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明月-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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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主要的攻击对象是赵兴，两个人两把朴刀，劈头盖脸的朝赵兴砍来，赵兴挥刀一割，一阵金铁交邻，地面上多了两对血泊。
那名掠阵的辽兵才摆出防御姿势，就看到赵兴提着刀从两人的夹缝中凸出，迎头一刀向他砍来，这名辽兵挥刀一挡，两刀相交，毫无悬念，辽兵刀断人亡。
战斗眨眼结束，赵兴已经摸出一块白绢，仔细擦拭着刀上的血痕，他看了看手中的刀，遗憾的摇了摇头：“可惜，一把好刀。”
眨眼间，萧氏兄弟也结束了战斗，其中一个辽兵脱出纠缠，意图扑向自己的战马，赵兴手中的刀脱手掷出，将那人钉在地上，而后赵兴笑眯眯的抬起头来，回答萧峰刚才的问题：“你刚才说什么，我一个人对付他们行吗？你不知道，我个子比他们高，手比他们长，我能打到他们，他们手还够不上我来。”
不幸的是，我手里拿的不是木棍，是一柄“三胴刀”，这种刀倭人已经测试过了，能够一刀连斩三个人。这些人拿得那种破铁刀，压根就不是对手，只是可惜了那柄好刀。
战斗中，武器并不像小说中所说的那样毫无损伤，而且终身不用维护。赵兴手中这柄刀极为罕见，但在连续砍断三柄武器后，刀身已经出现了裂纹，金属的疲劳强度已经到了极限。再用这种刀当作武器，有可能就是自杀行为，因为它随时可能断掉。
萧氏兄弟跟赵兴去过南洋，他们望着那柄刀也颇为遗憾：“可惜，老爷用一柄‘二胴刀’换了一个国家，外加一座取之不尽的铜山，却用一柄‘三胴刀’换了一个园子，这园子还是租的。”
赵兴身后，程阿珠出生山里，帮助男人收拾猎物这活，她早做过无数次，所以丝毫不为满地血泊而惊心，不过死的是人而不是动物，这让她有点手足无措，这个时候正是陈伊伊表现的时候，她以前没少干过责罚下人的活，现在立刻跳出来善后：“赶快，去把衙役唤来，告诉他们……”
“不，先布置一下现场”，赵兴截断了陈伊伊的话。
等那位被赵兴打晕的管事清醒的时候，已看到满院子的衙役，五具尸体整齐的码放在一起，尸体上还蒙上了白布。院子里到处是血迹和凌乱的脚步，这就是赵兴布置的现场。
他耳中还听到赵兴正向人解释：“我带着家眷来看园子，打算租下这里，苦读诗书以应付科举。没想到才一进园子，这五个人就扑了上来——他们要抢夺我们手里的刀，还侮辱女眷，打晕了这位领路的管家……
我们愤起反抗，无奈这几名匪徒实在中看不中打……啥，我为啥带刀而行，观察（宋代对部分低级官员的尊称），我是黄州士子赵兴赵离人，才从海外回来，海外民风凶恶，人不带刀，怎敢白昼行于路……久而久之，习惯带刀了。”
对面传来另一个温和的声音：“赵离人？你就是‘诗酒之赌’的赵离人？就是‘人生若只如初见’的赵离人吗？”
“正是在下，大人上下如何称呼？”
“我姓钱名勰，字穆父，权知开封府……好啦，离人，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躺在地上的管事动了动身子，感觉小腿传来一阵剧痛，他呻吟一声，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但紧接着，一阵剧痛让他昏了过去，耳中模模糊糊，最后听到的是赵兴憨厚的嗓门：“是钱龙图（龙图阁待制）大人，学生有礼了……学生实不知他们是何人也？我还纳闷，啥时候京师变的如此不安全……”
等到中午过后，返回家的苏轼也听到了这消息。宋代有个奇怪的法令，应试的举子如果牵扯到官司，可以在考试完后再进行审判，这条法律类似现代对人大代表的豁免法。赵兴这件事也照此处理……但实际上，这件案子已经结束。
因为案发现场是在别人家的院子，这几名辽兵首先犯了非法闯入罪、入室行窃罪，至于他们到别人园子里干什么，那还不由得赵兴说，而且赵兴咋说咋有理。
这场战斗赵兴一方并不是毫发无损，陈伊伊“溅了满身血”，“受到极度惊恐”，需要好好疗养，而程阿珠则“被撕破衣袖”，暴露出那伙人的“非礼”不轨行为。赵兴这方面还砍断了一把价值万金的好刀……可以想见战斗的酷烈。
至于说到赵兴这方面，除了管事“在打斗中被人踩断了腿”，其余的毫发无损……那只能怪五名辽兵太窝囊，五对五（加上管事、金不二），依然被人全体斩杀。
辽国使节无话可说，因为他们这一方，能够描述现场情况的人，已经永远开不了口，所以最后的结局在当天下午就已经接近完成——辽使索要一笔赔偿，以安抚死亡者的家属。但赵兴坚持在结案后再给。于是在辽使的要求下，这件案子操作结束。
由于这一案件发生在居民院中，事件双方都不愿对外张扬，结果这件事在无声无息中结束，五名辽兵的死连一个雪花都没有引起。东京市民完全不知道有这事发生，他们依旧快乐无忧的享受着自己的生活，然而此事过后，再没有辽兵敢走进赵兴的院子。这是那场凶杀案的唯一引起的变故。
赵兴的案子忙忙碌碌，耽误了苏轼一家人的午饭，等到处理完毕，晚饭时间已经到了。苏轼摸着咕咕响的肚子，无奈的望着赵兴：“离人啊，我常夸你行事稳重，你怎么就那么忍不下气呢……你我是知道的，一头小牛都挡不住你一次，你有杀他们的本事，为什么不擒下他们交给官府处理。”
赵兴叉手不离方寸，脸色平静，一点不像刚砍了三个人：“老师，有三个原因让我不得不斩尽杀绝，第一：我来自山里，山中猎户都知道，什么样的猛兽最可怕——受伤的野兽。猎户们一旦出手对付猛兽，不到它完全倒地，绝不肯上前。兽且如此，况乎人哉？”
打猎？赵兴居然将那场冲突喻为打猎，这倒让苏轼有点不适应，因为他杀的不是野兽。
赵兴接着说：“我学习的是唐手道，唐手道经常教导人：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每当你要出手时，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准备好承受动手的后果了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出手不容情，狮子搏兔也要尽出全力。
第三，我知道他们是辽人，一场冲突，双方各有各的说法，如果他们活着，自有对这个事件的描述，他说他的，我说我的，官司纠缠起来，谁知道何日是终结——我既然知道受伤的野兽最可怕，我既然准备好了承担动手的后果，那我何必留着他们那张嘴呢？
死去的敌人是最好的敌人，他们死了，在场的人只剩下我的人，当时的情况怎么样，还不是由得我说？按当时的情况看，我有大把的理由、充足的道义杀死他们，因为他们是侵入，是到了不属于他们的地盘。他们躺在我的园子，我还需要杀死他们的理由吗？”
苏轼没想到赵兴说出这番理由，他沉思片刻，觉得这番理由还很有道理，至少逻辑严谨，想要攻击这番理由，只能从圣贤书上找道理——圣贤书说要以德服人，要仁义，要给侵略者以改正的机会，让他们知道这种侵略方法不正确，下次换一种方法来侵略。
可苏轼不是迂腐的人，他想了半天，劝解的话实在说不出口，因为他知道，圣贤书上某些理由是用来害人的。
苏轼叹了口气，把刚才的话题放到一边，他问：“你打算什么时候搬家？……对了，你跟和乐楼的人很熟吗，怎么他们今日没来算账，连满房子的银器都没有取走？”
宋代的酒店到别人家里做包席，一般都会扔下一套银器，等到第二天，或者在主人空闲的时候，再登门算账，取走留下的银器。从这个风俗中可以看到宋人的朴素。
当天苏轼的宴客是由赵兴签单的。一般来说，第二天苏轼在宫里值守，和乐楼会在隔一天上门，与苏轼结账。苏轼听说了赵兴的新居是和乐楼帮助找的，但对方的人却没来跟他算账，这让他有点纳闷。
赵兴随手从怀里摸出一张账单，递给苏轼，顺手问：“老师，那些伪钱的事情怎么样了？”
苏轼摇了摇头，脸色有点不好看：“伪钱的事情倒不算什么，为师将那箱藩外铜钱呈到堂上，御史立刻没有言语……他们现在不关心伪钱问题了，有更大的事情让他们操心。”
更大的事，还有比伪钱更大的事？赵兴查根问底：“老师，那伪钱怎么算？是否要查禁？”
“不会查禁，有朝臣甚至建议：我大宋过去流出铜钱无数，现在诸藩国既然能铸造出这么精美的铜钱，不如阴使商人前去这些国家，收购这批藩钱，以解钱荒……”
赵兴已经注意到了，苏轼刚开始把那批钱称作伪钱，而后则称为藩钱。实际上，这正是金属货币的特性。
金属货币不同于纸币。欧洲的繁荣也正是因为十字军东征，掠夺回来打量的埃及金属货币，这才让中世纪经济得以腾飞。大宋繁荣至今，它掌握了亚洲诸国的铸币权，如果宋朝不限制铜钱的流出流入，它反而能利用暗中掌握的铸币权，凭空获得巨大的利益。
如果真能实现这一步，那么在与周边国家发生战争，实际上等于周边国家出钱，帮助大宋与他们作战……而这种行为，不懂经济学的野蛮人压根就察觉不出。
私钱问题解决了，赵兴看到苏轼愁眉不展，好奇的直想问，但想到他现在只是个白身，故而先由话头挑起：“昨日师尊不在，有太学生周邦彦来访……”
苏轼叹了口气：“此事我已经知道，让下人送上一些程仪吧……对了，你那一箱藩钱已经发还，回头你抬走。”
赵兴对那箱钱不屑一顾：“杂钱而已，师尊留着把玩吧……嗯，程仪，周邦彦怎么了？”
“程仪”的意思是友人送别时赠送的路费。
“走了好，走了好”，苏轼感慨说：“现在正在风头浪尖，周邦彦此时贬谪出京，未尝不是件好事。”
赵兴明白了：“原来周邦彦是听到了贬谪的风声，所以才四处活动，希望能够挽回，但显然他的努力没有成效。”
周邦彦为何会贬谪，用脚后跟都可以想出来。这厮昨晚句句不离替新法辩护，在旧党当政的情况下，这样的人理所当然的被踢出权利中心。
但显然，周邦彦的贬谪似乎与苏轼嘴中所说的那件大事不相干，赵兴眼珠转了转，继续说：“老师知道吗，昨天我封了一个眼屎大的官，迪功郎，传旨的阁长名叫童贯。”
眼屎大，苏轼被赵兴的风趣逗笑了，人一开心，说话就少了顾忌，苏轼接口说：“我倒不知道哪位宦官名叫童贯……他倒不是特意为你这个小官而来的，他是奔军器监太监而去的，军器监案爆发了，前任宰相蔡确也被卷入其中，这是件泼天大案……”
“军器监案”很复杂，后来屡经翻案。但要简单的用现代语言描述，三言两语就可以交代清楚：当时的国务总理（宰相）是蔡确，他的弟弟蔡硕是后勤装备部长（军器监太监），蔡硕希望将军队装备的任务承包出去，当时建设部（工部）不同意，但他的哥哥国务总理批条子了。
于是蔡硕任用其亲信窦长裕、刘仲昕为采购官，将伪劣产品高价采购后，装备军队……这一事件案发了。
原本，这样的事件应该官官相护，被隐瞒下来，但这是宋朝，宋朝连国务总理的贪污都不放过，这个案子随即掀起滔天巨浪，牵连的高官无数，由此引发了元祐年代的第一次政坛地震。
这是大震荡，相比之下，于国有益的外来铜钱输入，只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谁还关心那个。
李宪身为懂得军事的太监，军器监大案自然要倚重他的见识，他派出了手下所有的太监四处活动，而童贯只是其中之一，宣布赵兴为迪功郎也是顺便的事。
苏轼对这件巨贪案没有特别激烈的情绪，他反而有点心灰意冷。向赵兴详细交代了这件案子的经过后，被引到岔路上的苏轼最后才想起，他把那箱被当作证物的藩钱忘了。
但看到赵兴也完全遗忘了那箱藩钱，苏轼转念一想，几万贯的东西，根本不放在赵兴眼里，而赵兴应该分给他的红利何值几万贯，以对方的性格，定会想办法补偿他的，所以苏轼马上想开了，将那箱铜钱的归属问题丢到了脑后。
分派出送给周邦彦的程仪，苏轼看了看和乐楼送上来的账单，吃了一惊：“三十四贯，这么贵？”
三十四贯确实贵了点，汴梁城通常一桌酒席也就二两银子左右，可苏轼不想想，他们当晚吃的是什么。
不过，这价格与苏轼原先的预期相差了很多，他其实是个节俭惯了的人，当晚的酒席本打算十两银子打住，但没想到和乐楼知道赵兴在此，自然会尽出法宝，讨好这位大供应商。在赵兴的指使下，他们把许多平价菜，都换成了顶级产品，所以才有如此高昂的价格。
虽然新近得到一笔巨款，但苏轼依然有点心
