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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大国无兵-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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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拆毁黄村铁路时,直隶提督聂士成曾率武卫军驱赶,伤义和团数十人;后义和团攻聂军,聂士成多击杀之,于是义和团视聂部武卫军若寇仇。义和团两万人入天津,与聂士成相遇于路,持刀便砍,聂逃入总督署始免。义和团与聂部并肩抗击联军,见武卫军人少时,义和团总要“缚而戮之”。聂军攻租界十余战,义和团不予支持。某日,乘聂出阵,义和团拥至其家,“执其母妻女以去”。“灭洋”第一线,义和团亦善于磨擦、内讧。·輧·輱·訛 六月十三日(7月9日),聂士成抗击联军战死八里台,此时,义和团已不知去向。

——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清廷向各国下宣战诏。次日,义和团即开始在京中大肆抢劫。抢百姓,自是随时随地,而朝中大吏府第亦难幸免。“孙尚书家鼐宅,被抢更烈,其公子所存仅一短衫,下体尽裸,而匪犹未满,以枪拟尚书,令交出黄白物(金银)。”“贝子溥伦,大学士徐桐,尚书陈学棻,阁学贻谷,副都御史曾广銮,太常张邦瑞皆被掠,仅以身免。徐桐、贻谷皆附和拳匪,亦不免也。”北京“打砸抢”开始时,天津义和团亦不落后,“劫掠无虚日,富户一空”。

——“仓场侍郎刘恩溥往天津,招集拳匪至十余万人,传太后旨,赀给之,来者日益多,颇不得赏,则公为寇盗,虏略杀人,胁取财物,不能应,辄夷其宗,喜纵火延烧,常数百家。自天津以南,民大徙,乃候于道庶杀之,曰‘防奸细’,坐死者又十数万人”。·輧·輳·訛 这杀人十万的“纪录”,已与北京相同。

——屠杀百姓外,义和团还有诛杀朝廷命官的纪录,如翰林院编修刘万毅,都统庆恒,游击王燮,皆被义和团指为“教民”,当即杀掉。庆恒是端王载漪的亲信,载漪统领义和拳,尚不敢迎救。庆恒一家十三口,同时被杀。尚书陈学棻、提督姚某,一被义和团杀于内阁大堂,一被杀于大街通衢。罪名是“二鬼子”。另有翰林院侍读学士黄思永、侍郎胡燏芬、通永道沈能虎、编修杜本崇、检讨洪汝源、兵部主事杨芾等,皆因没有通过义和团“神判”而被捕入狱,所幸历险逃出。

上引各条,用“行动”与“事实”向读者揭示义和团的“性质”。与他们“口号”所宣传的“扶清”、“灭洋”相比,这些“行动”与“事实”应是更有说服力的判断依据。

下面,是义和团领袖们的剪影。认识或评判一个组织,最简捷的途径,是看它的领袖。我们相信,谁若偶然读到下段文字,定然可以改变对义和团的先入之见、进而确立一些较新的认识。

前期的朱红灯,属开拓者型,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却给义和团运动的歌德一派留下合理想象、虚于颂扬的空间。

后期活动于北京的义和团“大师兄”们,进宫入府,与端王载漪和军机大臣刚毅都能平起平坐。可惜因为端、刚之辈相继失势,这一大拨义和团风云人物亦未能留下大名。此为历史的一大缺憾。传说陕西土匪头子李来中,为驻京武卫军(原甘军)首领董福祥把兄弟,率众混入北京义和团,开始拳兵勾结,策划了不少烧杀抢掠。又有大盗王一觉,乱前乱中,都与端王、刚毅密商大局。复因此辈行动诡秘,当事人星散,李、王二人的一时功业也都处于失传状态。所好的是,由直隶总督裕禄奏保的天津义和团首领张德成、曹福田等,事迹昭彰,见于记录,传乎市街,可为轰动的义和团事业留一见证。今将二人事迹摘引如下,百年之后,凡我民众,皆可借此判定其黑白正邪。

关于张德成,罗惇曧这样介绍:

张德成,白沟河人,业操舟,往来玉河、西河间。时义和拳已传至静海县之浊流镇,有童数辈,方习拳,德成睨之而笑。众诘之,德成曰:“此为神拳也。”众叩其术,德成乃取一秫秸以黄纸掷地上,令众拾之,壮夫数人不能举。群大惊,罗拜曰:“真神师也!”拥之入巨宅,设坛焉。远近拳匪争来附,遥受节制。德成居浊流,声势甚雄。曹福田为天津拳匪之魁,其自署门榜曰:“署理静海一带义和神团”,曹盖以本任属德成也。德成语其众曰:顷睡时,元神赴天津紫竹林,见洋人正剖妇女,以秽物涂楼上,为压神团法也。他日又言元神赴敌,盗得洋炮机管,炮不得燃矣。更率众周行镇外三匝,以杖画地曰:“此一周土城,一周铁城,一周铜城,洋人即来,无能越者。”

五月,直隶四道员结伴去津,舟过浊流,遇匪将手刃之,皆叩首乞命,牵赴神坛。德成审为大吏,释之延坐,自炫其术,使达诸总督,请饷三十万,自任灭洋,皆受命,上书裕禄。裕禄乃驰檄召德成,不至;屡檄人,德成怒曰:“吾非官吏,何得以总督威严凌我耶!”裕禄谢过,命使以八人舆礼迎之。德成至,以敌体礼见,启中门迎之入。次日,宴于节署,德成忽若睡,呼之不应,俄欠身起,袖出铁炮机管数事,云元神出,新从敌中窃来者,敌炮皆废矣。裕禄深敬之。德成恒出入节署,以耀其曹。裕禄表荐诸朝,称其年力正强,志趣向上。复屡报战功,赏头品顶戴、花翎、黄马褂。

无何城陷,张匪挟巨资行。至王家口,索盐商王姓具供张。王以二人舆至,德成怒曰:“吾在津,制军以八人舆迎我,犹不时至,汝乃如是亵神耶!”不得已,假关帝庙绿舆迎焉。既至,盛宴之,德成犹谓不能下箸,推席而起。王不能堪,乃共谋刺之。共捕德成,余匪尽逃。德成叩头乞饶,众曰:“试其能避刀剑否!”共斫之,成血糜焉。余匪至白沟河后,推德成之弟张三,称三师父,挟至浊流镇,仍立“天下第一坛”,谓张三神力过德成十倍。联军已踞天津,将剿余匪于诸村,村人共逐张三,余军乃四散焉。·輧·輵·訛

按:张德成对于义和团的贡献,一是赋之“神拳”、“神团”之号,二是亲历了“招安”风光。他的生灭,较为完整地表现了草寇的投靠与王朝的收买。至少在天津,义和团已被清政府收编了。因而,此后的义和团称“匪”不确,称“革命群众团体”尤不宜,他们是保留了无政府惯性的政府团练。

关于曹福田,罗惇曧这样介绍:

曹福田,天津静海县人也,本游勇,嗜鸦片,无以自存,乘乱煽惑。初至津,登土城楼,询界何处,土人言东南方,即伏地向东南叩首,良久起曰:“洋楼毁矣。”东方烟起,万众悚然,盖适河东居民被焚也。既入城,而民跪迎,福田坐马上指挥令起立,早无须跪也。闻拳坛令阖郡持白斋,谕无须,言我亦饮酒食肉也。闻洋货店多被毁,亦云无须,洋货入中国久,商民何罪?津民以是尤信奉之。福田室中悬神像,关帝、赵子龙、二郎神、周仓也。令供本主曰圣上杨老师。福田整队赴前敌,以洋铁造鼓吹、大螺,红旗大书“曹”字,侧书“扶清灭洋天神天将义和团”。福田骑马,戴大墨晶眼镜,口衔洋烟卷,长衣系红带,缎靴,背负快枪,腰挟小洋枪,手持一秫秸,语路人往观战。至马家口,谓前有地雷不可进,绕道归。又令商民备蒲包麻绳各数千,麻绳备缚洋人,蒲包蒙其首也。福田不敢与洋人战,日列队行周衢,遇武卫军则缚而戮之,以报聂士成落垡一役之仇也。直督裕禄奏保赏头品顶戴、花翎、黄马褂,实虚报战功也。绅商虑开战则全城糜烂,力请于裕禄议和。裕禄令请命于福田,福田不可,曰:“吾奉玉帝敕,命率天兵天将,尽歼洋人,吾何敢悖命脉哉?”绅商哀之急,则怒命杀之,群哀请乃免。和议既阻,乃请另择战地,福田不可,曰:“若别择地,当先以租界归我。”张德成至,众复哀请德成许之,福田不可。众以商民生命为请,福田曰:“死者在劫数中人,吾扫荡洋人后,犹当痛戮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完此劫数。”及马玉昆兵败,津城陷,福田易装遁。冬间私至静海境,众呼捕之,惊走。次年正月,潜归里,里人缚送之官,磔之于静海县。

按:曹福田还有一丝清醒,即不焚洋货,不罪商民。这比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学生运动动辄“抵制日货”的“愤青”行为还算有些常识。一个群体愚昧的民族,蛤蟆耗子能成精,是一种普遍的、周而复始的奇观。上当总是必然的。在接受世界文明之前,中华民族决无政治免疫力,这也注定了每有野火,曹福田式的人物都可以轻易变成群众领袖。

铺排到这里,相信读者对义和团的历史面目会有一个大体的印象了。还有一处“点睛”之功,不能不述,此即义和团于北京围攻各国驻华大使馆事。这是一件超国家级的大行动,是义和团由烧教堂、戮教民、杀教士而逐步升级的大功德。忽略了这一峰巅性事件,对义和团便难于作出盖棺之论。

前文已述,义和团入京,不是“闯”入、“打”入的。

有人“放行”,有人“延请”,一放一请,义和团即以“和平进军”的姿态进入九重皇都。有人请,即避免了牺牲;请者又是王爷与太后,这则让义和团从上到下都感受到皇恩浩荡。大烧、大杀、大抢的同时,这支“扶清”的民兵队伍也貌似恭顺地在王爷们协调下显示了几次“神拳”神力。

一是配合驻京武卫军攻打西什库教堂(北堂),前后历六十天整(6月16日—8月14日)。教堂内仅有正规守兵四十人,加上临时武装的教民若干,而围攻者却有数千之众。教堂巍然不动,义和团与武卫军则伤亡无数(仅围攻第一天的第一次冲锋,义和团即有四十八人毙命)。

二是配合武卫军围攻位于东交民巷的各国驻华使馆。围攻从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开始,到七月二十日(8月14日)结束,共五十六天。史料显示,义和团仅仅参加了围攻初期五六天的战斗。由于武器低劣,义和团团民的冲锋总是被使馆守军的排枪遏制,牺牲巨大。受挫后,义和团以火攻为主,即靠近使馆往里投掷火炬、火球。处在使馆区边缘的比利时、奥地利、荷兰、意大利使馆,遭火攻而焚毁。另外各使馆亦不同程度受损。围攻结束,各使馆死亡数为五十八人,负伤为一百三十人,伤亡总数为一百八十八人。·輧·輷·訛 而进攻一方,损失极大。武卫军“死者无虑四千人”, 义和团死伤无确数,但不会太少。因为围攻之初,义和团还迷信“神功”、“神拳”真的能让他们刀枪不入,妄目冲锋,牺牲自然惨重。

但这牺牲与“灭洋”、与“爱国”都搭不上边儿。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则是:在八国联军这支“洋军”的进犯过程中,义和团并未参加北京保卫战——在参加了最初一星期的使馆围攻战后,义和团在北京的任务主要是骚扰地方安宁;也未参加天津保卫战——除零星扰敌外,他们倒是认真扯了聂士成部武卫军的后腿。“洋军”压境后,义和团出于自保,化整为零,在京、津之郊偶有袭敌之举。这与清朝正规军勇敢而无效的抵抗,构不成“并肩作战”或“联合作战”的格局。当代史家混化军功,总想给义和团“灭洋”捞分,看来证据不足。

“灭洋”,谈何容易。但“惹洋”的任务,义和团总算完成了。

仅以焚堂灭教后又助攻各国大使馆一事论定,义和团便超额完成了招惹洋人大举入侵中国的任务。有心人如果列一张时间表,看看洋人们究竟是在哪一天才决定入侵京津的,就可以理出“侵略”与“引发侵略”的必然联系。

今天,我们固不能小看围攻一个正常邦交国大使馆的事件。

退回一百年,这也不是当代愤青所理解的“爱国行动”。因为,即便在“侵略与反侵略”的背景下,中国也是依据国际公法、国际惯例或国际关系准则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在外交关系确立的背景下,烧教堂,杀教民,戕教士,戮公使,毁使馆,不但是非人道的,也是公然的、单方面的“战争行为”。清政府假义和团之手开了一个践踏国际公法的先例,八国联军的战争罪行,是在这一铺垫基础上的借力打力。

有因有果,有罪有罚;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二、“五大臣”喋血菜市口

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仲夏,由于直隶近京各州县十万(一说二十万)义和团汇聚京师,北京城的外廓内城,大街小巷,一时间涌动起红色的人流——红头巾、红护腕、红腰带、红缨枪、红刀穗、红旌旗、红披风,再加上因为干热、因为兴奋、因为意外地扬眉吐气、当家作主而焕发的满面红光,真的让红色泛滥成帝王之都的第一流行色了。

燃烧的红色,是火。从外省烧到京城,义和团们从火焚一个旧世界中获得了破坏的快感。

流淌的红色,是血。教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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