古城、清河、威县、曲周等处之匪渐渐南下,流入东昌之冠县,自冠县及于东昌各属,再由东昌、曹州、济宁、兖州、沂州,济南等处潜萌滋长,至己亥秋间,其势大炽,然仍出没黄河以西,而以直隶为老巢……

袁世凯的高压政策,让义和团演出了一出“凤还巢”而已。

重回直隶的义和团,经过了“山东洗礼”,在“质”上发生了突变——有了新口号、新旗帜、新的传播方式、新的战略目标——因而在撤出山东仅仅半年之内,便由“乡村拳坛”跃上“国家拳坛”,他们造成的影响及伤害,也是全局性、时代性的。

大多数研究者公认,义和团由山东进入直隶后,有一次景州休整,此后便兵分两路,一缘大运河入津,一缘芦保铁路入京。这等于承认,义和团在直隶省内有一次“小长征”。这一说法的资料支撑存在明显的缺项,如义和团的上层领导结构及成员状况、决策过程、指挥协调系统、后勤保障实施等。考虑到进入北京的义和团有十万之众,进入天津的义和团有二三万之众,这么一支人马的千里流动必然有极为充分的维持条件。但看公私文档,义和团的北上“小长征”快若飘风,易若流云,似乎省略了一支庞大队伍赖以存续的所有繁杂。这促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义和团直隶北上。或许:

这根本就不是一次“小长征”,而是一次“大串连”;

不是一次集群性奔袭,而是一次系列引爆;

不是一次拳民的大行军,而是一次首领们北上布道。

结果是:进入京津的义和团,不再是山东义和团或冀南、冀中义和团,而是由义和团首领在北上终点地区快速吸纳的全新的徒众。

因为压根就不存在一支千里奔袭的有组织的队伍,因为所有的阵前鏖战都是临时啸聚者的即席表演,所以当义和团波及到北京、天津时,便有了最庞大的队伍、最狂热的心态,以及最失控的冲击力量——这也是义和团极度膨胀、骤然消亡的内因之一。

有一个外国人,即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他的《龙夫人:慈禧故事》一书中,不经意地点到:

有些西方人的印象是:一群群的山东“拳民”正在向首都蔓延。但事实与此相反,那些“师傅”们并没有带“拳民”跟着他们,而是在接近城市的时候一路招募、训练新的信徒。这种情形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印象:正是那些师傅(而不是信徒),才是这场运动背后的政策的关键,也是义和团“拳民”和铁帽子们之间的联系纽带。

局外人的、非学院派的判断,近乎事实。

义和团的首领(师傅),是一批串连者、点火者、宣传者、布道者。为了“速成”团队,他们将传统拳术的演练由“童子功”、“终身功”,减少到“浑功百日,清功四百日”,最后再压缩为一星期,甚至一天完成,这便是“神拳”。中国无所不在的愚民最爱投机取巧,一天就能练到刀枪不入,谁不一试为快?

后期义和团,不再求“强”,而在求“大”。义和团一路发展,一路放火,火的蔓延与义和团的蔓延同一路数。

本文指出义和团的这一爆发特点,意在推出这样的结论:后期义和团已经脱离了原初的教民冲突、民族义愤,而将“灭洋”变成了集体暗示,将“神拳”变成了集体假想,因而表面上轰轰烈烈的一场“群众运动”已经蜕变为义和团首领的“运动群众”、“愚弄群众”,并借“群众”的团伙之力哄抬起个人的权力满足。

一路向北蔓延,“扶清”的口号是为欺骗清政府的。偶遇政府阻碍,他们扔掉“扶清”的大旗,会立即投入“反清”之战。而“灭洋”,与反帝卫国不沾边,只留下焚烧教堂。

义和团的“放火政策”从占领保定时,即已确立。火烧保定城内所有天主教堂和耶稣教堂,火烧定兴县仓巨村天主教堂,火烧新城县天主教堂,火烧涞水县高洛村教堂。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四日(5月12日)是个血腥的日子,集结于涞水县高洛村的义和团在焚烧教堂后,又集体屠杀教民三十多家。在任何一个法制确立的国家,这都是不人道的犯法与犯罪。闻警,知县祝芾率兵弹压,义和团人多势众,祝芾败走。上报直隶总督裕禄,裕禄本是一个极力袒护义和团的地方大吏,面对形同叛逆的烧杀,他也只好派兵镇压。记名总兵马福同率马队、步营赶到涞水,四月十八(5月16日)、十九日(5月17日)两战两胜,义和团首领梁修被擒。马福同太天真了,他不想多杀人,于是发布告示,劝其解散。在清军大部队撤走的形势下,义和团集合各路援军,以少胜多,突袭少量清军马队,马福同战死。·輦·輰·訛 涞水之战,是义和团自污“扶清”大旗。

涞水之战的胜利,仍然不能表明义和团的强大。但他们毕竟胜了,毕竟兵临北京、天津城下了。其间的奥妙,在于有人要“放”义和团北上、要“请”义和团入京。如若无人“放”、无人“请”,义和团大抵只能是一群乡下“红卫兵”而已。

“放”与“请”的话头,暂且放下,留待下节专论。因为本文对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实绩考辨不足,而这又是被所有肯定义和团的学者忽略不载的,所以我们还要接上线索,或例举事实,或径引旧闻,以彰扬义和团的真相真功。

为了叙述的简约性,亦为了方便读者记忆,我们在下一段文字中将不再考辨口号,而只捡取典型事例;不再泛说拳团,而只突显义和团领袖人物。执此二端,或可较为近似地获取义和团的真切影像。

——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5月27日),义和团占据涿州。用了两天的时间,至五月二日(5月29日),他们发动群众,将涿州至长辛店百里之间的铁路、桥梁、车站、电线杆彻底拆毁。同时,北京至廊坊铁路、车站亦予破坏——后来,毁路拆桥竟然发展成一种“反帝斗争”的参照模式。 斗争者总是快意于这种大破坏,乐此不疲,视若优良传统。

——五月五日(6月1日),义和团一部占顺天府永清县,攻击教堂,杀英国教士孙牧师,即查尔斯·罗宾逊(Charles Robinson)及孟鹤龄(H·V·Nerman)二人。

——自五月十六日(6月12日)进京之后第一次火烧教堂、即东华门外教堂起,义和团将火烧教堂及教民住宅视为常事。五月十七日(6月13日),他们火焚右安门内教民区,凡教民,无论男女老少,一律砍杀。此次屠杀的指挥者,为一僧人打扮的义和团首领。·輦·輳·訛 当日晚又焚毁崇文门内路东奉真教堂、东堂子胡同医院、椿村胡同、勾栏胡同二教堂等。·輦·輴·訛 次日,焚宣武门内南堂,又焚宣武门大街耶稣堂、并医院两处,民房三百间,死教民无数。复焚西城根油房胡同、灯笼胡同、松树胡同教民房数百间。

——五月二十日(6月16日),义和团火烧正阳门(前门)外大栅栏之老德记洋药店。开始,拳民以药水瓶为洋酒,饮而知误,遂以煤油引火烧店。火起,各店家求救,义和团首领曰:“有人泼秽水,破吾法力,可恨可恨,吾无能为力矣。”首领逃逸,大火蔓延,“火延之地由大栅栏、珠宝市、粮食店、煤市街、煤市桥、观音寺、西河沿,延及前门外城楼东西荷包巷、前门桥西及大街西一带四千余家同归于烬”。次日,义和团复“焚西单牌楼讲书堂,延烧千余家。东城一洋货铺被匪纵火,又延烧四千余家。自明初都有燕迄今,数百年之精华尽矣”。

——自义和团进京,“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杀人刀矛并下,支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惨无人理”。 “十数万人”或夸大了,但任意杀人,当为事实。

——义和团协助董福祥甘军攻东交民巷使馆及西什库教堂,久不下。“拳匪既不得志,无以塞后意。乃噪而出永定门,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执而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矣。”·輦·輷·訛 另有资料披露义和团还曾抓乡民百多人,充“教民”杀戮。其实,他们杀的“教民”,十有八九为“平民”。

——“京中教民,今日(五月二十七日)所杀者有百人之多,在庆邸外行刑。审问者为庄王、贻谷、芬车、桂春,甚为残忍,多有无辜枉杀者……六月初四日,……今晨庄邸门外杀死教民九百余人……即数岁之小孩亦不免……闻老佛斥责庄王不能约束拳民,任令横行。”·輧·輮·訛

——八国联军攻天津,直隶总督极言义和拳可用。及上阵,义和团首领并不上前,而是“驱童稚为前敌,直犯敌军,排枪起,恒毙数百人”。·輧·輯·訛 驱赶少年送死,为一大发明。

——怀来县西北隅,有一古刹白衣庵,主持僧颇有戒行,一日,与人言及拳乱,“僧颦蹙曰:‘阿弥陀佛,此辈号称义民,而比来行径乃复如此,直与盗匪无异……’次日早晨,即闻拳匪数千人置绕该寺,将某僧捆曳而出,无可加罪,则曰:‘此白莲教徒党也。’竟积薪焚死之,厥状甚惨。人人咸知其冤,而莫敢一言”。·輧·輰·訛

——义和团拆毁黄村铁路时,直隶提督聂士成曾率武卫军驱赶,伤义和团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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